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院会议室里,张挂着一个名录,那是担任研究生导师和他们指导研究生的名单。1954至1967年间,12位导师共培养了33名研究生。这个数字占沈农17年培养7000弟子的0.47%,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12位导师像12棵大树,撑开研究生教育那片最早的绿荫。
初创时期毕业研究生名单
一部研究生教育史,半部沈农史。它浓缩了老一辈沈农人参与、推动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艰辛奋斗、无私奉献的历程,记录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文化、教育、人才、观念的交替,铺就了为新中国农业发展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坚实基础。他们的名字当然刻写在沈农研究生教育的里程碑上。
1.姚归耕教授(1906.2.15—1992.6.17),字叔舫,江苏省吴县人。1954年开始培养研究生,是沈农第一位培养研究生的教授,也是从建校到“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培养研究生最多的一位教授。
姚先生193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后留校任教。1947—1948年,在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农学院研究生院进修。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士、江苏省教育学院教员兼农科主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特约研究员、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技正。1950年,任中央农业部土地利用局技正,参与中国历史上首次为肥料田间试验奠定基础的地力测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肥料长期定位试验地,为研究土壤肥力演变与合理施肥提供了科学基地。1951年,应陈恩凤邀请到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农化系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任沈阳农学院教授。主讲肥料学、土壤学、土壤化学、土壤物理学和田间试验设计等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1954年开始指导研究生。
姚先生长期从事植物营养与肥料方面的研究,是全国肥料长期定位试验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很早研究过大豆饼肥在土壤中的转化问题并开始土壤肥力测定试验。1960年,组织辽宁省农科院土肥室和沈阳农学院农化教研室共同建立了草甸土和棕壤长期定位轮作施肥试验,后因“文革”中止。1979年恢复农学院后,该教研室重新开始棕壤长期定位试验,继续开展有机肥无机肥配合和作物轮作施肥试验,成为国家和农业部重要的野外观测站之一。姚先生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之肥料》《中国农报》等期刊上。
20世纪50年代初期,姚先生兼任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沈抚灌区污水灌溉研究和应用,提出在东北大豆产区施用微量元素钼肥,获得实质性成果,开创了我国工业污水合理农用和大面积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的先例。1958年,兼任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他否定了当年日本学者认为东北地区农田土壤不缺磷的论断,率先在辽宁省进行磷肥的试验和推广应用。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随着氮磷肥的合理配施而增长。
姚先生同时是民主同盟盟员,辽宁省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沈阳市第三、四届人大代表。[6]
今天沈农校园里雷达站后身,有大约60亩土地,那就是姚归耕教授长期从事土壤定位监测的地方。在外行眼里与大田没有区别的这一大片地,是国家发改委重点实验室、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平台重要的研究基地。这块地在学校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后,有了柏油路,有了像样的围栏。在这片年年春绿秋黄的土地上,姚归耕教授踯躅在山路上的身影,已经由后来的邹德乙教授以及曾任土壤环境学院院长的韩晓日教授替代。如今,他们还在继续着这一课题。
2.陈恩凤教授(1910.12.20—2008.6.7),字惠同,江苏句容人。1955年起招收研究生。我国土壤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沈农土壤农化学科创始人。我国土壤学科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193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系。分配到由翁文灏、丁文江(均为我国地质学科的奠基人)任所长的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今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从事土壤调查工作。
