政治苦难与文学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奇葩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有过暂短一段统一外，整个社会就一直处在战乱、分裂、动荡不安的状态中。政治上的分裂与征战，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创伤，给经济造成衰退。但另一方面，长时间的分裂也打破了秦汉时期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种思想文化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虽不如秦汉时期文化那么气势宏伟，也不如隋唐文化那么辉煌，但它也发出奇异的光彩。它是联结秦汉文化与隋唐文化的桥梁，它保留和发展了秦汉文化，又产生许多新的文化现象，为隋唐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他们不仅带来劳动人口，也带来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魏晋南北朝时，在文学、史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放着一朵朵芳香美丽的花朵。文学如三国时期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东晋时的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以及极具民族特色的南北民歌。

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他是非常出色的文学家、诗人。他在汉代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开创建安诗歌的新时代。他及他的儿子曹丕、曹植，还有被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斡、应玚是建安诗人的代表。他们以生动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了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和人民的疾苦，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它主要以东汉建安（196—220年）年间至曹魏黄初、太和年间（220—233年）的诗歌为主，所以称“建安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称为“建安风骨”。

建安诗歌风格悲凉慷慨，语言古朴自然，代表作有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龟虽寿》；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七步诗》；建安七子中王粲的《七哀诗》及著名女诗人蔡文姬的《悲愤诗》。

曹操的《蒿里行》是描写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召董卓入京师，关东军阀结盟，讨伐董卓，关东军各自为政，互相残杀的史实，诗的全文是：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成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揭露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表现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

曹操的《短歌行》抒发了曹操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慨叹，又表达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和要像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旦那样治国安邦的雄心壮志。

诗中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觉得人生短暂，多少有些消极成分。在诗的结尾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混乱的现实中建立功业的艰难和诗人的坚定信心。

曹植字子建，是魏文帝曹丕的弟弟，封为陈王。他出生在战乱年代，青少年时代就有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在他的长诗《白马篇》里写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曹丕称帝后，对曹植进行压抑和打击，所以在曹植的诗中，有相当一部分表露他悲郁深沉的忧生之叹，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相传曹丕曾命令曹植在走七步的短促时间内，做好一首诗，做不成就要“行大法”。曹植随口而出：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就是著名的《七步诗》。诗中以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残，也表露了他对曹丕的不满。

建安诗人除曹氏父子外，建安七子的作品也非常出色。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七哀诗》，真实地反映了军阀混战给关中地区造成的灾难。这首诗是写他在192年避李傕、郭汜之乱，从长安南下荆州途中的见闻和感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完。(www.xing528.com)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生动地描写了饥妇弃子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建安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蔡琰。蔡琰，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她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她最初嫁给河东人卫仲道，不久卫仲道死去，她只好回到老家陈留。董卓之乱爆发后，她被凉州军的“胡兵”掳去，后又流落到南匈奴，嫁给匈奴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派使者，携带厚重礼物，到匈奴把蔡文姬赎回来。后来又嫁给同郡人董祀。

蔡文姬回来后，她用长篇叙事的《悲愤诗》，讲述了自己悲惨坎坷的遭遇。全诗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女子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长诗从蔡文姬被凉州军的乱兵所掳写起：“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揭露了凉州军的残酷，反映了被掳者的悲惨遭遇和非人的生活。接着写她在匈奴地区思念亲人故土的感情：“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当写到曹操赎她回汉，母子惜别的情景时，用“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侧，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把骨肉分离时的痛苦心情、矛盾心理活现在纸上。接着又写她回到家乡，等着她的是一片废墟和寂寞孤独。最后写她再嫁董祀，有了一个归宿，“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但是“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在封建礼教下，有着她这种经历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无可奈何，她只好“怀忧终年岁”了。《悲愤诗》也是一首具有强烈感人力量的抒情诗。

