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珍藏系列.贺宇红碑帖：珍贵遗产的艺术和文化重要组成

贺宇红

碑帖是中华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其承载史料、艺术和文化的价值而独具风采。它不仅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教育军事、风俗民情、文学艺术的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自古至今大量的名家书迹、各种字体、不同流派书风，堪为中国书法之渊薮。

（一）

碑帖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对文明的追忆和对书法艺术追求的历史。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人类在蒙昧时期就已经将自己对大自然的认识刻绘记录在岩石或是实用的器物之上。随着文字的产生，有文字的刻石也随之出现，相传夏商周时期已有《峋嵝碑》、《坛山刻石》。秦始皇东巡，为记功颂德，将文字书刻石上，据记载有《峰山》、《泰山》、《琅哪》等七种刻石。不过这些刻石并非我们所说的碑。《说文》释曰：“碑，坚石也。”它指的是宫寝中测日晷和系牲口之石；同时还指没有文字的竖木，上面穿有孔，用作下葬引棺的辘轳架。《礼记·檀弓》记载：“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由于竖木起到标识墓葬方位作用，便逐渐演变为无字的竖石墓表。汉时，臣子为追述君父的功德，开始书刻褒扬君父功德的文章于墓表之上，于是出现了墓碑，并由此衍生出纪事碑、功德碑、刻经碑、祭祀碑、贞节碑等等。由于石材价格低廉便于获取，更因其性坚而稳固，又易于保存流传，石碑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东汉时期形成了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的固定形制，这种形制沿袭两千余年。

晋唐以来，碑逐渐发展成集绘画、雕刻、书法、文学于一体的艺术品，受到贵族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在墨拓碑刻的基础上出现了“帖”。《说文》释曰：“帖，帛书。”它是指帛书上的文字，后引伸为小篇幅的书法墨迹。《前汉书·陈遵传》：“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这是关于帖的最早的记载。在“帖”形成之前，人们称名人墨迹为“法书”，通过临票、双钩廊填、硬黄纸钩摹等方法来保留和复制书法。唐时书法艺术达到了空前高峰，真草隶篆四体具备，欧柳颜赵各领风骚，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已经到了至臻至美的境界。人们广泛采用“响搨”技术将名人墨迹刊刻在石或枣木上，作为书写范本拓印流传。杜甫有诗为证:“峰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失肥真。”唐咸亨三年（672），怀仁集王羲之书法刊刻《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允许三品以上官员捶拓，由此促成了弘文馆摹勒王羲之《十七帖》刊刻，法帖由此而生。

北宋时期《淳化闻帖》的刊刻开创了丛帖刊刻之先河，掀起了历代官私刻帖之风，不仅带动了大量单帖的行世，也带动了古代著名碑石的大量翻刻，从而使一些风化漫漶的著名碑刻得以延续流传下来。至此，帖的概念由原来的名家墨迹转变为刻帖拓片。

明代，帖学进入另一个高潮，由于士大夫清玩之风和帖学盛行，法帖传刻十分活跃。一些著名的书法家、藏书家和鉴赏家纷纷加入了刻帖行列，并凭借其较高的文化内涵和书法艺术修养，打破前朝增减《阁帖》的刻帖旧习，出现了诸如《真赏斋帖》一类内容新颖的丛帖。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私家刻帖盛行，云集了一批摹勒刻帖高手，著名的铁笔高手有：章筒甫、章藻、吴鼐、吴应祈……私家刻帖的出现，一方面使一些濒临失传的墨迹得以保护和流传，另一方面，他们大胆地汇入了当代书法家和自己的书法作品，如丰坊《万卷楼帖》、《天一阁帖》等，为宋以来的刻帖注入了新的活力。