1935年1月至1938年5月,留学德国柯克斯堡(Konigsberg)大学研究院攻读土壤肥力学,师从国际知名土壤肥力学家、密氏定理的创始人——密希里(E.A.Mitscher Lich)教授。
1938年回国,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晋升为技师。1940年转入中国地理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并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兼课。1943年8月受聘进入复旦大学任教授。1952年复旦大学农学院迁至沈阳,任土壤农化系主任。1956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为一级教授。1957年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1978—1983年任院长。
1953年起参与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筹建工作,1954年起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建东北地区的土壤研究机构,兼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东北分所筹备处副主任。兼任该所研究员、农化研究室主任。1961—1964年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副院长。1991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为终身教授。
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六届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先后任辽宁省第二届人大代表,沈阳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原中央常委、中央参委会副主任,辽宁省、沈阳市九三学社第一届主任委员。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农学评议组成员,兼任辽宁省科协副主席、全国科协委员。
讲授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地理学、水土保持学、土壤改良学、土壤肥力学等课程。
陈先生对土壤学科的研究长达60年之久。在土壤地理和土壤分类方面,他是国内首次发现青海省中部黄河谷大河坝沟上游完整棕壤剖面(1942年)的土壤专家。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恩凤著《中国土壤地理》是我国土壤科学家的第一部专著,《水土保持学概论》(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国内首部环保科学论著。
他是我国土壤分类的界定者。在1959年提出的关于土壤分类的结论性观点,廓清了分类学的争论,由他确定的土壤分类系统为全国土壤学会采用至今。
在土壤改良的研究中,带领辽宁省林业土壤研究所和沈农师生,在吉林省郭前旗灌区长期试验和定位观测,总结出一套种稻改良苏打盐土使水稻高产稳产方法,改正过去“以水为纲”的综合治理方针。
面对1958年大跃进在土壤中的狂热——大搞深耕改土,他提出深耕适宜深度应为50厘米左右。1965年陈恩风教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盐碱土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以水、肥为中心的综合措施是改良盐碱土的正确途径。这项研究在全国各地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陈恩凤是中国土壤学会的创办者,1945年就参加组织中国土壤学会,任理事,1950年起任《土壤学报》编辑,1957年起任《土壤学报》主编。这本全国一级期刊至今由沈农编辑。
陈恩凤教授先后发表论著约90余篇(册),1990年3月他的弟子们编辑出版了《陈恩凤文集》。他奠基的土壤农化系1997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他的弟子张玉龙2001至2008年任沈阳农业大学校长。[7]
3.唐耀先教授(1919.1.13—2015.10.23),江苏无锡人。1955年起协助陈恩凤教授培养土壤地理专业研究生。继谭其猛教授后出任第二任研究生部主任。
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同年9月受聘于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任技佐,翌年晋升为技士。参与福建省土壤调查研究,先后调查了闽西、闽北、闽南20个县的土壤,撰写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1950年受聘于复旦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任助教,不久晋升为讲师。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任教于沈阳农学院。1956年晋升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历任土壤教研室主任、土壤肥力研究室副主任、教务部副主任。1954年参加九三学社,195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59年4月,离校前与导师陈恩凤(中)、唐耀先(右二)合影
照片提供 鲍碧娟
