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描述分散在远远大于整个欧洲的中华帝国内部的洋人的遭遇，这个话题本身就需要一整本书来完成。这里只能浅尝辄止地点明一个事实，即义和团运动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反叛”，也绝非中国海外官员所讲述的样子，因为它很快就迎合了中国政府的利益。这一事件完全是企图彻底消灭在华外国人的故意策划和全面尝试。
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向帝国的不同地区发出过屠杀所有外国人的旨令。关于这一点，证据很多而且十分可信。外国人在衙门里有朋友，他们有的是电报员，还有的是官员——其中不乏高级官员。他们把关于这条敕令的情报几乎同时传达到了分布在相距几百英里的三个省份的教会以及其他外国机构。外国人至少两次见过旨令的原件，措辞之严厉与凶狠前所未有，为所有见到这些文件的外国人留下了无法抹杀的记忆：“逢洋人必杀，洋人退回必杀。”
人们普遍认为，总理衙门里的两位年轻大臣许景澄和袁昶之所以在北京围城期间被处死是因为他们将圣旨里的“杀”字改成了“保”字。据说两人之一的儿子肯定了这种说法，这也是他们的斩首罪名之一。这一说法由于多种原因尚有不明之处。在许多外国人遭到最严重影响的地区，旨令都没有得到改动，而且也很难相信在圣旨的问题上有人竟敢采取如此致命而又徒劳的做法。当然这一说法为那些拒绝执行旨令的总督们提供了方便，中国政府也很乐意用这个说法来打掩护。无疑这一说法将继续作为中国人以及许多外国人中间的标准解释而存在。由此推导出来的理论是端王意欲“篡位”，他的党羽强占了国玺，在一段时间内还曾经挟持过正统政府。
中国有句格言，“官不离印”，丢了印就等于丢了官，倒过来说得到官印也就等于得到官职。端王的上台是慈禧太后目标明确的一步棋，似乎又没有证据表明她否认或以任何方式反对他的行为，直到发生后果为止。再后来“假传圣旨”理论就自然出炉了，而且还得到了随后圣旨的证实。这份圣旨的内容是回收自围攻公使馆开始以来下发的所有旨令并否定它们的真实性，因此也就无法再引用其中内容来证实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这种时候的否认行为无法影响历史事实，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已经覆水难收了。
谈到这方面，有一封来自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信件值得特别注意。
亲爱的史密斯博士：
如果能够获得真正可靠的有关1900年中国朝廷所作所为——以及北京所作所为——的中方文件会很有趣：目前我们只能猜测和推断，但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事实！这是一个没有了结的问题，你尽管可以动笔，但是每写下一笔就如同将万花筒旋转了一圈——目前的情况就如同北极光一样变幻莫测。
您忠实的，
赫德
北京，1901年6月18日
皇太后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清楚所有以她的名字签发的法令内容，但是可以完全肯定，没有她的许可任何法令都不可能颁布。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她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而最大的可能，尽管并非确定，则是她无法挽回的决定性步骤是在一阵狂怒之下采取的，而她身边的满汉官员，无论品级高低，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前者责任尤其大。
有一种说法认为，导致这一行为的原因是决策之前传来的一份情报给皇太后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一说法得到了频繁而确信的肯定，而且也能很自然地解释她突然爆发的愤怒，因此虽然不可能对其加以证实，但却可以将其采用为支持假说的充分证据。必须考虑到的一点在于，朝廷一直有翻译外国在华报刊供宫中阅读的习惯，其中许多言论想必很令人不快。
故事是这样的：1900年6月19日，上海某位官员向北京内阁发送了一份电报，内容是在上海露头的一篇文章。文章具体内容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当时发表的社论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下列段落的内容就是类似的文章，出现在远东地区一份主要报刊《北中国日报新闻》上面，时间是1900年6月19日。
