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农业大学4名首批研究生，诞生于沈农的教育史话

每一所学校的创立和发展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1954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到第二个年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始于1952年的高等院校调整已经画上句号。　

而1954年的沈农，已经是崭新的初具规模的高等农业院校。

沈农的校史一般从1952年第3次建校算起。

1952年5 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图1 行政机构设置^[1]

1952年7月4日至11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农林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致开幕辞。他指出：“目前我们全国农业院校的情况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上的要求的。截至现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43所，在校学业生13000多名，教师2140人，有182个系、科，这些学校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例如华东有14所，而东北只有3所，有的城市两个农学院，有的省还没有一个农业专科学校，至于科、系更是重重叠叠，分得过分细碎，过分专门，老师、设备也极为分散。所以摊子摆得不少，条件好的都不多。形成很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必须对全国农业院校做一个适当的必要的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对于在同一省、市，系、科设置又多重叠的院校应该予以合并和调整外，一般应予保留、整顿，以便打下将来大量发展的基础。” “农学院采取集中合并的方针，每一大行政区办好1 至3 所”。会议提出高等农业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国营农（林）场、合作社营农（林）场的高级农业（林）技术干部；农（林）业科学研究人才；县以上农（林）业技术行政干部和各级农林学校的师资。会议指出三五年内，培养师资是最迫切的任务^[2]。

也是这次全国农林院校会议拟定，由教育部颁布的《全国高等农业学校院系调整及专业设置方案》中决定，在东北南部地区建立沈阳农学院，校址在沈阳东陵，由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及由于抗美援朝迁往哈尔滨东北农学院的原沈阳农学院部分系组合并成立。

1952年9月19日，一辆专列载着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园艺和农化3个系的师生、家属和全部教学仪器图书等，从上海出发，21日早上5点到达沈阳。原沈阳农学院迁往哈尔滨东北农学院的土壤肥料系、植物病虫害系和农艺系园艺组全体师生10月迁回沈阳^[3]。

第3次建起的沈阳农学院按调整方案要求应该有6个系（农学系、土壤农化系、园艺系、植保系、农田水利系、农经系）8个专业（农学、土壤农化、农产品加工、果树蔬菜、观赏、植保、农田水利、农业经济管理）和1个农场管理专修科，从1952年10月起开始教学运转。

1952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形成了新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基本框架。将原有的48所院（系）调整为30所独立设置的农学院，除吉林、青海、宁夏、西藏外，全国各省、自治区至少有一所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基本改变了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也为辽沈地区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国家教育部全国农林院校会议提出院校调整方案，到第3次办起的新沈阳农学院教学秩序正常运行，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这样的效率也是新中国的奇迹。

1949年10月11日，刘少奇在文教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教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小学教员是，大学教授也是。”这样的尊重和信任，让无数知识分子由衷拥护红色政权，另外还有1952年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复旦轰轰烈烈地展开，政治压力和对新中国的希望，使师生义无反顾地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每每论及当年复旦农学院师生离开大上海到东北，常常有这样的疑问：难道这些师生真的就没有些许顾虑？当年来沈阳的复旦农学院学生徐仁杰教授说：当时同学中许多人参军参干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去，他们可能牺牲生命，我们只不过是从上海到东北，和他们相比我们的北迁对于要报效国家的热血青年来讲，真的不算什么。那么老师呢？家属呢？一位老师这样说：当时是单位整体迁移，如果一个人不走，就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户口、粮食关系，你将怎么样生存呢？