唐耀先先后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土壤学、土壤肥料学、土壤分析及鉴定、土壤发生分类、土地资源评价、土地利用规划等课程。1960年,他受农业部委托,主办了“全国新建高等农林院校土壤学师资讲习班”,主讲土壤学。1987年,他在农业部教育局主办的高等农业院校土壤分类和土地利用讲习班辅助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农学院夏斐教授(Prof.S.W.Schafer)讲课,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1956年至1964年,主持国家科研课题“棕壤定位研究”,1956年至1957年,参加中苏黑龙江满载农业资源综合考察,1981年至1986年,主持农业牧渔业部重点课题“保持和提高土壤研究”,1986年至1990年,参加农业部重点课题“有机肥改土供肥机制及施肥技术研究”,1990年至2002年,参加中科院土壤所“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课题科学咨询。1987年,获得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1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1962年,他参加了《土壤学Ⅱ》(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主要承担有关东北地区各类土壤和盐碱土等章节的编写任务。主编的著作还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土壤卷——土壤地理分支》《农业土壤学》《中国农业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探讨》等。1980-1981年,他主持翻译了由夏斐(J.W.Schafer)编著的《土壤分类与土地利用》。1981-1982年,主持翻译了美国福斯(H.D.Foth)著的《土壤科学原理》。他还和李孝芳教授合作翻译了国际著名土壤学家詹尼(H.Jenny)的《土壤资源、起源与性状》等。
唐先生于1957年,受中国土壤学会委托,协助陈恩凤教授筹办《土壤通报》杂志,任责任编辑,曾任主编。1970年,中共辽宁省委委托沈阳农学院主办一份主要供农民阅读的、以普及农业科技和知识为宗旨的科普读物《新农业》杂志,唐先生是《新农业》第一位主编。1959年、1960年评为辽宁省和沈阳市文教界先进工作者,1987年,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先进工作者”。1989年受聘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评审员。1988年受聘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土壤卷》土壤地理分支主编。
4.杨守仁教授(1912.3.5—2005.2.28),江苏省丹阳人。1957年起招收研究生。是我国第一批招收“作物栽培学及耕作学”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沈农首个国家重点学科——作物栽培与耕作学的奠基人和缔造者。
杨先生1937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47年,选育出我国第一个高抗稻瘟病的粳稻品种“光复1号”。1948年,赴美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获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曾用第一代IBM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还发明了“田间试验区估算的新方法”,人称“杨氏公式”。
杨先生1951年回国,任山东大学农学院教授。1953年起任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1958年与李竞雄、周可涌共同主编《作物栽培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及《中国农百科》有关水稻的内容,并担任世界名著《稻的生物学》总校译,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水稻高产栽培与高产育种论丛》和《水稻专题讨论文集》。
杨守仁教授是唯一比较全面科学地阐明我国悠久的传统种稻经验而又有所创新的著名水稻科学家。他是东北三省水稻生产的积极宣传倡导者,是我国水稻高产栽培理论体系的始创者。1963年开始研究水稻理想株型育种理论与方法。经过多年努力,水稻高产栽培理论研究已形成体系。他是釉粳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型育种、水稻超高产育种新途径的创造者。1968年,选育出“千重浪”(即沈农513),是我国最早通过籼粳稻杂交育种选育出的株型较好的粳稻品种。1979年,育出 “沈农1032”,1981年,育出“1033”。1983年,“籼粳稻杂交高产育种及其理想株型的研究”被确定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91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为终身教授。1996年4月写信给钱学森,提出“中国也应开展超级稻育种研究”。5月,姜春云副总理批示责成农业部主持论证。6月,农业部科技司在沈阳主持召开“中国超级稻研究论证会”,决定开展“中国超级稻育种及栽培体系研究”。2002年,“籼粳稻杂交新株型创造与超高产育种研究及其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杨先生发表有关水稻栽培理论、水稻育种、育种新途径的开拓等方面重大学术问题的论文达200余篇,在总结弘扬我国传统种稻经验和开拓水稻新的育种领域籼粳稻杂交育种、理想株型育种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填补了这项空白。1998年,杨守仁教授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此奖项的农业科学家全国仅2人。[8]