皇太后正在卖力地倒行逆施，恶有恶报的时候即将到来，至于她是否会留在北京收获苦果则非常令人怀疑……中国现在不止有一两个大国需要抚慰，而她却与所有大国同时开战，这完全是皇太后一党做出的选择……无论发生什么，必须将这帮人赶出北京，如果他们自己不下台的话。希望有可能重新请出光绪皇帝重登王位。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目前的战争是太后一人挑起的，我们不是在与中国作战，而是与篡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这份报纸有一个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公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听上去的确很像真正的英国政府机关及其官方发言人的意见，尽管这与事实真相相差甚远。任何稍微了解情况的读者都会知道报纸总会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几乎不间断的批评。
海军上将西摩尔从天津到北京的救援远征已经出发了十天。如果他的部队成功地进入城市，那么毫无疑问将会排除一切感情因素实现以下目的：“皇太后将被废黜。”只是提一下这句话都会令人想起1898年政变。“地狱烈火也不如女性之怒”，剩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多次有人呼吁关注以下事实，外国人在中国主要受到满族人而非汉族人的敌视。在内阁里面前者几乎一致赞成无视整个世界，后者则回应以剧烈而徒劳的反对。运动底层的领导官员除了几个突出的个例之外都是满族人。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奇特现象是，国外的中国大臣往往喜欢坦率地就政府政策发表个人观点，这与国内大臣通常的谨慎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驻英大使罗丰禄、驻法大使以及驻美大使伍廷芳这方面言论的报道可以将违反国际公法的责任定在满洲贵族头上。
采访驻英大使的一部分内容刊登在了1900年10月《克兰普顿杂志》（英语）上，很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他说：“一部分开明的人士，包括所有的汉族地方总督在内，都谴责义和团运动，并不同情它。但是满族总督的情况不同。他们并非通过严格的考核测试来得到他们的职位，因此教育程度不足。没有哪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会相信在战斗中外国步枪是无害的。我从未想过满族官员会相信这样的言论。对我来说这件事非常具有启发性。如果以人才间自由竞争为前提，就不可能出现对于高级官员职位的阶级垄断。满族人普遍偏保守而汉族人则倾向自由派。”
在解释了如何通过诠释孔子的言论来为无限权力进行一定制约后，他说如果执掌国家的人会去疯狂地支持义和团运动并因此危及四亿无辜者的命运，那么他们对于臣民顺从的要求就不再正当。他最后说出了以下不得了的言辞：“我希望危机过去以后我国能进行金融、教育以及司法方面的改革，我甚至也希望——代表我的国家以及我的政府——其他大国能够支持此类改革。”
中国这艘大船在满族舵手的操纵下驶进了危险的激流，船体无处不受冲击。从最南端的广东省到极北的黑龙江省，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大漠概莫能外。中华帝国的一体性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
各级各地政府以及内阁内部的一致行动至关重要，为了保证这一点，1900年6月26日朝廷向全国二十四位总督、巡抚以及陆海军官员颁布了一道旨令，内容如下：
朕昨日宣召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目前教民之争剿抚两难，敌意已经引起各国注意。
各地督抚审势量力之后不愿轻易开罪各国，此为老成谋国之举。然而时下拳党遍布北京达数十万之多，下至军民，上至公卿，无不痛恨洋教，已成拳教不两立之势。如剿则必激起心腹之患，黎民涂炭只在眼前。因此只得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各人奏折中劝朝廷勿听信拳党妖言危及国体，却不曾想过朝廷之艰难。
各地督抚如了解京城危局必然寝食难安，进而思及臣子本分不再上奏一面之词。眼下天命人事相交相激，战端开启已在所难免。你等切莫逡巡观望，而应即刻调兵征粮各自守土，如有疏忽定当严惩不贷。
任何中国官员在接到如此警告之后如果还对朝廷如此明确而重复的要求持怀疑态度无异于谋反，尤其因为政府高层从未承认皇太后是任何意义上的篡权者。
这一史无前例的局势使得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总督袁世凯三人与彼此以及各国代表签署约定，有条件地维持自己管辖境内的秩序，条件之一就是撤离外国炮舰。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条约权利，英国依然急切地愿意尽一切可能扶植那些“忠臣”，那些如果说不忠于蛮干的满洲贵族，至少忠于中国利益的官员。
