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探索：孝文改革与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他的祖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走出茫茫大森林，凭借本民族的勇敢和剽悍，挥鞭南下，统一了地域辽阔的北方，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面对广阔的地域，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明程度高的汉族及其他早已进入中原、基本上汉化的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对他们进行统治，这是摆在北魏统治者面前最现实而又最挠头的难题。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理天下，靠军事武力只能统治一时，但决不能长久。北魏政权的出路何在？拓跋焘的后代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到冯太后和孝文帝执政时期，探索出一条走封建化、汉化的改革之路。因为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都发生在孝文帝在位期间，所以历史上习惯称为“孝文改制”或“孝文改革”。

北魏统一北方后，北魏的统治极不稳定。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在北魏前期，也实行胡汉分治的政策，他们称拓跋鲜卑为国人，作为统治民族，高人一等，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歧视和压迫。他们被强行迁到北魏统治中心平城附近，对他们实行严峻的军事统治。许多人沦为拓跋贵族的奴隶，强迫从事农耕和放牧，有的被强迫当兵，充当拓跋统治者征战的炮灰。作战时，鲜卑兵在后面督战，让别族人打先锋，用鲜卑骑兵驱赶别族的步兵，许多人不是被敌人打死的，而是死在鲜卑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据统计，从拓跋珪攻占中山到孝文帝改制的九十年中，有记载的各族人民起义就超过七十次。参加的民族包括除拓跋部外的所有民族，民族斗争的特点十分突出。其中最大一次起义是发生在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发动的起义。

445年，盖吴聚众在杏城起义，立即得到屠各、氐、羌等各族人民的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人。拓跋焘派长安副镇将拓跋纥率兵征讨，拓跋纥战败被杀。盖吴自称天王。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地区的蜀族领袖薛永宗起兵响应，攻占闻喜（今山西闻喜）等地，与盖吴东西呼应。起义军攻占了北魏军事重镇长安，引起拓跋焘的极度恐慌。他招集各路人马，倾仓倒库，亲率大军征讨，也屡战屡败。最后他征集敕勒骑兵，并勾结地方豪强，先打败薛永宗，然后集中兵力，进攻盖吴。盖吴失败，起义坚持近一年，给北魏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改变统治政策。

民族矛盾只是北魏前期各种矛盾中的一种，它是拓跋鲜卑落后生产关系与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拓跋鲜卑是五胡中进入中原最晚的一个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它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十分的落后。随着不断的南迁和与汉族文化的接触，才逐步地迈进文明社会的大门，进入奴隶制社会。这与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距离还十分大，他们也不可能像他们征服中原那样，一下子就进入封建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一种社会形态进入另一个社会形态，需要一个很漫长的阶段和过程，无论你是统治民族还是被统治民族都一样。拓跋鲜卑武力征服中原后，很自然地就将他们落后的生产关系带到中原，使中原地区奴隶大增，社会出现倒退。

北魏政权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朝廷设有专门机构“龙牧曹”，掌管畜牧业生产，设“羽猎曹”主管狩猎，这是一种社会落后的标志。北魏每次对外征伐，都带有鲜明的掠夺性质。

骑马武士俑　北魏

北魏在征伐取得胜利后，每次都把俘获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作为奴隶，赏赐给文武百官。拓跋珪时曾明确规定，赐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一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其实际数目远远超过这些。当时鲜卑王公贵族、汉族地主及寺院僧侣地主，都拥有大量奴隶，这些奴隶除从事家务劳动外，相当一部分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管理，王侯以下家里都设典师，就是奴隶总管，监督管理奴隶。

奴隶的大量存在，这对中原先进的封建文明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严重地阻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他们重视畜牧业，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北方大地到处是萧条荒凉的景象。

在北魏前期，拓跋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虽然拓跋统治者自进入中原之日起，就认识到与汉族联合的重要性，开始拉拢和重视汉族地主。但北魏政权毕竟是以拓跋族为主体的胡汉联合政权，汉族地主始终处于次要的、被动的地位。这些汉族地主的传统地位比过去有明显的下降。他们不甘心这种处境，他们要抗争，这样就必然会触犯拓跋贵族及皇权的利益。拓跋贵族和他们的皇帝就要对汉族地主进行打击。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最大一次冲突，是拓跋焘对崔浩及北方大族进行的大屠杀。