杨先生一生培养博士7人硕士13人,他录取的第一位博士生陈温福于2009年当选为沈农首位本校培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沈农校园里,到目前共有两尊雕像,一尊是沈农创始人张克威,建校35周年学校敬立在新落成的主楼前;另外一尊就是杨守仁,建校60周年时由陈温福敬立在稻作室大楼前。两尊雕像朝向一致,杨先生的半身像侧身向东,每天迎接着照进校园的第一缕阳光。
5.吴友三教授(1909.3.21—1997.2.6),浙江余姚人。1957年起招收研究生。
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植物系后任该校助教、讲师。1948年赴加拿大萨斯坎川大学留学,在著名植物病理学及育种学家J.B.哈灵顿(Harington)博士指导下,开展了远缘杂交选育抗锈病品种的研究,获加拿大萨斯坎川大学硕士学位。同时受聘为该校农学系助理研究员。1951年回到上海,1952初任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同年9月全国院校调整,到沈阳农学院任教授。主讲植物病理学、免疫学、遗传育种学等课程。1955年筹建沈阳农学院植物免疫研究室。开展小麦抗锈选育、小麦秆锈菌和叶锈菌生理小种分化、植病生理、真菌毒素和酶机制的研究。该研究室现为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承担了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省)科技攻关、国家博士点基金、国家 863 、国家重点科技专项、农业部 948 引进项目及省级重点科研课题 40 余项。从1961年起对我国小麦秆锈菌生理小种鉴定和消长规律进行研究。鉴定出我国小麦秆锈菌生理小种16个。
吴先生在小麦抗病育种研究上坚持数十年,先后培育出免字52号、免字849号、沈农6871、沈农1号及耐锈2号等,均已投入生产使用。此外,还有免字79系统1-9、免字82-1-2系统(多抗性兼具抗虫性)等有苗头品种,后又选育出小麦85-9、85-1-2及85-14等抗锈及多抗性品种。
吴友三教授 1956 年创建的植物免疫研究室(前身称作麦病组),是农业部北方农作物病害免疫重点开放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誉称为东亚小麦秆锈病研究中心。已成为沈阳农业大学重点研究室,是展示沈阳农业大学发展科研的一个主要窗口。
吴先生曾任《沈阳农业大学学报》主编。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当选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同年获得辽宁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曾任辽宁省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国病理学会常委,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1986年荣获加拿大萨斯坎川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91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为终身教授。
吴友三在沈农学子中影响较深,1958年毕业于植保系的学生吴纪昌曾写一打油诗:“生平无大志,愿做吴友四”。他在丹东农科院选育的丹玉13号、掖单13号等品种,在全国推广6.5万亩。曾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3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6.徐天锡教授(1907.10.8—1971.5),江苏崇明人。1960年起招收研究生。
1929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学习。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广西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教授。1938年8月-1940年11月,任广西试验场技正兼广西省政府水稻督导主任。1941创办上海强生化工厂,任上海私立新农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兼校长,主编《科学天地》月刊。参与创办圣约翰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植物生产系主任等职。1947年秋,任上海市园林处处长。1949年9月,任复旦大学专任教授。1952年,来沈阳任沈阳农学院教授。兼任农学系副主任、作物栽培教研室主任、作物栽培原理教研室主任,兼任辽宁省农学会理事长。先后开设作物通论、稻作学、作物选种学、遗传学、作物育种、生物统计、作物各论、田间技术等课程。1959-1961年,主持高粱丰产栽培试验课题,选用单株生产效能高的八棵杈高粱,获得了亩产664.5公斤、659.0公斤的产量。1958年5月间,提出了“北种冬季南育”的设想。开创了我国北方春玉米、高粱等作物北种南育的先例。率先为农学专业本科生单独开出一门“作物栽培学理论”课程,创办作物栽培学原理教研室。1963年,正式开设了“作物栽培制度”新课,使作物栽培学成为高等农业院校包括总论、各论、综论完整独立的学科。曾任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届辽宁省政协委员,沈阳市第二届政协委员。