万幸的是，英国驻华利益的代表是佩尔姆·L．华伦先生，曾任代总领事，后升任代英国大使。此外还有汉口的E．H．佛雷泽先生，他一直为英国利益尽心竭力。在华伦先生的建议下，英国政府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动，向张之洞提供了年息四点五的贷款共七万五千英镑，以该省厘金收入作保。华伦先生于8月9日向萨利斯伯里勋爵指出：“确保这几位总督在位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下台，必然引发暴乱，对暴乱的镇压意味着时间与军力的大量消耗，并必然会引发对中国的瓜分。”他进一步补充道：“总督权力的稳固目前制止了清政府全面排外的计划，如果没有他们，这一计划早就实行了。”
袁世凯在山东这个义和团运动起源地实施的政策非常不得人心，他自己的生命也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他为手下一千名全中国训练最精良的士兵配备机枪，将他们派驻在衙门口以防有人闹事。好几个月后，人们意识到正是因为袁总督的远见与坚定，山东才没有像临近的直隶那样遭到外国军队入侵，于是他的形象一下子扭转了过来。但是1900年的夏天前景还十分黑暗。
福勒领事营救外国人之地
最主要的功劳也许应当属于另一名官员——尤其考虑到他是满族官员——陕西巡抚端方，他坚定的立场防止了义和团的病菌在陕西省的扩散。面对着上文提到的屠洋令，他竭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保护自己的辖区，还有临近地区的外国人，丝毫不顾忌中国官员严格尊重行政区划界限的惯例。他为离开陕西的外国人配备了兵力强大的护卫团，并明确下令他的士兵在与张之洞的接应部队会合之前不准回来，无论耗时多久。在从西安府出发前往相对安定的湖北的路途上，要不是有如此严密的保护，这些外国旅行者一定会遭到大股土匪的攻击并且死伤殆尽。最后，陕西、甘肃两省的外国人全都安然无恙地逃过一劫。
在与陕西省毗邻的河南省，虽然没有实际发生大屠杀，却依然存在可怕的磨难与不可思议的逃脱。当地官员和人民比陕西那边敌意更盛，但也还有例外。
在山东，多亏袁世凯总督保护，当地外国人不但没有人在这段恐慌与逃命的时期被害，也没吃多少在其他地区很常见的苦头。芝罘[1]美国领事约翰·福勒（在乔治·康维尔神父以及他人的帮助下）在这一危机时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从当地日本领事那里以每天几百美元的价钱租下一艘小火轮，不顾个人危险亲自驾驶，一共将两百六十名外国人安全运送出省。
这三位高级官员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使得中部及南部省份免遭肆虐于北方的“病毒”侵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也不可能预防敌意在极端排外的沿海各省以及内地的孤立爆发。早在1900年夏天，法国势力一向活跃的云南就爆发了严重危险，迫使法国人不得不撤离。广东发生了充满敌意的示威，教会损失了大量财产。福建民情激动，尽管并没有达到造成危险的程度。温州的所有外国人都不得不撤离。
7月22日，一场可怕的悲剧发生在浙江西部的衢州府，汤普森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德斯蒙德小姐、舍伍德小姐、曼彻斯特小姐一共七人，以及常山的沃德夫妇与他们的婴儿和色古德小姐全部遇难，遭到了最残忍的杀害。这些当地人发起的运动夺去了多名中国内地会传教士的生命。人们相信这些事件与义和团暴乱无关，只是当地的叛乱，地方长官也在制止暴乱时遇害。
在中国西南部偏远的四川省虽然没有实际发生暴乱，但人们还是认为，最好撤出此地以及其他内陆省份的所有外国居民前往港口城市。
可以肯定，义和团动乱因为迷信闰八月的原因计划于当年8月达到高峰，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但是正如无法调节的定时引信一样，事态早在5月份就爆发了，整整提前了十二周。
与这突如其来的事态发展相关的一些现象对于长期在华的外国人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例如在奉天，新教传教士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当地总兵向在当年6月初举行年度例会的长老会传教士保证他们的完全安全。然而不到一个星期环境就发生了变化，官员和民众的极端友好变成了猜疑与敌意，总督拒绝回复极为重要性的通信。很明显，北京人为地改变了这里的氛围。新教徒在最后一刻逃到了牛庄，他们的财产悉数于6月30日被暴民摧毁。当地天主教堂于7月2日被烧毁，里面所有人要么被烧死要么遭到屠杀。