崔浩出身于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的名门大族，他和他的父亲崔玄伯都是北魏前期朝廷重臣，是汉族地主在北魏政权中的代表。他们虽然不掌握军队，没有军权，但他们也都进入了北魏政权的中枢机构，参与朝廷机密。早在拓跋焘做太子时，他就是太子的老师。拓跋焘继位后，崔浩官居司徒，是皇帝的第一谋主。他学识渊博，谋略出众，深深地得到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和太武帝拓跋焘的赏识和重用。尤其是太武帝拓跋焘，对崔浩几乎是言听计从。

拓跋焘曾下诏给有关部门：凡是军国大事，如果你们决定不了，就先问问崔浩，然后再实行。

崔浩在北魏政权中，无论是行军打仗，开疆拓土，还是管理朝政，治理国家，都是尽心尽力，屡立奇功。那么这么一个名声显赫，功著当世的人为什么会被杀呢？

北魏的历史书上说，崔浩被杀是因为写北魏历史，在写拓跋部祖先时，据实直书，无论好坏，写得非常详尽真实。写好后，又把国史内容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平城南郊的祭天神坛东侧，方一百步。由于工程浩大，动用三百万劳动力才完成。石碑排列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来往行人见到后，议论纷纷。拓跋贵族认为这是有意暴露他们祖先的丑恶，非常气愤，不断向拓跋焘诋毁崔浩，拓跋焘一怒之下，杀死崔浩及其全家，并且还诛杀了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今河北涿县）卢氏、太原（今山西太原）郭氏、河东（今山西夏县）柳氏等家族，被杀的人将近千人。

难道这近千人的血案真的就是由于直笔写史犯忌而触怒皇上而引起的吗？其实则不是这样的。只要细细翻看史书，就不难发现，修史犯忌只是杀崔浩的借口，其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以崔浩为首的汉族地主与拓跋贵族争权斗争的结果。

崔浩写北魏历史是经过太武帝拓跋焘允许的，这也是拓跋焘多年的心愿。从拓跋珪称帝，到拓跋焘在位的太平真君年间，北魏建国已有五十年，但一直没有一部像样子的国史。对这件事，拓跋焘耿耿于怀，寝食不安。他急需有人给他写一部国史，来颂扬他东征西讨，扫灭群雄，统一北方的丰功伟绩。他下诏令崔浩组成班底，进行修史，并明确要求他们直笔，就是照实写。既然你要求人家直笔，怎么会出尔反尔，因人家直笔而大开杀戒呢？再说，崔浩虽然是修史的总负责人，但大部分写作都出于高允之手，那为什么不杀高允呢？所有这些都说明，拓跋焘要杀以崔浩为首的北方大族，修史只是借口而已。

北魏前期，国家的真正权力始终牢固地掌握在拓跋鲜卑贵族手中。他们虽然重用汉族地主，但前提是不损害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崔浩自恃才华、谋略和拓跋焘对他的信任重用，有些忘乎所以。他曾经推荐冀州、定州、相州、幽州的士人数十人，开始任官就让他们做郡太守。太子拓跋晃很不满意，他对崔浩说：“从前征召的士人，也都是州郡的才学之士。这些人担任现在较低的职务已经很久没有迁升，他们的辛劳还没有得到报答，应该让他们出任郡守、县令长，以刚刚推荐的新人接替空出的职位。郡县官员是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应该由长期任官而有经验的人来担任。”

崔浩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太子发生争执，最后还是把他推荐的人派到各郡去任职了，这使太子拓跋晃心里很不高兴。中书侍郎高允知道这件事，对别人说：“崔公恐怕要难免遭受大祸！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竟然与太子对抗，这怎么可以呢？”

在崔浩思想中，他极力想恢复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在北魏这块领土上，划分士族和庶族，把汉族士人提高到西晋及南朝的那种地位，享受各种特权，高高在上。这是鲜卑贵族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崔浩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伤了鲜卑贵族的利益，他们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拔掉他。在这种势力影响下，拓跋焘才将崔浩等人杀死。

崔浩被杀事件说明，在北魏政权中，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矛盾很深，拓跋贵族中反对汉化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这势必加剧民族矛盾，妨碍民族间的融合，阻碍北魏社会的进步。