翻开沈阳农业大学建立之初教授们的档案,常常为他们在进入复旦前纷繁的简历而感叹。很少有教授有3年以上的时间在一所学校或一个单位任职。那是那一代人在战乱年代里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缩影。徐天锡教授是他们中经历更为丰富的一位。他学过农学、园艺,两度工作在著名的广西农事试验场,办过工厂、农业专科学校,参与创办圣约翰大学农学院,在5所农业院校里任教授,也办过杂志,还在政府机构里当过官员。沈阳农业大学是他一生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单位之一。他在这里整整19年。这个数字和他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在广西、美国、上海、杭州尝试各种职业后进复旦教书年份总和相当。而他在沈阳农业大学创立的北种南繁和作物栽培学科体系构建的成就,是他一生中最为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北种南繁,这个如同哥伦布当年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创意,确立了他在沈阳农业大学以及中国农作物栽培史中令人仰慕的地位。
7.龚几道教授(1912.10.10—2007.10.27),字修如,江苏海门人。1960年起招收研究生。
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农学士学位。1940年起任国立技艺专科学校讲师、副教授。1942年起在复旦农学院兼课,1946年经曹诚英教授举荐,正式出任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1952年9月随复旦农学院迁往沈阳农学院。1954年提升为教授,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9月到1959年3月,赴苏联莫斯科季米利亚捷夫农学院进修,回国后,担任遗传育种教研室主任和农学系副主任。在教学上,他除了原已开设的遗传学、生物统计学之外,还担任了麦类作物栽培学、小麦育种、作物育种学、植物胚胎及受精生物学等研究生课程。(www.xing528.com)
龚几道来到东北后,先后进行了“春小麦比较试验分析”“玉米果穗分枝性的遗传研究”“异属花粉对玉米自交的影响”等项研究,筛选出的“明尼2761”等6个品种在抗锈性、抗倒性、落粒性、抗其他病害的性能上均有良好表现。最著名的成果是“分枝大红穗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当时,高粱作为辽宁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品质差、产量低。1955年,沈阳东陵八家子村民在自己种植的高粱地中发现一株生长异常高大的植株,把它保存完好送到了沈阳农学院。龚几道和他的试验小组把它列为试验材料,定名为“大红穗”。1960年选出了一部分家系, 1961年开始试种。1964年全省种植2万亩,1965年又推广至80万亩。 此后又育成“早熟大红穗”“沈杂一号”高粱品种。
龚几道教授1956年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60年出席全国文化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大会,两次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1、1963、1964年,三次荣获沈阳市劳动模范称号;1961年、1965年,两次当选为沈阳市人民代表;三次被选为校党委委员,一次任院务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龚几道曾被以“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罪名关入牛棚。沈农分散办学后,被派往辽西山区一贫困山村中落户。不久,参与组建朝阳农学院。在朝阳农学院成为“教育革命”典型时,龚几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龚几道为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为毛泽东遗体守灵。
1979年7月,龚几道调入上海农学院农学系。在上海农学院期间,龚几道先后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农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龚先生撰写的《中国高粱品种志》一书获得农牧渔业部1983年技术改进一等奖。
龚几道教授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让北方粮食丰产的“分枝大红穗”,却久久留在大东北这块土地上,几代人都不会忘记大红高粱在百万亩土地上漫山遍野,英姿飒爽。
8.谭其猛教授(1914.2.5—1984.2.10),浙江嘉兴人。1960年起招收研究生。国内第一批蔬菜育种学科博士生导师。沈农首任研究生部主任。
193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后留校任教。1944年到复旦大学任副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沈阳农学院园艺系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先后讲授过花圃学、园艺植物遗传与育种学、果实处理学、蔬菜育种学、观赏植物育种学等课程。
1961年,谭其猛主编的高等农业院校教材《蔬菜品种选育及良种繁育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这本41万字的教材于1961年7月在沈阳第一次印刷,印数为3201册。仅仅9个月后,1962年4月又由北京再版,印数达到 7200册。
1978年,农业出版社组织了高等农业院校蔬菜专业的各路精英,统编一本专业教材,主编由谭其猛担任。1980年,谭其猛主编的《蔬菜育种》出版。第一次印刷12150册。1961—1980年这19年间国内蔬菜育种学再无同类教材出版。曾为国内12所高等农业院校和中等农业学校培养了30名进修老师和10名农业部委托的支边教师。