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表现任何针对西方人的公开敌意的地区突然成为全面排外怒火的温床，当地人不惜采取一切暴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如同一片干燥的草原遇到了火星，事先全无准备筹划。无论是城市还是偏远难行的山区，人口拥挤的平原还是蒙古草原都是如此。在提供了所有对事实的合理解释之后，必须承认这次可怕的爆发中有相当的神秘因素，就像地雷一样，在爆发前毫无原因。
分散在奉天以北的外国人在俄国人的友好帮助下逃到了哈尔滨或其他相对安全的地点。
满洲的汉满两族与驻扎在这里保卫新建铁路的大量俄国军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严重矛盾。由于俄国报纸天然的沉默特质，矛盾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很难判断。7月14日，俄国发表声明称一艘俄国轮船在黑龙江沿岸瑷珲镇遭到中国军队炮击，该军官证实他是奉命行事。一名俄国军官被害，六人受伤。沙俄帝国上下立刻为之群情激奋。第二天，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俄国城镇布拉戈维申斯克出人意料地遭到中国军队炮击，三名俄国人被打死，六人受伤。
在来自圣彼得堡遭到曲解的命令之下，俄国人对这种背约行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若干独立且没有偏见的旅行者亲眼见证了这场灾难，根据他们的证词，俄国人屠杀了几千名中国男女和儿童，死者的尸体堵塞了黑龙江。接下来的9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团报告沙利斯伯利勋爵，请他注意一份俄国报纸上的报道，内容是俄国人在一个原名为萨哈林，现已更名伊林斯基的中国城镇的废墟上举行了一次感恩节布道，在场的有俄国当局、俄国军方，一名英国军官以及大量围观者。神父说：“十字架树立在了昨天还属于中国、今天已经属于俄国的阿穆尔河岸，穆拉维约夫早就预言过这片河岸早晚都会属于我们。”报道还补充道，“格里布斯基将军发表一篇优美的演讲来祝贺获胜的军队”。对于英国驻俄公使查尔斯·斯科特爵士的抗议，拉姆斯多夫伯爵辩称俄国政府也只是刚刚听说这一事件，完全是因为军队在外远离中央政府难以保持联系而导致的未授权行为。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大批涌入满洲，俄国政府也向各国做出最令人满意的保证，一定会将满洲交还给中国。就好像桑乔·潘沙对堂吉诃德保证一定会代表杜尔西内亚夫人进行自我鞭笞，“只要我心情一好立刻就动手”。
除了下令正规军攻打使馆以外，中国政府在1900年夏天最愚蠢的行为就是袭击俄国，将整个中国置于肢解的威胁之下，也危及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www.xing528.com)
在直隶省有许多新教教区以及多得多的罗马天主教教区，外国人想从这里逃脱是很困难的。距离天津一百五十英里，靠近山海关铁路的北戴河很快就受到了孤立，所有居民都转移到了一艘英国军舰上。在没有拳民或中国士兵参与的前提下，当地村民立刻就将外国人遗留下来的财物迅速洗劫一空。
从唐山到山海关的铁路由在矿井工作的广东人以及其他工人保护了起来，工人们为了自己的方便和安全运营皇家御用铁路也算是一幕奇异的景象。煤矿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免受损害，直到俄国人到来后无差别地掠夺了所有的公营和私营财产为止。
卢汉铁路保定到定州段一直维持运行，主要目的是运送中国军队。
伦敦传教会位于京杭大运河沿岸沧州市的教区遭到了破坏，但由于一名友好的官员提供帮助，那里的外国居民全都沿陆路逃到了一个小海港并最终到达大沽。同一个传教会的另一部分成员生活在西南方向更远处，他们逃到了山东的庞庄子村，随后从那里来到海边。
上面提到的最后一个传教会的命运十分奇异。虽然受到长达一年多的威胁，但它最后逃脱之时却毫发未伤，甚至连闯入者也没遇到。从黑龙江到黄河的广大范围里除了得到防御的条约口岸以及一两个小地方之外，这也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了。当地大多数人都很友好，医院与药店的声誉和影响在当地传播得十分广泛。但是渴望掳掠的义和团成员的怒火最后之所以得到抑制完全是因为一位本地牧师与一位义和团首领及时达成协议，以一桌酒席与一匹马为代价换取的当地的平安。
张家口的美国和俄国居民历经千难万险，一路屡屡逢凶化吉，终于穿越无边的库伦沙漠与恰克图沙漠而逃离危险。
顺德府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曾经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一度曾被赶出城市，但是他们在山中流浪了一阵之后又被护送去了山西，一名当地官员在最后关头把他们送了回去，从而救了他们的命。最后他们在正定府大教堂找到了避难所。由于当地政府及军方十分审慎不开放城门，这里完全没有遭受攻击。一位罗马天主教主教，三名牧师，五名修女，还有一批比利时铁路工程师一直躲在这里，直到10月中旬中国人以及随后的法国军队前来解救为止。
