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史话：初萌到春殇的历程

从1952年至1966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努力探索，试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教育模式，沈农也在探索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据《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记载，我国研究生教育自1953年起，就有比较周密的计划和安排。执行的上级文件是1953年颁发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从招生、培养、学制、课程、教学、论文及科研、待遇、分配，都做了规定。比如招生，“从1953年—1955年招收的研究生主要是由高等教育部选派或单位推荐审查录取。1956年开始招收副博士，1957招收四年制研究生”^[10]。报考研究生的条件是：“高等学校的助教、毕业生经中央高等教育部选派者；高等学校毕业（包括二年以上的专修科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由中央一级机关、团体调派，经中央高等教育部财政部同意经考试及健康检查合格者”。1956年，招生条件又有所变化：“1.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有两年以上科学技术工作、教育工作或其他与科学有关的实际工作经验的；2.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未参加实际工作或工作不满两年但学业或工作成绩优异的；3.未经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经科学机关、高等学校或本人工作部门证明确实具有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的水平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的。入学年龄放宽至40岁，一般应该是35岁以下”。

关于培养，文件要求教研组（室）是培养研究生的基层组织。研究生的学习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进行，指导教师由教研组（室）选定教授或副教授担任。研究生的培养计划，由指导教师根据不同专业及修业年限拟定，经教研组（室）通过，教务长同意，校（院）长批准，并报中央高等教育部备案。

关于学制和课程，一般由政治理论课、外语和专业课组成。以农学土壤专业为例，当时土壤专业研究生学习的课程有：达尔文主义、土壤学、土壤发生学、土壤调查及制图、地貌学、土壤化学分析、土壤微生物、土壤地理、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等。

关于待遇，教育部发出《关于调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工资及学生人民助学金标准的通知，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全部享受人民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2元人民币，研究生每人每月25元。1956年以后，按照《全国高等学校研究生人民助学金标准问题》文件规定，每人每月发给45元，凡是参加工作两年以上的研究生，不论几年制，可按照原工资的80%发 （折算结果不足45元的可按45元发给）。这个新的标准自1955年起实行。

沈农一直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的文件。

在研究生毕业年表上，有4名研究生毕业于1959年，导师分别是陈恩凤、唐耀先、杨守仁和吴友三。这几位研究生入学时间是1955年。这一年，全国因开展反右斗争，多数院校停止招收研究生。据《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统计，这一年农业院校入学的研究生全国只有8人，在校人数为183人；1958年招9人，在校生仅为84人；1959年招收91人，在校人数147人。而沈阳农学院1955年招收的研究生，直到1959年才毕业离校，因为“拔白旗”和“反右派”斗争，这些研究生没有发给毕业证书。其中陈恩凤和唐耀先的研究生孙汉中，1983年1月才写信给沈农，请求补发毕业证书。

从1952年至1957年，全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两次思想改造运动，一次是1952年的思想改造，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2年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深入进行，全校师生都热衷于建设家园的热潮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6年肃反运动中，徐天锡教授成为重点，但沈阳农学院核心组1956年9月27日上报沈阳市委的处理意见是“不予任何处分”。1957年5月20日，中共沈阳市委肃反领导小组打印了《关于徐天锡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沈阳市委的政策水平就在“同志”两个字上凸显。

1957年反右斗争，沈农划出右派55人，还有极右分子19人。这19人，占教师总数的6.08%。沈农的研究生导师和学生无人划为右派。

但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沈农开始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全校共选出7杆“白旗”，其中就有徐天锡、吴友三、杨守仁、谭其猛。拔“白旗”运动中，徐天锡成为农学系批判的重点。

1958年8月25日，《沈阳农学院》校报头版头题《徐天锡教授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农学系大字报摘要》，1958年12月7日，又一篇整版文章《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而斗争——农学系教工大字报》。这两篇文章有这样的内容：“徐天锡先生的‘玉米套种大麦’为什么一开始就能在150亩地的大面积上试验呢？”这一问的矛头指向就是张克威。“……长期以来，在所谓照顾专家、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之下，实际上只有迁就、放任，而没有教育改造。因此助长了这些人的唯我独尊的嚣张气焰，使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目空一切……”“徐天锡先生也是刚刚被批判不久，可是，却从农学系副主任晋升为教研室主任了。”

沈农之所以在校园里矗立起张克威的铜像，是因为这位内行的领导者懂得尊重人才。他顶着被批判为右派的压力，在肃反运动内查外调尚无结论时，将徐天锡提升为二级教授，又将徐天锡、杨守仁、吴友三、谭其猛等一批“唯我独尊”的教授们的“嚣张气焰”维护起来。这些为知己者死的知识分子们就为沈农“啪”的一声立起了“鸡蛋”。