直到孝文帝时期，北魏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拓跋部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民族危机，如果再用旧有的制度和方法去统治，将有亡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冯太后首先举起改革的旗帜，使北魏迅速走上封建化和汉化的道路。

冯太后像

冯太后出身于汉族官宦家庭，自幼因父罪被没入宫。她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通过不断努力，从一个地位低下的罪人之女，一跃而成为天下之母。当高宗拓跋濬死后，太子拓跋弘年仅十二岁，冯氏被尊为太后。她为了北魏政权，挺身而出，诛杀野心勃勃的丞相乙浑，临朝称制，就是代替皇帝行使皇权，掌管了北魏的朝政。

献文帝拓跋弘长大后，冯太后曾一度还政给献文帝，献文帝执政几年，在他18岁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5岁的儿子拓跋宏，也就是孝文帝，他自己做上了太上皇，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辅佐年幼皇孙，掌管朝政。

在冯太后执政期间，她实行一系列封建化改革，首先是实行俸禄制。

俸禄是中国古代历朝政府给予官吏的经济报酬，用以保证他们的生活，就像今天的工资一样。在古代，官吏的俸禄大多以实物、土地和金钱来支付。自从北魏建国以来，官吏一直没有俸禄。在战争年代，朝廷按照官吏军功的大小和官位的高低，分发战利品，以解决文武百官的生活费用。战争结束后，无处抢掠财富，北魏的官吏们就用贪赃枉法来获取财物。北魏前期官吏贪污成风，朝廷是屡禁不止。

战时的掳掠，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加深了北魏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北魏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困难。北魏朝廷对官吏的贪赃枉法，搜刮民财曾多次下令严惩。早在文成帝拓跋濬时，就下令禁止官吏贪污，规定犯赃绢十匹以上的处死刑。到献文帝拓跋弘时，下诏：“所有文武百官，凡接受属下一只羊或一斛酒的，全部处以死刑。行贿的人与受贿的人同罪。如果有人检举尚书以下官员的贪污受贿罪行，在免除被检举官员的职务之后，由检举人接替。”

雍州刺史张白泽劝阻献文帝说：“你这样不行啊！接受一头羊，一斛酒，便处死罪，谁还能和你共治天下呢？最好的办法是模仿过去的制度，实行‘班禄’，给了俸禄，还贪污，再治罪也不迟。”

献文帝觉得张白泽的话有道理，便停止了酒羊之罚，但“班禄”制还没有实行。

贪污之风越演越烈，官吏对百姓的搜刮越来越狠，已严重地危害了北魏政权的统治。一味地严加惩罚，而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生活来源保障，是行不通的。冯太后执政后，为了扭转这种腐败现象，于484年（太和八年）下诏：“设置官吏，颁发俸禄很早就已经实行。自从中原战乱，这种办法中断了。我遵循古代传承下来的典章制度，改变现在的状况，开始恢复俸禄。”并下诏规定，俸禄制度从当年的十月份开始实施。

俸禄制在汉族政权中是一种必须实行的制度，也是顺理成章、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实行起来，却要费一番周折。在北魏政权中，以鲜卑大贵族淮南王拓跋它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实行俸禄制，他们请求皇帝停止给百官俸禄，即“断禄”，保持拓跋部野蛮掠夺的遗风。冯太后召开大会，让大臣们公开辩论是否实行俸禄制。以汉族地主高闾为代表的改革派坚决主张实行俸禄制。

这场辩论的结果，高闾一派取得胜利，俸禄制开始实施。在实行俸禄制的同时，也规定官吏贪赃绢一匹以上的处死刑，枉法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

俸禄制实行后，冯太后派出使者到各地巡视，纠察弹劾地方官的贪污行为。不久便查出贪赃枉法的四十多个官吏，被处以死刑。秦、益二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刺史李洪之，自以为自己是外戚，他自称是皇帝的舅舅，贪赃枉法。冯太后下令，把李洪之押送到平城，召集文武百官全都到场，观看她亲自审讯案犯。冯太后一条条地宣布李洪之的罪状，最后处以死刑。这是发放俸禄后，第一个因贪污受贿罪被处死刑的。