位于怀鹿县的格林一家和格雷格小姐所遭受的命运最为惊心动魄，完全可以成为单独一本书的材料。他们忍受了一切苦难，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等等，他们的最终逃生完全是一个奇迹。至于保定府美国长老会的泰勒博士、霍其斯博士夫妇、西姆考克斯夫妇以及三名儿童；美国外事专员局的皮特金先生、莫里尔小姐和古尔德小姐；中国内地会的巴格诺尔夫妇和女儿以及威廉·库珀先生，这几人的命运则要更加悲惨。
在政府及军方官员的纵容下，这些人全部遇难。前一批人在1900年6月被暴民活活烧死在他们的住宅，后两批人则于7月1日惨遭枪杀、刀刺或砍头。
为了惩处这一滔天大罪，各国于1901年10月共同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在充分调查后认为该省布政使廷庸应当斩首，一并应当斩首的还有当地满族官员奎恒，他是统管当地骑兵营的守尉。骑兵营的位置就在中国内地会旁边。巴格诺尔夫妇以及库珀先生一开始就逃到那里寻求庇护，最终却被出卖给了义和团并惨遭杀害。这一判决得到了盖斯利将军和瓦德西伯爵的批准，并很快得到执行。几个义和团用来作为总部的寺庙也被炸毁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东南的城隍庙与至圣庵。义和团曾在这里设坛并审问囚犯。所有的城门楼都被拆毁了，城墙的一角也被炸塌，为这个见证了如此官方罪行的省会城市留下了醒目的烙印。
但是义和团针对外国人的暴行所取得的最可怕成果发生在山西省及邻近的蒙古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大刀会的创始人和主要赞助人毓贤是山西巡抚，这张灭绝之网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张开的。
保定府城墙一角，后被联军摧毁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排外暴乱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到了危险切实降临之际，再想逃跑往往已经太迟了。许多传教士，特别是在山西北部的传教士，都是瑞典人，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与港口城市的通信也并不频繁。至于其他人，包括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中国待了很久，已经习惯了暴动，因此以为这次也没什么特别，不会出现什么他们之前没见过的场面。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拿定主意抛弃自己发展的本地基督徒一走了之，宁愿高尚地与他们死在一起，而不是仅顾及自己的安全。
在港口城市的朋友们用尽一切努力向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传达关于局势的信息，但事态发展如此迅速，以致那些不在现场与接近风暴中心的人们不可能确定最应该做什么。
传教士面临的危险固然十分巨大，但是更危险的还是那些不会说汉语，当地中国人也不熟悉的外国人。瓦特·琼斯上校，一名勇敢的英国皇家工兵部队军人，在张家口以西遭到野蛮谋杀。桑德斯先生，一名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和他的同伴一起经受了最可怕的痛苦才从山西通过充满敌意的河南逃到了汉口，途中有一次，他为了活命，不得不竭力说服当地人相信他不是之前曾通过这里的铁路巡查官，当地人认定铁路扰乱了“地龙”的安息，破坏了风水，并驱散了雨水，从而使得整个地区陷入了严重的干旱。
在附表中有在义和团动乱中遭到谋杀的新教教工的总人数，一共是一百三十六名成年人与五十三个孩子，其中超过百分之八十四的受害者死于山西省或与之相邻的蒙古。这些可怖故事中的几个，在这里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下。
6月29日，瑞典国民联盟与基督教宣道会在山西北部朔平府一道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悲剧，其成员中有十人一起被害。大约在同一天，六名中国内地会成员在大同府被害。7月31日，在太谷县，D．H．克拉普牧师和妻子，吉奥·L．威廉牧师，F．W．戴维斯牧师，罗维娜·博得小姐，以及玛丽·帕特里奇小姐全部遇害，他们都是美国外事专员局的成员。可以肯定他们的头被送到了太原府。
在其他城市有无数其他的暴行，但没有什么可怕的景象能与7月9日在太原府发生的一幕相比，我们不情愿地见证了这个故事——一个浸会皈依教徒的故事，具体情节已经得到了其他方面的证实。他看见外国牧师和他们的妻儿，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还有几个中国基督徒，被押送到总督衙门。听说他们即将被杀，他徒劳地试图挤出人群，但还是被人群裹挟着目睹了大屠杀的发生。[2]