在上海来沈阳的专列里，毛宗良夫人抱着刚刚出生21天的女儿；陈恩凤夫人、谭其猛夫人和蔡希岳夫人都是孕妇，陈夫人身孕已有8个月；奚铭已教授提着一个大大的柳条包，里面是5个尚未成年子女的棉袍和棉鞋；韦石泉教授的高龄老母亲也在队伍里，她那苍苍白发下笑脸上的灿烂不知让多少送行者动容……还有些青年教师为表扎根沈阳之决心，又要尽人子之责，动员了父母兄弟姐妹一起走在队伍里……为给国家节省运费，他们处理了全部家具舍弃了坛坛罐罐告别大上海，来到沈阳东郊。这样燃烧着激情的北迁之旅，如一团星星之火，那信任和奉献理念闪动的光辉，点燃了沈农希望之光。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有高校205所，教师16059人，国家对国民政府留下来的高校教师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同时，从各个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充实和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后来，还有一些侨居国外的学者陆续回国任教”。^[4]培养新的师资列入了教育部日程。1953年3月13日，政务院批准的《关于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指出：“团结、改造与提高旧有教师，大力培养新师资。”

沈农的4名研究生，是国家教育部从东北师范学院毕业生中选拔，送到沈阳农学院作为师资培养的。从东北师范学院毕业生中选拔师资，原因之一是这所大学“原名东北大学，1946年建校，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5]。1950年4月起隶属教育部。这4位学生是化学系毕业生：杨允龄、吴朝元、布音贺喜格（达斡尔族）、车敬谦（女）。

校综合档案室主任李启坤找到了4位研究生的踪迹。

杨允龄，1984年5月—1992年2月任贵州师范学院院长，已经去世。

吴朝元，1985—1993年任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唐耀先老师（中）去南京大学看望鲍碧娟（右）和孙汉中（左）

两位研究生参加中苏联合野外土壤调查工作情景
照片提供 鲍碧娟

布音贺喜格，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1981年参加“内蒙黑猪、河套大耳猪血液生化指标测定研究”课题， 1985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至1990年主编《有机化学》教材（1990年由陕西天则出版社出版），该教材获1996年内蒙古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www.xing528.com)

车敬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农牧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后转业至吉林农业大学化学系，任副教授、教授，直至退休。

2016年末，布音贺喜格卧病在床，吴朝元教授接受采访。

吴朝元：“1954年我们在东北师大化学系毕业后由学校推荐，组织指定到沈农读研究生。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柳湜落实国家培养师资的任务，选南京农学院培养农药，选沈阳农学院培养农化方面的师资。我们的导师是由陈恩凤教授指定的姚归耕教授。当时我们就知道姚老师曾担任联合国及国家农业部的顾问，学问很好。他教我们一门课是农业化学统计学。平时姚老师要求得并不严，但是他要求我们写讲义，要求每个人都写，这个讲义他每篇都认真看。到杭州开学术会议期间，姚先生请浙江农学院的孙西涛老师帮我修改。我做的课题是‘不同磷肥对大豆生长的影响’，由朱守礼老师带我们做田间调查。

“我们的生物化学由唐耀先老师主讲，王方维老师讲土壤分类和农药学，李进老师讲植物化保，马麟祥老师讲微生物，陈祖洁是团支部书记，金耀青也是团干部，和我们比较熟悉。

“植保系一位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上课就带着我们在学校里‘认虫’‘认病’。什么是霜霉病，什么是蝼蛄，当时系里还请高年级的学生给我们讲些课，我们挺有意见，但听完课，才知道，学校也在培养自己的师资，而且这些课确实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也就没有意见了。

“我们开始住在学生一舍，后来转到雷达站旁边专门为青年教工建的职工宿舍。我们每人每月有25元的津贴，每月的伙食费5元，最怀念沈农的食堂，有一种黑面馒头，不好看，但是很好吃。景士西老师的夫人是图书馆管理员，每到周末，我们会去‘走后门’，她会把没人借的书借给我。在沈农最宝贵的是我有充分的时间自学，有条件博览，这使我终身受益。1956年毕业学习苏联，又做了一年副博士，毕业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讲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后来有机会任图书馆馆长，筹建了图书馆学专业。

“毕业的时候学校照复旦的样子给我们发了证书，但是没有授予学位。沈农的第二批研究生就都是本校的毕业生了。”