冯太后实行的第二项改革措施就是实行三长制，就是对北魏地方基层组织实行改革。

北魏自建国以来，地方县以下一直没有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就像我们今天农村的乡、村这些基层组织一样，而是实行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自从十六国时期以来，北方战乱不息，旧有的一套乡、里等基层组织都已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坞壁的出现。这些坞壁主就理所应当地成了地方的头头。这些坞壁势力很强大，拥有大量的佃客、部曲和荫户，他们合百家为一户，千人共立一个户籍，大的甚至控制上万户。北魏政权建立后，曾想把中原的坞壁主强行迁到平城周围地区，以削弱他们的力量，便于控制，但遭到坞壁主的强烈反抗，只好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政府向坞壁主采取安抚妥协政策，把坞壁主改为宗主，承认他们对本乡、本地区的统治权，并把它作为北魏政权的基层组织，各自督护所统属的民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和赋役的征发。(www.xing528.com)

在宗主督护制下，一户往往包括三五十家，户主即宗主向朝廷交纳租调，计租粟二十石，调帛二匹，絮二斤，调外帛一匹零二丈，叫做“常赋”，此外还有“杂调”。这些租调都由这三五十家负担。如果是平均负担，还不算沉重，但那些大户根本不出租调，都由穷苦的劳动人民来负担，使他们更加贫困。而北魏政府所获得的收入也不多，大部分钱财都落到宗主手中。

随着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北方的统一，这种基层组织越来越不适合政权的发展，尤其是宗主大量荫庇户口，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发，政府与宗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485年（太和九年），冯太后采纳内秘书令李冲的建议，改革“宗主督护”这一鲜卑旧俗，实行三长制，建立新的地方基层组织。

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一邻，设一邻长；五邻为一里，设一里长；五里为一党，设一党长。挑选乡民中势力大又有办事能力的人担任三长，担任邻长的民户免除一人的差役，担任里长的民户免除二人的差役，担任党长的民户免除三人的差役。三长大部分都由过去的宗主来担任，大户分成小家，三长也直属于州郡，他们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

在实行“三长制”的时候，北魏大臣们有不同意见，冯太后亲自召集文武百官，对这件事进行讨论。

冯太后在改革派李冲等人的支持下，克服了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干扰，终于废除了宗主督护制，实行了三长制。

三长制的实行，清理出大量被荫庇的户口，使国家编户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政府有了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在冯太后实行的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改革是实行均田制。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比较完备的土地制度，它始于北魏，经历北齐、北周、隋、唐，推行近三百年，意义十分重大。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之前，土地占有情况是这样的：国家占有大面积土地。一部分是京畿地区拓跋部的故乡，后来扩大了，成为北魏的根本。这些土地上，有牧场，有农田；在这些土地上从事畜牧和耕种的，是被征服的各族人民，被强行迁到这里，被称为“新民”，他们的身份相当于牧奴或农奴。国家另一部分土地是中原地区因战乱，百姓走死逃亡而荒芜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在国有土地存在的同时，还有大量的私有土地。私有土地主要是贵族、僧侣和地主占有的土地。此外还有少量的个体自耕农的私有土地。

北魏统一北方后，拓跋部也逐步地由游牧民族转变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农业生产成为北魏政府的根本，政府开支和运转完全靠农业来维持。而拓跋贵族和汉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向国家纳赋税的自耕农却纷纷丧失土地，成为流民或投靠大地主门下，成为依附农民，即佃客。这不仅影响国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也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造成各族人民的贫困化，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动摇统治基础。土地问题已成为北魏政府必须解决的最急切的问题，政府必须对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加以限制，维持自耕农的数量和地位，以保证租调的征收。在这种形势下，均田制应运而生。

485年（太和九年）十月，给事中李安世向冯太后提出了均田制的设想，被冯太后采纳，遂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均田制。

均田制规定：不分胡汉，男子十五岁以上，政府授给露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如果是二年休耕一次的土地，则加倍受田（男子八十亩，妇女四十亩），三年休耕的加两倍受田（男子一百二十亩，妇女六十亩）。奴婢和平民一样受露田，奴四十亩，婢二十亩。耕牛一头受露田三十亩，限四头牛，其余的不给。此外，男子受桑田二十亩，桑田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新受桑田必须在三年内种完，否则，收回不种之地。不宜种桑的地方，男子受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奴婢也和平民一样受相同数量的麻田。对新建住宅的，三口给宅田一亩，奴婢五口给宅田一亩。此外，还规定老小残疾者受给男子受田数量的一半。寡妇受田与一般妇女相同。