第一个被提出来的是法新先生（英国浸会教徒）。他的妻子抓着他，但他轻轻把她推到一边，在士兵面前一言不发地跪了下来。刽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头。紧接着他的是霍德尔先生和拜农先生，洛维特博士与威尔逊博士，这几人都被一刀斩首。这时毓贤总督不耐烦起来，他告诉所有拿着长柄重刀的保镖，让他们下场帮忙处死其他人。斯托克斯先生、辛普森先生和怀特豪斯先生跟着被杀，最后一位是一刀斩首，另外两个都是两刀。
当男人全部被杀之后，就轮到了女士们。法新夫人紧紧地攥着她的孩子，但士兵扯开了他们，将孩子们的母亲一刀斩首。刽子手之后又娴熟地一刀一个处死了她所有的孩子。但士兵们要笨拙得多，于是有几位女士们挨了好几刀才死。洛维特夫人戴着她的眼镜，牵着她儿子的手，甚至直到她丧生的最后一刻。她对围观者说，“我们来到中国，是为了传播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我们没有伤害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一位士兵在将她斩首之前取下了她的眼镜，她死前挨了两刀。
新教徒全部被害之后，就轮到了罗马天主教教徒。主教是一位老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质问总督为什么做出这等邪恶之举。我没有听到总督给予他任何回答，他只是拔刀在主教脸上沉重地砍了一下，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胡子，随后他也被斩首。
神父和修女很快也步他后尘而去。皮格特先生一行被人从附近的地区监狱提出来，他仍然戴着手铐。罗宾逊先生也是一样，他直到最后斩首之时还在布道，罗宾逊先生平静地接受了死亡。皮格特夫人握着她儿子的手，甚至当她被斩首之际都没有放开，她的儿子也随即被杀。剩余的女士和两个姑娘也很快遇害。
当天一共有四十五名外国人被斩首，其中有三十三名新教徒和十二名罗马天主教教徒。相当数量的本土基督徒也被打死。尸体留在原地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为止，因为事情在晚上才算完全了结。他们的衣服、戒指和手表都被人趁着夜色扒了下来。第二天，他们的遗体被人搬到了南大门附近，不过有几个人的首级被装进木笼挂上了城墙。所有人都惊讶于外国人的坚定和安静，除了两三个小孩子以外谁也没有哭喊或发出任何噪声。
毓贤只做了几个月的山西总督，然而在此期间朝廷的许可令向这个一贯友好的省份施加了致命的符咒，以致当他卸任离开时，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欢送，沿几英里长的道路两侧为他准备了酒和点心，他的靴子被人挂在城门口以纪念他的功绩，仿佛这还不够，人们还将一块石碑竖立在南郊，以颂扬他清扫可恨洋人的成就。
在外国军队入境中国北方之初就一致认定，为了维护这次遇害五国国民（英、美、法、意、荷）各自所属国家的荣誉以及未来所有山西外国居民的安全，必须给太原府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如同保定府一样，总督衙门必须被拆毁。但在直隶北部的其他军事行动为执行这一点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此出乎中国人意料地终究没能落实。这也使得一部分山西人产生了不可改变的信念，即外国人永远打不进山西省。
山西南部四队不同的逃亡者经历了可怕的痛苦之后成功到达了汉口，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还是因为恶劣环境或耗尽体力而死。目前已知，在山西省这一部分逃出来十九人，另有三十五名成人与十名儿童遇害或死亡。
所有故事当中最为悲惨的一个当属一个十人逃难团的经历，其成员包括美国外事专员局的艾特沃特夫妇及两名儿童，C．W．普莱斯夫妇及女儿，还有中国内地会的路德格伦夫妇与埃德蕾德小姐。汾州府的官员出卖了他们，假意要将他们护送往海边，但却在两县交界处杀害了他们。根据当地村民的请求，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路边的大坑。
这些悲剧在遥远省份发生的同时，美国大炮已经开始在北京炮击紫禁城了。但这一切为时已晚，无法拯救这些人和其他处于困境的人们，有些遇害者是在炮击事件一个月之后才遇害的。
那些最终逃过施虐者——例如放火者——魔掌的人们的悲剧故事可算得上基督教教会任何时代最动人的记忆。男人、妇女和儿童在自己的住宅遭到围困，住宅被人点燃后他们奋力逃生，又被人用长矛和刀剑刺伤，有的人还被赶回了火场。他们被人当作不配苟活的贱民并赶出家园，他们微薄的财产动辄被抢，直到灼热的6月、7月和8月，他们光头，赤脚，往往除了身上的衣服就别无长物。女士们不止一次只剩下一件外衣，传教士经常被人抢得一丝不挂，赤裸地站在荒凉的山西村镇街头。一名天主教神父在棺材里躲了很长一段路才得以逃脱。