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从7种作物中选育了19个优良品种推广到生产中,主持番茄杂交育种和杂种一代利用的研究,选育 “沈农2号”等4个优良番茄品种。其中“沈农2号”在全国推广种植几十万亩,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谭教授率先进行了利用标记性状地对番茄主要数量性状遗传规律的研究,并把数量改善的研究方法引入蔬菜的遗传规律进行研究。主持的甘蓝紫色和皱叶性状的遗传规律研究成果,使我国利用自交不亲和系配制一代杂种的理论日臻完善。主持的大白菜雄性不育选育的研究,奠定了大白菜雄性不育的理论基础。育成了60天还家、青帮河头、青麻叶和小青口等4个品种,若干系统大白菜雄性不育“两用系”和若干自交系。选配的杂交组合在全国推广种植几十万亩。是大白菜雄性不育“两用系”的创始人之一。
1982年4月谭其猛当选为沈阳市政协副主席。他的个人档案因此收入辽宁省档案馆。在谭先生的档案里,有一张聘任书:
(54)办人字第四O二号
兹聘任园艺系副教授谭其猛先生为我院兼东陵实验农场副场长。
院长 张克威
这是谭其猛在沈农诸多兼职之一。1961年,沈阳农学院和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合并期间,谭其猛曾任园艺研究所副所长。他还担任过代理教务长、园艺系主任、遗传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部主任等职。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辽宁省遗传学会理事长。辽宁省蔬菜学会名誉理事长。沈阳市第七、八届政协副主席。
1983年冬,谭其猛病重,在临终前几天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无才无求一书呆,枉为人师若许年。此身行作脚下土,回思未报愧难言。” 1984年4月,谭其猛病逝于沈阳。他倾心打造的沈阳农业大学蔬菜学科,1981年列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博士授权点学科;1995年列为辽宁省政府首批省级重点学科;1999年为农业部重点学科;1995年为博士后流动站学科;2001年评为国家教育部高等院校重点学科。当年谭其猛的学生李天来于2015年12月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9.张际中教授(1909.7.14—1985.11.30),字国柱。辽宁锦州人。1962年起招收研究生。他是新中国第一批植物保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也是中国东北地区高等农业教育开创者之一。
1930年,张际中以优异成绩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农业生物,先在农学部预科学习2年,后又升入农业生物学科学习4年。在日留学期间,全部成绩均为优等,为此获得日本外务省颁发的奖学金。1936年获学士学位。毕业时,北海道新闻刊登了张际中的照片,并以“全优的学生”为题报道他的事迹。文中写道:“张际中的勤奋精神和优异的成绩是历届日本学生所不及的。”他的毕业论文“棉花炭疽病苗生理分化的研究”得到日本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栃内吉彦博士很高的评价,称赞该文为“棉花研究之新的期望”。
1936年,张际中受聘于奉天农业大学,任助教,讲授的植物病理学深受学生欢迎。1942年,他因反对校方对中国学生的不平等待遇而离校去长春,任兴农部农产司农产科技佐,从事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1946年辞职,应新任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的邀请,又回到沈阳,参加了东北大学的复校工作。其时,东北大学尚未设立农学院。为把东北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在沈阳塔湾建立了东北大学农学院。张际中受聘任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张际中在东北大学农学院建院工作中,付出了许多心血,拟定教学计划,聘请教师,招生等,深得校方赞许。1948年张际中随东北大学迁校到北京。当东北大学迁校台北,校方邀请他一同赴台时,张际中坚持服务于家乡教育事业的理想,因而留下。1949年,张际中随东北大学未走的师生一起返回沈阳。
1949年沈阳农学院初建时,张际中受聘为教授。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张际中随校到东北农学院执教。1952年沈阳农学院重建,张际中回到沈阳农学院任教授并担任沈阳农学院植保系代理系主任。
1952-1954年,张际中担任沈阳农学院植保系代理系主任。植保系处于初创时期,他和同事们克服困难,白手起家,进行教学建设和实验室建设,为以后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张际中主讲植物病理学、植物免疫学、植物病原菌分类等多门课程。早在1936年发表《棉花炭疽菌生理分化的研究》,对棉花炭疽病的研究提出了独到见解。20世纪50年代,兼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植保所所长。主持了森林病害、水稻和棉花病害防治的研究。1956年至1963年,开展了水稻稻瘟病抗病的研究工作,撰写了《水稻对稻瘟病的抵抗性》《水稻抗病育种的几点探讨》《东北稻瘟病菌生理分化的初步研究》等论文。1958年至1963年,他主持的“落叶松早期落叶病防治的研究”,探明病菌的无性孢子无萌发能力,不能再度侵染。极小似细菌为性孢子型,可与受精丝受精而产生有性孢子,因而每年只发病一次,并提出防病措施,填补了该项研究的空白。张际中还运用熟练掌握的日语、英语,开展了大量资料编译工作,编译著作有《植物病菌诱致萎蔫和软腐的生理机制》《农业与公害》《近代植物病理化学》。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沈阳市第三至七届政协委员。