清初，康熙皇帝对董其昌书法的极力推崇，致使汉魏书法受到冷落，碑刻少有人问泮。然而，法帖多次翻刻，字迹严重走样而失去了书法原有的笔意，至乾嘉时期，人们的兴趣再度转移到用书丹上石的碑刻上。此时，著名的金石学家阮元提出“北碑南帖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继之将碑刻书法艺术的复兴推向高峰。最终，随着摄影和影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碑帖的刊刻也在持续二百年的碑学与帖学的争论声中暂告段落。

值得说明的是，碑和帖我们常常合称为碑帖，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碑与帖的主要区别在于：形制不同，碑多为高大竖石，帖多为横石。功能不同，碑以实用为主，记述事迹以流传后世，帖作为书法艺术摹本，将书法艺术流播后世。书体不同，碑所选文字多以庄重的篆、隶、楷为主，帖则五体皆有。内容不同，碑多铭、志、传、记、文学作品一类，帖以手稿或名家书稿为主，内容丰富，如诗文、信札等等。上石方法不同，碑用书丹上石，而帖为摹勒上石。刻法不同，帖须忠实于原作，反映书家真实的墨迹，而碑则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摹刻。

碑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历代的碑刻帖石浩如烟海，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包括林林总总的刻石、碑、碣、摩崖、墓志、经幢、造像题记、刻经等等，是最直接的文献资料。史籍大多出于后人之手，难免有所失实或记载不祥，碑帖所记载的文字材料多为当时、当地，比较准确客观，可信度较高，可补史之缺，正史之误。

碑帖作为历史的载体，记录了秦以来文字演变的历史，沉淀着中华书法艺术之美。综观历代碑体文字，如秦篆《琅珊山刻石》，隶书汉《乙瑛碑》，半隶半楷的汉《司马芳残碑》，由隶向楷转变的晋《颜谦妇刘氏墓志》，南北朝时期成熟的行楷《华岳庙碑》，北魏太和以后的“魏碑”书体《晖福寺碑》、《龙门二十品》等等，展现了由篆向隶、由隶向楷的书体发展过程。

（二）

天一阁的藏书名闻天下，其藏碑之富亦盛誉海内。范钦广泛搜罗海内典籍，亦喜法书、重金石，藏弃刻石十分丰富。清史学大家全谢山在《天一阁碑目记》中称道：“侍郎所得，虽少逊，然手自题鉴，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其风韵如此。”并认为“谓其断简残编，亦有足以补史之阙”的作用。可惜范钦后人多重经史典籍，碑帖刻石遂日湮月腐，尘封于架中，无人问及。乾隆三年（1728），全谢山登阁访书，拂尘启橱，藏弄帖石始得学人之关注。(www.xing528.com)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史学家钱大昕访阁与张燕昌、范钦八世孙懋敏同编《天一阁碑目》，在碑目序中说：“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碑目传诸世，岂非阙事。……拂尘袪蠢，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讫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J《碑目》共著录藏弄帖石：周一种、秦二种、汉二十九种、魏晋南北朝二十二种、隋五种、唐一百四十四种、五代五种、宋二百零二种、金四十一种、元二百五十七种，年代不详者两种、续增九十四种，共计八百零四种。天一阁原藏碑碣拓本均为明代或明以前所捶拓，最著名的有：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庙碑》。除上述三种外，如汉《冀州刺史王纯碑》、《酸枣令刘熊碑》、《圈令赵君碑》，梁《旧馆坛碑》等等，弥足珍贵。

自清中叶，阁藏碑帖逐渐散佚。清书画篆刻家赵之谦在散佚天一阁藏帖《刘熊碑》中跋日:“咸丰辛酉，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涧，烂以造纸，郅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涧水已墨矣。”兵燹之后，光绪间宁波道台薛福成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其卷末著录存碑二十六种，存刻石十三种。民国时期，藏书家冯贞群登阁访书，著《天一阁书目内编》，其著录存留丛帖刻石二十二种，而阁藏帖本均已佚，不知流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天一阁藏碑碣帖石陆续增加。现藏弆除天一阁存留丛帖刻石外，尚存明州碑林刻石一百四十三种；清代刻石《三忠遗墨》，《老易斋法帖》卜种，邮县通馆移地碑帖八百八十五种，杨氏消防阁移赠碑帖一千一百五十五种，朱氏别宥斋移赠碑帖五百三十八种以及建国以来天一阁管理人员历尽艰辛收集和“文革”期间抢救保护的碑帖一千四百八十九种。