对于政府受给农民的土地，除桑田为世业田，可以成为私有，代代相传，不用交还，还可以买卖。其余的土地到七十岁，丧失劳动能力或本人死亡后，需要把所受的露田和麻田交还给政府。此外还有诸多详细规定。

均田制的实行，由于奴婢和耕牛都受田，明显地有利于大地主阶级，并且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大地主对部分土地的合法占有。均田制不可能是平均分配土地，但它对大地主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对于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也能够依照法令规定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生活有了相对保障。自耕农数量增加，政府的赋税也就增加了。均田制使各族人民都成为统一田制的编户齐民，加速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进程，使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确立。均田制将拓跋部、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都安置在土地之上，从事农业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互相接触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实行均田制之后，冯太后又实行新的租调制。486年（太和十年），冯太后下诏，规定家中有一对夫妇的，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年龄在十五岁以上未婚的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也各纳相当于一夫一妇所交租调数量。如果是麻布之乡，则不纳帛而纳麻布一匹。

耕地图　北魏

新的租调制是与均田制相适应的。因均田制是以成年男女为受田单位，所以租调征收也把过去的户改为以一夫一妇为单位。新的租调制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有利于从大族那里争夺荫附的人口，使向政府交纳赋税的对象增加。北魏政府虽然降低了赋税标准，但纳税的人数量增加了，北魏政府的实际收入还是大大地增加了。冯太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进程。冯太后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和改革家，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490年（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孝文帝元宏亲政。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有作为的君主，有着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继承祖母冯太后的遗志，在冯太后实行的改革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改革。

孝文帝实行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迁都。

北魏当时的首都是平城，这是适合拓跋鲜卑早期经济特点而选择的，它适合于拓跋鲜卑的游牧经济。平城地处西北边塞，气候寒冷而干燥，土质瘠薄，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差，难以满足北魏朝廷和京城居民对农产品的需要。如遇灾年，平城一带所需要的粮食就要从中原运去。而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运输起来很困难。因此，从经济方面考虑，迁都势在必行。

中原大地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塞上新兴的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都因条件不成熟而没有实现。从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到孝武帝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时过境迁，北方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北魏已不再是偏居一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它统一了北方，它所统治的地区扩大，统治的民族增加，尤其是中原广大汉族人民，文化先进，经济发达。如果还把政治中心放在西北一隅的平城，中原广大地区就难以控制。另外，平城作为拓跋鲜卑的根据地，拓跋贵族的守旧势力和浓厚的民族传统习俗，不利于鲜汉地主的合作，从而直接影响北魏政权的巩固及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北魏政权要发展，要统一全国，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就必须把都城迁到先进发达的中原地区去。在这种形势下，孝文帝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迁都洛阳。

实行迁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拓跋贵族留恋他们所熟悉的生存环境，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成迁都。孝文帝为实现他迁都的计划，不让太多人知道迁都，他不得不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他只与少数心腹商量这件事。他对任城王拓跋澄说：“我现在想做的事，明知并不容易。我们国家兴起于东北，又迁都到平城。但这里只适合武力开疆拓土，而不适合文明治理天下。如今需要变革风俗习惯，在这里很难实行。因此，我想利用大军南征的形式，达到迁都中原的目的，你以为如何？”

拓跋澄说：“陛下打算把都城迁到中原，以便经略四海，扩大疆土，这正是周王朝和汉王朝兴盛的原因。”

493年（太和十七年）秋，孝文帝亲率步骑兵三十万，声言大举南伐。大军来到洛阳，洛阳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文武百官看着阴霾的天气，泥泞的道路，心情非常沉重。他们不愿意南征，前途凶吉难测。九月的一天，孝文帝全副武装，骑在马上，手执马鞭，下令三军向南进发。文武百官来到马前，跪在泥地上，叩头阻止进军。孝文帝满脸怒容，对他们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些人屡次阻挠我的大计。杀人的斧钺有使用的常规，不要再多说了，以免触犯军令！”