张际中是一位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抚养成人的学者。他比别人更能体会求学之艰难,他的一生以读书刻苦,教研严谨而在沈农有口皆碑。
10.赵仁镕教授(1911.12.28—1992.9.13),江苏吴江人。1962年起招收研究生。
193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华南大学农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福建农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授。1952—1986年,任沈阳农学院教授。主讲普通作物学、稻作、麦作、棉作、遗传学、作物育种学、生物统计、田间技术、谷实分级、农场管理农艺系等课程。
赵仁镕教授是我国农业生物统计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1979年受农业部委托,多次主持举办全国生物统计培训班。主持育成“辽双558”玉米双交种,是辽宁省生产上应用的第一个双交种,比当地优良品种增产20%。主持了作物开花习性、田间试验微型小区设计研究等课题,推广面积达100万亩。与他人合作育成的“辽杂二号”,栽培面积也曾达到30万亩。1947年,与余松烈合著《生物统计之理论与实际》(大学教材)由上海新农出版社出版。1980年,再度与余松烈教授合著的《田间试验方法》《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生物统计教材《田间试验变量分析》也在这一年出版。
赵仁镕教授1952年沈农创办之初,任农学系主任。曾任沈阳市第三届人大代表,辽宁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1994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1.洪用林副教授(1916—1972),浙江临海人。1964年起招收研究生,是沈阳农学院“文化大革命”前唯一单独招收研究生的副教授。
洪用林先生的档案里有一张他1955年回国后填写的个人履历。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后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任技士,1943年任四川省繁殖站督导员、技术员;1946年任台湾处技术室专员兼嘉义支所工艺作物系工作;1947年9月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育种系学习;1948年2月进入路易斯安那大学园艺系学习;1949年9月—1951年7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园艺系学习并工作,1951年转入威斯康星遗传系学习工作;1952—1954年3月在该校植物及植病系肄业并工作;1954年3月—1955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因病休养。在懂何种语言栏内,填写的是英文、法文和日文。
1955年9月15日,“克利夫兰总统(美国第22任和第24任总统)号”第60次航程在旧金山起锚,洪用林夫妇就在这条船上。由于搭载了包括钱学森夫妇在内的24位留美学者,这个航次备受瞩目。当时美国政府不允许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首先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钱学森接到了可以离境的通知,立即购买了9月17日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第一轮归国潮中,不少人的船票是美国政府免费提供的。而第二轮归国潮全部都是自费的。普通舱(T2级,相当于三等舱)票价约27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多数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水平。
轮船在洛杉矶起锚后,24位中国留学人员在钱学森的倡导下,成立一个“同学会”,他们的6位未成年子女也以成员身份加入进来。同学会编辑了一张30人的名单,由王祖耆动手刻版和油印了几十份同学录,洪夫妇的名字排第8和第17。漫长的航海过程里肖伦在船上即兴写了一首步鲁迅先生韵的诗:“破浪乘风赴国时,太平洋上雨如丝。去国‘八’年余血泪,登舟‘卄’宿见旌旗。精卫衔木期填海,刑天干戚倩题诗。寄语同舟须努力,功成建国着班衣。”爱开玩笑的洪用林在手稿上加了一句“高山滚鼓”的评语。
回国后的洪用林夫妇,1956年3月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介绍信,进入北京农业大学,洪用林受聘为遗传学副教授,张发慧任昆虫系副教授。1958年农业部农高干字(108)号文件标题是:“函知调你校副教授洪用林、张发慧去河南农学院任教”。内文中强调为适应大跃进需要,河南农大新增三个系,该院原来教师部分课程无法开出,多次请求外校支援。农业部考虑到为进一步提高该院教学质量,培养新生力量,调洪夫妇去河南农学院。沈农人曾说,当年洪先生在台湾嘉义与在那里工作的杨守仁先生(1944—1947年在台湾嘉义任支所所长)相识才没去河南而来到沈农的,只是没有查到相应资料。1959年沈农评定跃进奖金鉴定表上,有当时系里的评价:有一定干劲,对科研工作和编写讲义较积极负责,能亲自动手;没有架子,青老关系好,在业务上比较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1964年洪先生由高教5级晋升为4级,月薪207元。
沈农1965年毕业的农学系学生廖嘉玲的父亲廖兰荪是沈阳市人大代表,“文革”之初,廖老先生曾与时任市人大代表的洪用林在一次会上相遇,说起沈农“文革”,洪先生说:那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到我家翻了一气,拿走不少东西,连饭锅小锅水壶餐具都收走了。中午我去找造反派,说红卫兵小将们,给我几个锅吧,我得做饭吃啊!”