（三）

本系列丛书所选的帖石为天一阁存留丛帖刻石、清代刻石《三忠遗墨》、《老易斋法帖》十种及明州碑林部分碑碣。

天一阁存留丛帖刻石有范钦模刻《天一阁帖》九种，丰坊模刻《万卷楼帖》二种，薛晨模刻《义瑞堂帖》十一种。多为明书法家丰坊法书，计十二种，另有文徵明、薛晨、薛选等著名书家法书。

万卷楼刻石，存两种《兰亭》，即嘉靖五年（1526）丰坊临本和摹刻神龙本。神龙本《兰亭集序》，此帖以冯承索模兰亭为底本，神完气足，间架结构精美，笔法遒劲刚健，墨色浓淡有别，姿态横生，为诸临木之冠。丰坊，字存礼，一字存叔、人叔，号人翁，后改名道生，称南禺外史，鄞县人，书学极博，篆、隶、楷、行、草五体并能，尤擅草书。董其昌誉其为“墨池董狐”。家有万卷楼，藏书数万卷，然晚年书楼打理不善，多遭窃难，又遇火灾，因与范侍郎交往颇深，劫余之书、帖尽归天一阁。

《义瑞堂法帖》由明代书法家薛晨摹刻。除丰坊和薛氏父子法书外，尚有文徵明正书《薛文时甫墓志铭》。此为文徵明中期作品，其书楷法精工，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孕王右军之意蕴；又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十分珍贵。

《三忠遗墨》刻于嘉庆十九年（1540），集明朝忠臣陈良谟和明末抗清将领钱肃乐的《钱忠节公与水功社长兄札》、张苍水的《张忠烈与林西明札》信札和陈良谟的《遗嘱》、《陈恭洁公平安家信二十七》。原件四札，藏鄞县天一阁范氏范峨亭家，范峨亭遗命其子付之贞石，并摹刻三人遗像于前。次年，同里周世绪题眉，嵌于鄞县旌忠庙殿后，共四方，1956年移藏天一阁。

《老易斋法帖》是搜罗清姜宸英书法作品最多的一部单帖。姜宸英，字西溟，号洪园，又号苇间，康熙时期“四大书家”之一，清初帖学代表人物。有自撰写诗文八种：《饮汤编修同用退之赠张秘书韵》、《五台山歌送方明府》、《西兴登舟次日渡曹娥江纪行》、《都中酬赠诸诗》、《赵进士诗集序》、《白燕栖诗集序》、《太学生殿侯谢君墓志铭》、《与三弟家书二通》，此外还有《临二王杂帖》和《书万言撰谢天愚诗稿序》两种。

甬上人文荟萃，遗留碑碣甚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甬上出土或被废置的碑碣陆续移藏大一阁，建碑林加以保护。古宁波称明州，故名碑林为“明州碑林”。碑林保存了自唐至清代碑一百四卜三通，记载了自唐以来宁波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情况，有唐经幢一种，宋碑十三种，元碑二十种，明碑四十二种，清碑六十二种。著名的如：宋《耕织图诗》、《能仁院新佛殿记》、《众乐亭诗刻》、《重建逸老堂记》，元《庆元绍兴等处海运达鲁花赤千户所记》、《唐刺史吴侯庙碑》、《张循王庙碑》、《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明《宁波府儒学进七题名碑》、沈恺草书《千字文》和《水月桥诗》，清《镇海防夷图记》和《镇海防夷图记书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