他们不仅持续不断地经受毫无同情心的围观——勃朗宁夫人称为酷刑——还经常接连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面对暴民的袭击，暴民追逐着他们从一个村庄逃到另一个村庄，逃进高山、沼泽，以致他们不得不在废弃的茅屋中、坟地里以及山洞中栖身。武装土匪如同追捕野兽一样猎杀他们，一旦抓住他们就会施加殴打，在地面拖行——一位女士被人有意驾马车碾过，好要她的性命——捆绑手脚，拖到义和团祭坛前面由神灵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处死这些人。有时他们能逃得性命，因为村民们不敢在自己的村庄杀害他们，或者因为及时降下的雨水，又或者因为中国人同情受苦的儿童与他们憔悴的母亲的本能。
不止一次有人试图对他们下毒，他们经常挨饿，被迫以草根树叶为食。曾经有人因为伤口得不到护理而陷入谵妄，所有人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精神紧张。他们一次又一次遭到官员、士兵以及自称向导之类的人的有意出卖。然而就在这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依然时而会有些许善行照亮天空。有些中国官员十分友好，如果逃难者敢于进一步相信他们，恐怕他们还会更友好。有一名官员仅仅因为对通过他的辖区的走投无路的外国人展示了仁慈就被过境山西的皇太后降职。在某些情况下，同一家庭的成员不准探望或照顾对方，哪怕有人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也难怪逃脱者最常引用的一段经文就是“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箴言12：10）
这些遭遇如此苦境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诚心敬畏上帝的人，他们背井离乡只为遵循上帝的旨意，在人间传播天国的喜讯。这些男男女女有着无可指责的性格，过着清白无疵的生活。其中有些人毕业于最好的大学，在家乡本可以走上光明的职业生涯，但他们毫不顾惜这一切。许多人经历了辛劳漫长的岁月在药房和医院工作以纾解中国人的苦难。
只要上帝的教会还存在于世间，这些殉教者的生死事迹就将成为我们珍贵的遗产。
这么多的当事人，在文中无法详尽描述的恶劣条件下穿越数百英里充满敌意的地区，几十万以至数百万的敌人见到了他们，其中许多人都恨不得要他们的命，然而他们依然逃了出来，对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有承认上帝之手的威力才能解释这些奇迹。
之所以罗马天主教教徒与新教徒的被害人数如此不成比例，可能是由于罗马天主教的教众人数更多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拥有面积更大的地产，周围修筑了土墙，开掘了深沟，用步枪守卫，甚至还有外国运来的机枪。哪些此类地点得到了成功守卫，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到目前为止，我们碰巧只听到了两起防御失败的例子。
我们在罗马天主教当中发现了许多令人咋舌的殉难事例。西蒙古教团的哈默主教来到中国近三十五年，在主持弥撒时被抓，五花大绑之后游街示众，任凭围观者嘲笑。他的手在数念珠时被切断，三天后他被人撕掉衣服，裹在棉花里面，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五千基督徒遇害，教区的所有教堂以及其他建筑都被摧毁。
有一位西格神父被人捆住手脚用棍子抬着走，他的嘴被堵住以致不能对教徒们说话。他最后被人扔进路边的沟渠并遭到活埋。其间，有一次他曾试图站起来，并露出了头，于是头部立刻被鹤嘴锄击中。
当然，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益，如果德尔图良所说“烈士之血是教会的种子”这一说法依然具有历久弥新的活力，如果神的应许仍然可靠，一个在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多成就的宗教，以及那些在中国人手里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先驱们必定要在这个帝国的重生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义和团活动范围图
【注释】
[1]芝罘，现烟台。
[2]中国最大的新教教会成员的部分经历，可以在《中国内地会殉教教士与逃生者所经历之苦难》一书中找到。该书页数多达三百页，充满感人凄美的故事，任何国家任何分支的基督教教会都应当为这些故事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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