洪先生的研究生沈秀英教授,1995年任农大农学院(含农学、园艺、植保)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第四、五届专家组成员兼召集人。
12.林振骥教授(1902.10—1974),福建闽侯人。1964年起招收研究生。
1926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任福建厦门集美中学、云梯中学理化教员,并任云梯中学教务主任。1928年赴菲律宾任菲律宾宿务中华校理化教员兼英文部主任。1938年至1940年留学美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研究院农艺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任福建协和大学讲师、教授。1945年任福建省福州研究所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50年秋,应聘来沈阳农学院任教授,不久随校并入哈尔滨东北农学院土壤肥料系,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回到沈阳,任沈阳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教授,担任土壤教研室主任,1963年任土壤农化系代主任。
主讲土壤分析、土壤学、地质学、土壤化学等课程。擅长土壤分析和土壤化学,并在上世纪30年代为全院老师英语学习班讲授英语。
曾从事土壤有效磷不同浸提剂、土壤中钾的测定方法等研究工作。研究结果曾在《土壤通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1961年与劳家柽教授合作,出版了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土壤农化分析法》,主持翻译了专业名著《土壤条件与植物生长》,作者[英]E.W.腊塞尔,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一份《土壤中全钾测定方法改进的初报》发表在《土壤通报》上,作者戴万国在摘要中写道:“在当前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技术革命在祖国各地开花,在土壤分析上亦不例外,最近一年来,我在沈阳农学院林振骥教授的指导下,对土壤中全钾测定的比较试验研究有一些心得。主要是根据过去在分析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关于全钾测定的焙烧温度问题和焙烧坩埚及操作过程中的简化某些步骤,进行了比较试验。根据一年来试验的成果拟分如下的几个问题提出和读者商讨。”
校园文化是师生认同的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沈阳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就是由这些人奠基的。那时候的沈农院长张克威,原是东北农业部副部长。1921年留学美国,1926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农学专业,1929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畜产品加工制造学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 1948年到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后被任命为沈阳农学院院长主持全面工作。
副院长邓叔群,192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森林学硕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一级教授。1948年获评院士。1949年11月负责原沈阳农学院的筹备工作,任教育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原沈阳农学院合并到哈尔滨东北农学院,担任副院长。1952年10月又回到沈阳农学院任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
副院长钟俊麟,1931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1933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浙江大学教授。1940年任四川省园艺试验场场长。1943年任甘肃农业改进所技术员兼农林实验场场长。1945年在复旦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来沈阳农学院。
中国共产党沈阳农学院总支委员会书记兼副院长梁秋,是1936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参加革命的。1938年赴延安在抗大学习。1941年以后曾在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担任团、军、旅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教三旅《挺进报》编辑,冀鲁豫边区《战友报》社总编辑,代理社长等职务。解放后曾任辽阳市政府秘书长,复县县长。1950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计划处处长。1952年调任沈阳农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1956年,全国选评一级教授时沈阳农学院有3名教授获评:毛宗良、章守玉和陈恩凤。
从1952年至1957年,有历史研究者称之为中国农业教育史上第一个繁荣昌盛时期。新中国从百余年的战乱中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发展、百业竞进,顺利完成了对旧学校的接收、改造、调整和新建。“1957年,高等农业学校在校研究生已经达到183人,为1949年的9.15倍”。[9]沈农这个时期研究生毕业4名,在校研究生人数也是4名。这片新绿依然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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