两晋时期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西晋左思的《三都赋》有“千秋绝唱”的美称。左思，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他博学多才，文采出众。他的妹妹左芬也非常有才华，被晋武帝选入皇宫为嫔妃。左思也迁居到洛阳，做秘书郎。经过十年耕耘，终于写成《三都赋》，即《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他是模仿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写的，但它的内容丰实，辞藻华丽，与班、张二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赋代表了当时赋的最高水平。

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诗坛上又出现一位伟大诗人，他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后又改名潜，浔阳紫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年轻时，宅旁有五株柳树，因此自号“五柳先生”。四十一岁时，曾任彭泽（今江西彭泽）令，后人也称他“陶彭泽”或“陶令”。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官僚的地主家庭，少年时家境已很贫寒。为了解决家庭生活问题，他曾几次当官，先后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但他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南朝初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门阀大族对官职的垄断，权贵们的明争暗斗，使他对仕途心灰意冷。再加上他深受玄学影响，娴静少言，不慕荣利，既不肯随波逐流，与世俗同流合污，更不愿向当权者献媚求荣。在他任彭泽令时，郡的属官“督邮”前来督察，县吏要他整衣束带去恭迎。陶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田园诗人陶渊明

他决不肯对那些官僚卑躬屈膝，愤愤辞官而去，从此过上隐居的生活。在归途中，他写了《归去来兮辞》，来表达自己的心意。诗中写道：“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就是说，富贵不是我的本愿，仙境也不可企及。只盼望有个好天气，以便孤往独游，或者进行耕耘，登上东面田边高地舒气长啸，在清水边赋诗咏志。

自从陶渊明归隐后，他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做个农夫，一面写一些诗。他的诗大都是描写如画的农村风光和质朴的劳动生活，被后人称为田园诗。他的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归园田居》之三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他在乡间真正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不求名利的幽静生活，他在晚年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桃花源记》，他虚构了一个人人丰衣足食，不纳赋税，人人参加劳动，劳动所得也全归自己所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富裕、和乐、安宁的理想社会，这是陶渊明对黑暗的现实社会不满的反映。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从他以后，田园诗不断发展，到唐代便形成了田园山水诗派。

在魏晋南北朝时，民歌也相当盛行，著名的有建安时代的《孔雀东南飞》、北朝的《敕勒歌》《木兰辞》。

《孔雀东南飞》也称《焦仲卿妻》，是长篇叙事诗，三百五十多句，一千七百多字。它详细地描述了在封建家庭中发生的一个爱情悲剧。这首长诗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给予有力的鞭挞，对焦仲卿夫妇给予深厚的同情。诗的结尾写了焦仲卿与刘兰芝合葬，在树林中有一对鸳鸯相向而鸣的情景，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爱情生活的向往。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社会、民族与自然环境的不同，民歌的风格也不同。在南方，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民歌也显得绮丽清新，绝大多数都是描写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爱情的，细腻优美。如《采桑度》：

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

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

北方民歌由于胡汉民族的融合，则表现出奔放、雄建、质朴而又爽朗、活泼的特色。鲜卑族的《敕勒歌》最具特色。它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短短的二十七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了风景如画的大草原，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放牧着成群的牛羊，体现了北方民族粗犷的性格。

《木兰辞》是北方民歌的杰作。它描绘了一位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女英雄木兰的形象。这首民歌热情地歌颂了一个热爱劳动、坚定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又鄙视功名利禄的爱国妇女形象，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敬。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也是大放光彩。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不论是胡族统治者还是汉族统治者，都企图利用历史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尤其是这一时期私人写历史的很多，也涌现出许多史学名著。其中名列二十四史的正史有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刘宋范晔的《后汉书》、南齐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和北齐魏收的《魏书》。此外还有其他著名史书，如东晋袁宏的《后汉记》、常璩的《华阳国志》、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都称得上史学名著。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和史学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吸收了各民族外来文化的精华，表现出色彩纷呈、百花齐放的特点，为隋唐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