沈农首届自主招生的研究生鲍碧娟回忆了当年。

鲍碧娟：“我于1955年7月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毕业分配时，我和孙汉中被选中留校攻读研究生，入本院土壤农化系土壤地理专业，学习4年（当时是学习苏联，学成后为副博士）。指导教师是陈恩凤教授和唐耀先教授。据说高教部的意图是培养师资，我们毕业后的去向是留母校当老师。

“两位导师根据培养目标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制订学习计划，第一年，送我们去南京大学地理系进修，是为了补缺，因为我们学的专业是土壤地理，而我们农学院的土壤农化系在地理方面学得很少，所以，进修是为了我们打好专业理论基础。指导教师对我们的学习很关心，很认真负责。有计划、有要求，有检查，要汇报（非常细化，每周都要安排）。对我们帮助很大，因此我们感到老师很亲切，很爱护我们，我们也十分敬爱老师。

“第二三年，老师为我们争取到名额，参加“中科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与苏联合作共同开发黑龙江”项目中的自然条件组学习和工作。中方是林土所所长、土壤学家宋达泉研究员领导，苏联方面是土壤学家柯夫达院士领导。双方还有多名中青年专业人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也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工作内容和我们土壤地理专业很对口。导师及时提醒我们，要努力工作，很好学习，通过实践积累资料，选择毕业论文课题。

“天热以后（6-8月），中方队员住一只船，苏方队员住一只船，平行从黑龙江沿黑河向上游航行，直到内蒙草原为止。每天到野外进行调查：挖土壤剖面、采土样、制土壤图。中苏专家在野外给大家讲解，收获很大。年轻人负责剖面记载，土壤样品的采集和处理保存。下半年，我们在土壤所和所里的同志一起在室内进行土壤化学、物理的分析工作，得到多方面的、系统的实际工作的锻炼。

“通过了大量的野外土壤调查及室内的理化性质的分析，明确了黑龙江两岸土壤的发生、发育和性质，提出了自己的土壤分类，完成了土壤分布图，为今后开发黑龙江、为土壤的利用和改良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项目结束后，在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召开了总结大会。有上级领导和外单位专家学者参加，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第4年，按计划，我们本应该在上述工作中选题完成毕业论文。事实上，我们也有所准备，孙汉中选棕色森林土，我选的是草甸土。结果还没有完成论文，教育部下达调令，要我们速去西北工作。我被分配到宁夏农学院，孙汉中去了青海农学院。由于宁夏、青海成立自治区，相当于省级，必须成立大学（另有师范学院、医学院）。新的院校急需师资，宁夏、青海本来就缺乏师资。老的院校如北农大支援了少数老教师，其余就是我们这辈研究生分配去任教。记得我们4月中旬就到学校了，孙汉中教土壤学，其专业对口。而宁农已有一位北农大支援来的老师教土壤学，学校就安排我教肥料学，而且9月就要开课。时间紧迫，一切从零开始。从收集教材、编写讲稿到筹建实验室，我几乎每天都忙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下……就这样，我们结束了研究生学业，开启了教师生涯。

两位研究生参加中苏联合野外土壤调查工作情景

两位研究生（前排左一孙汉中，后排左一鲍碧娟）参加中苏联合野外土壤调查工作情景
照片提供 鲍碧娟

“1964年3月，因为我爱人从部队调回杭州工作，国家规定家属随调。我从宁夏回到杭州，工作在浙江化工研究所无机肥料室，研究所研究发明和生产过碳酸钙、钙镁碳肥、沉淀碳酸钙、液体碳铵、碳酸二氢钾铵、氮碳钾复合肥料、含微量元素的复合肥、有机无机复合肥及作物专用肥等，我负责实验和推广，直到1989年7月退休。

“关于孙汉中同学的情况。他去青海农学院教书数年后，调到陕西生物土壤研究所，参加黄土地的土壤调查工作，后因爱人在南京工作，调到南京土壤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我们工作后，与两位导师一直保持联系，有工作、学习上的请教，有节日、过年时间给他们的祝贺和拜年。陈恩凤先生非常风趣，有一年过年竟然给我寄来一幅字，上书三个大字：鲍先生。

如今，两位导师已经仙逝而去。但我的心底他们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