继1957年反右斗争后，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11]为落实中央的决定，高等农业院校也开始大上快上。“高等农业院校由1957年的28所增加到1958年的96所。学生人数由1957年的33823人发展到1958年的58192人。”^[12]“仅1958年一年，辽宁省中等农业学校便由1957年前的4所增加到47所。”^[13]同年，党中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一切农业学院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与实际结合。农业学校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入学”。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了《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提出：“所有现在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举办，使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并决定“高等农林院校师生下放劳动一至二年”^[14]。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订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高等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61年9月，落实《高教六十条》后，开始甄别，沈农党委书记梁秋代表党委在大会上报告，宣布“拔白旗”的做法是不对的，向全院重点批斗的14名影响较大的教师赔礼道歉。这一年沈农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是陈恩凤教授。徐天锡、龚几道、谭其猛、杨守仁4位导师招收了5名研究生。

杨守仁先生的研究生王淑敏的《依依情深 悠悠缅怀》^[15]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培养研究生的严苛。

王淑敏：“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做的论文题目是“籼粳稻杂交种结实问题的研究”。在杨老师的指导下，首先查阅了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了解水稻的起源、演变，两大亚种的亲缘关系，二者有细胞遗传和形态生理的明显差异，因此，能否选取有代表性的试验材料就成为试验成败的关键。为此既要对不同品种和稳定品系第等几千份材料做石碳酸试验来认定籼粳类型，又要从形态生理方面进行鉴定。试验材料确定后，试验的工作量很大，如测株高、数分蘖数、观察叶色、量叶长宽等。为了研究花粉有效率和结实率的关系，要在水稻抽穗扬花前取花粉粒在显微镜下观察。抽穗时挂纸牌标明出穗日期，以7月末至8月中旬抽穗的稻穗进行考种，再对其数据进行计算、整理等。以上工作看似烦琐，但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得到可靠的数据，为科学的结论打下坚实的基础。”王淑敏的毕业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她的论文得到了专家和其他老师的好评。

谭其猛先生的研究生鲁文杰教授对导师严格要求记忆犹新。他说，那是“一件使我们终身都不会忘记”的往事。

鲁文杰：“当时我们蔬菜育种的基地选在哈尔滨。谭先生要求毕业论文必须采集3年的数据。可就在我们要毕业的那一年，哈尔滨遇到冻害，花全冻死了，没能取得试验数据。如果不提交毕业论文，我们几个都不能按期毕业。没入学前我们的工资是62元，入学后，工资停发只享受30元的助学金。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我们还觉得，这不过是学生的毕业论文，又不是正常的科研，有了两年的数据应该可以了。

“我找谭先生商量这件事。谭先生听了我的话，表情凝重地说：‘我讲我的意见，不行！要完成论文必须要有3次完整的数据。唯一可以改变的是再布置一次试验，春天杂交，暑假前调查受精率、坐果率的数据，用于论文。原来的教学方案不能变。’他看出我的难色，继续说：‘我为什么不同意？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毕业论文不是简单地写篇东西，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培养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和科学精神。如果在学期间养成没有数据就写论文的习惯，那就没有办法完成以后的科研。

“谭先生的这番话，让我们安下心来，重新布置科研，守在地里，直到取得数据才完成毕业论文”。

谭先生的这两位研究生毕业后都成为普通遗传育种学的主讲教师，后来又分别出任北京农学院副院长和沈阳农学院教务处处长。他们把谭先生的严谨变成培养一批又一批学子的制度传承下去。

从1957年到1961年的教育大发展中，全国研究生教育是唯一萎缩的层次。1960-1962年，沈农没有研究生毕业。这是研究生教育第一次暂停招生，但是时间很短。

1962年4月24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1962年招收研究生问题的通知》，要求首先做好本年的招生工作，认真遴选研究生导师，切实保证招生质量，宁缺毋滥。并决定，从1962年开始，在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以前，通过各招生单位审查考试，先将优秀的毕业生选作研究生，研究生指导教师须报经教育部审核后方可招生。这一年，沈农6位导师吴友三、张际中、陈恩凤、龚几道、杨守仁、赵仁镕招收了9名研究生，是建校以来招收研究生最多的一年，也是研究生教育重新走上正轨的一年。

1963年1月，教育部召开研究生工作会议，由高等学院校长和指导老师参加，全面总结了研究生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了《高等学院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关于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各科研究生专业目录（草案）》和《关于高等学校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几项原则规定（草案）》3个文件。会后又正式通知各校以3个文件作为制订培养研究生方案的主要依据。

1964年2月，毛泽东同志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我看要改变，现在这样不行。”3月，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教育工作会，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要求纠正以往高等农业教育存在的三个强调——理论、教学和智育，三个忽视——生产实践、政治第一和德育、体育的倾向。同年，毛泽东同志在和毛远新的谈话时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 ‘四清’”。10月，教育部召开直属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学改革措施中，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沈农又进入了一场新的运动中。