安定王拓跋休仍然跪在那里，流着泪进行劝阻。孝文帝改变了口气，对大臣们说：“这回出兵，声势浩大，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我们的先辈世世代代住在北方，我一直想南迁中原。如果停止南伐，就应当把都城迁到这里，你们以为怎么样？同意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鲜卑贵族实在不愿意冒生命危险南征，只好同意迁都了。孝文帝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平城，做留守平城官员的思想工作。

孝文帝的迁都在平城引起强烈反响。当拓跋澄向留守平城的官员宣布迁都消息时，立即引起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许多人痛哭流涕，有的人甚至表示至死也不离开平城。拓跋澄耐心细致地解释迁都的好处，仍有不少人反对。第二年，孝文帝亲自回平城去说服他们，才使多数人服从了迁都的决定。但仍有少数反对派顽固到底。496年（太和二十年），鲜卑大贵族穆泰、陆叡，阴谋在平城建立一个与洛阳相对抗的政府。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也不适应中原的环境和气候，在反对派的怂恿下，想从洛阳逃回平城去。结果失败，拓跋恂被废后赐死。孝文帝的迁都计划冲破层层干扰，终于实现了。494年（太和十八年），正式迁都到洛阳。不过洛阳城的重新修建，直到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元恪时才完成。

孝文帝迁都路线示意图

孝文帝把都城迁到洛阳，这使鲜卑族彻底地被汉族文化所包围。为了缩小鲜卑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距离，加强鲜汉民族间的沟通，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494年，孝文帝下令禁止穿鲜卑服装。鲜卑族作为游牧民族，服装与汉族不同。他们的服装主要是便于骑马射猎。男的穿紧身短衣服，并且衣服的大襟向左侧，汉族是向右侧。妇女穿夹领小袖短衣，这与汉族宽袍大袖所不同。孝文帝为使鲜卑族与汉族更接近，下令禁止鲜卑族再穿这种鲜卑服装，改穿汉人服装。民族的服装是一个民族的特色标志，他们不愿轻易改掉这种特色，所以，孝文帝以诏令的形式让鲜卑民族穿汉人服装，但仍有一些人穿鲜卑服装。

为了便于与汉族沟通，孝文帝下令禁止说鲜卑话，改说河南洛阳话。语言是人类交往的重要工具，鲜卑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拓跋鲜卑的特点是多音，与汉语完全不同，这就给鲜汉民族间的交往和社会生活带来许多障碍。在朝廷上，鲜卑官员说鲜卑语，汉族官员说汉语，无法交流，只好设翻译。一个落后民族要想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必须先学习这个民族的语言。所以孝文帝果断地禁止鲜卑人再说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他规定，凡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因为长期习惯用鲜卑语，不容易立刻改过来，可以不要求马上改变语言。三十岁以下并且正在朝廷任职的人，必须立即改说汉语，否则贬降或罢黜他的官职。

孝文帝在改革服装、语言的同时，还把鲜卑人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鲜卑人的姓与他们的语言有关，由于鲜卑语多缀语，所以鲜卑人多复姓，这在交往上有许多不便。孝文帝下令改复姓为单姓。把北魏初期所统部落的一百一十八姓全部改为单姓。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拓跋宏便改为元宏。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等。

在改姓氏的同时，孝文帝还命宋弁重新核定诸州士族，重新确认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把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定为国姓，与汉族大族崔、卢、王、郑四姓地位相同，都为甲族，从此，鲜卑贵族也封建门阀化了。他们的属籍，孝文帝规定，从代北迁到洛阳的人，都改原籍为洛阳，他们都成了洛阳人，并且死后也不准归葬平城，而一律埋葬在洛阳北面的北邙山上。

孝文帝为了拉拢汉族大族，积极主张鲜卑贵族与汉族大族通婚，他带头娶洛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谅四姓女儿为妃嫔，并令他五个弟弟把已娶的鲜卑正妃降为侧室，分别为他们娶了汉族大族的女儿为妻。这样，通过婚姻纽带，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地主结为一体，民族矛盾渐渐消失。

孝文帝还重用汉族地主，改革官制，修订法律，尊孔崇儒，恢复汉族传统礼乐制度等等。经过一系列汉化改革，加速了鲜卑民族的进步，北魏政权更加巩固，各民族间的融合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