1964年9月，全校开始以抓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吴友三教授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坚持资产阶级教育方向的代表，而龚几道教授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所坚持正确方向的代表。同时对“资产阶级大家庭”进行批判。所谓家长是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她的学生们受张克威校长的委托，常常到家中探望这位孑然一身的老师。她的学生陈其本因为离开大陆去了香港与丈夫团聚，常常寄信和礼物给曹诚英。每逢周末，师生们常常在曹老师家里聚会。特别是曹诚英教授60岁生日当天，张克威院长也参加了由陈其本主持的生日庆典。这次批判的矛头直指张克威，认为这些活动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甚至是“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活动。已经离校的陈其本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www.xing528.com)

1965年，沈农决定分两批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第一批由书记任之、副书记徐明带队，从1965年8月至1966年6月，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到丹东市东沟县的农村搞“四清”，全院教师大部分参加，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全部参加。一二年级学生留在校内上课。一年后第二批教师和学生再去农村。

当时学校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仍然继续，姚归耕、林振骥、洪用林教授招收了5名研究生。到1965年，就只有龚几道和谭其猛招收了2名研究生。这一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中等农业学校迁往农村办学问题的通知》，要求“所有的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各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举办，使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而且从这一年起，新入学的研究生必须到农村参加一年的“四清”运动。

此时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起，学校成立8个培养研究生工作小组。同时，制订《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研究生毕业答辩委员会组织暂行办法》及《论文答辩评定标准》等，学校已经根据《1963-1972年培养研究生规划》和《关于1966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做出了招收5名研究生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没能实现，而且刚刚走向正常化、规范化的研究生教育也戛然而止。

1966年6月27日，高等教育部发出了《关于暂停1966年、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研究生制度必须进行彻夜改革，目前全国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为了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各单位应将1966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和1967年招收研究生计划工作暂停下来”。这一个“暂停”的期限是整整10年。

1967年1月，教育部又向国务院提出了《废除研究生制度及研究生分配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里称：“研究生制度是培养特权阶层，培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接班人。全国研究生人数虽然不多，有3400多人，但在高等学校和社会上的影响很广。因此废除研究生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教育革命，一定会对整个教育革命起推动作用”。这份报告还对研究生毕业分配做出了安排，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分配的原有待遇，1963年入学的按研究生毕业待遇，1964年入学的按结业研究生办理，1965年入学的按大专院校毕业生临时工资标准执行。

“文化大革命”是高等农业院校一场空前的浩劫。“文革”刚刚开始，研究生教育就被错误地当成培养特权阶层的教育而废止。1968年全校师生下放盘锦搞“斗、批、改”。1970年，沈阳农学院被“化整为零”，一分为六，水利专业迁到朝阳，与当地农校、农科所合并成立朝阳农学院；农机专业先到北镇县青堆子农场，再迁到大连瓦房店与农机校合并成立辽宁农业机械化学院；果树、蚕学专业迁到绥中前所果树农场。校行政机关、农学、植保、土壤、园艺、农经和基础部先迁住铁岭昌图县三江口劳改农场，再迁到北镇县高山子劳改农场，再迁往铁岭县赵家沟。直到1978年，学校开始回东陵恢复办学，1981年底，化整为零的其他系和专业才全部迁回沈阳原校址。沈农搬迁轨迹，恰好在辽海大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研究生教育的损毁比其他门类高校更严重是无疑的答案。东陵校本部被工厂占用，实验室被拆毁，仪器被破坏，导师不能带学生、搞科研，校研究生教育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暂停”期。

1954至1965年间，沈阳农学院共招收了8届33名研究生。其中姚归耕教授招收7名，杨守仁、谭其猛各4名，吴有三、徐天锡、龚几道各3名，陈恩凤、赵仁镕、洪用林、林振骥各2名，张际中、唐耀先各1名。招生专业也由1954年的农业化学扩大到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学、农业化学、果树学和蔬菜学7个专业。33名毕业研究生在全国9个省相关教学、科研、行政管理部门成为工作单位骨干。

书写这段历史之时，当年的导师已经全部仙逝，最初入学的研究生已经是耄耋老人。但这段从初萌到春殇的历史留了下来，留给后人警醒和深思。

这段历史像一枚别在肉里的勋章，金光闪闪又让人隐隐作痛！

【注释】

[1]沈阳农业大学校史组委会.沈阳农业大学校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2]樊期曾.东北农业教育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3]洪绂曾.复旦农学院史话[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4]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5]校史编辑委员会编辑.东北师范大学校史 （1946～1996）[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刘广林.沈阳农业大学教授名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7]王琦，李严冬.陈恩凤传[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8]陈温福，钟文田.风范——纪念杨守仁教授诞辰100周年[M]，沈阳：沈阳出版社，2012.

[9]杨士谋，彭干梓，王金昌.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略[M]，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

[10]刘曰仁.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11]刘曰仁.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 中国教育成就[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 中国教育成就[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 中国教育成就[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5]陈温福.稻之梦 [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