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曾经询问自己的牧师，《圣经》真实性的证据是什么。牧师回答：“是犹太人，国王陛下。”今天，如果有人问起什么能证明照管人世的天意确实存在，简明的答案应当是“北京围城”。与其空费口舌，不如列举几项事实。
第一，在公使团卫队到来之前，外国人的生命得到了保全。一些不太确定的迹象表明，朝廷曾经开会讨论悉数歼灭北京城中所有西方人的问题，只是因为庆亲王（奕劻）未能下定决心才导致了这一行动的拖延。
第二，公使护卫团在最后一刻恰巧赶到。他们如果再晚来两天，铁路系统的彻底破坏与横扫全国的洗劫就会把他们挡在城外，正如几天前西摩尔上将遭遇到的情况一样。这样一来，全体外国人都免不了血光之灾。
第三，外国居民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危险时并未受到攻击。有些外国居民住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还有些人甚至住在西山，就好像世道太平一样。他们在6月8日集合起来。人数最多的一组也只有二十四人。他们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从通州出发，跋涉十三英里，穿越了充满排外气息的地区，不但未曾遭到攻击，就连威胁的迹象都没有见到。
第四，这些刚才提到的美国人与其他人一共凑成七十之数，他们投奔到一处卫理公会名下的大型房舍避难，十二天里他们都处于半包围的状态之下，对于即将到来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来说，这是一场十分重要的预演。严密的组织很快就发生了作用，分管不同事务的委员会纷纷成立，防御工事的修筑立刻开始，哨兵各就各位，中国基督徒得到了武装与操练。当所有外国人聚集在英国公使馆，英国大臣期待美国人积极合作的时候，全套机制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应付一切事态。
第五，本土基督徒的安全。当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突然遭到谋杀之后，所有外国人都得到命令向自己所属国的公使馆报告，但是这些命令中完全没有提到本地基督徒。人们认为，他们不属于各国公使的影响力范围，因此没人为他们采取行动。对于许多公使来说这些人都无关紧要，主要由于已故詹姆斯教授的努力（他后来就在他曾协助加固的入口遇害身亡），这些人才在这一极度危难的时刻得以栖身于肃亲王府。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座宅邸对于我们的最终获救至关重要。没有这座宅邸，英、西、日、法、德等国的公使团根本无法坚守，而如果没有这些本地基督徒的劳作，防御工事也修建不起来。正如《圣经》所说：“这些人不留在船上，你们就不能获救。”（使徒行传27：31——注）
第六，大体来说在围城期间有三千人需要吃饭，还不算几百名海军陆战队。许多投奔公使团的外国人以及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没带任何补给品，而我们也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食品供应。但是我们在使馆街发现了一座粮店，里面大约有一两百吨今年从河南运来的小麦，还有如山的大米、玉米、豆类和其他杂粮。所有出售国外商品的店铺都离我们很近，在围城期间这些物资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匹与骡子的数量很充足，多数都成了食物，剩下的则用来搬运粮食以及磨麦子。这些牲畜的饲料问题也和人的口粮问题一样得到了神奇的解决。我们在附近两家遭到焚毁的民宅中找到了一大堆高粱与小米秸秆——两座民宅就位于秫秸垛旁边却没有将其点着。许多北京市民都惊讶地发现，英国公使馆里的八口水井水质上乘，无需煮沸或过滤就可以直接饮用。在火灾期间，这些水井从未令我们失望，尽管当时的用水量大得惊人。
燃料供应绝对充足，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燃料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附近有成百上千磅的煤炭，倒塌的房屋则提供了引火的材料与加固工事的原料。
第七，附近的外国商店保障了杂物的采购。许多没带换洗衣服的外国人在附近的一家裁缝店找到了大量服装。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制作沙袋的材料，我们当时一共制作了大约五万个沙袋。一开始我们用到了公使馆的窗帘、大马士革桌布以及能找到的任何布料。我们很快发现，外国商店里以及中国的物资几乎就是取之不尽。从附近的中国民宅，我们为身无长物的中国基督徒购买了大量衣物，极大地补充了他们各方面的物资匮乏。这些物资中相当一部分事后得到了拍卖，拍卖所得则归他们所有。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找到了防御所需的原料，尤其是在一家铁匠铺里面，我们找到了铁砧、风箱、熔炉，还有一门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中式铁炮。这门炮装在意大利马车上，发射的是俄国炮弹，装弹的是英国军械士，填充的是中国黑火药，打炮的则是美国炮手——因此这门炮也得名“国际炮”。在附近许多店铺里，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金属器皿，足足能装几辆马车。其中大部分都被铸成了炮弹与子弹。所有这些杂物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第八，上帝之手对中国人的制约。外国人赶往公使馆的时候外面是一片混乱，中国人完全可以以一击之力令我们全军覆没。后来中国人占领了城墙，因此如果他们使用了正确手段可以很容易地令公使馆无法居住，单靠步枪射击就足够了。
然后，他们精心设计了在外围放火来烧毁英国公使馆的计划。所有这些攻击中有三次特别激烈，持久而极端危险。然而，这些攻击不仅全部失败，而且每一次都令我们获得了更加有利的防御条件。风向不止一次突然改变，使我们免遭火焚之灾。相反，火焰烧掉了公使馆外围的建筑，而这些建筑原本可以成为中国人逼近公使馆并向里面放火时的掩护。翰林院的焚毁扩展了我们的防御范围，使得我们的阵地几乎无法攻克。(www.xing528.com)
更可怕的是地道的威胁。我们知道的地道开掘地点有两处，不知道的还不算。一处位于马车公园的一栋建筑里，另一处则位于公使馆最西端外墙附近。为什么这些地道从未完工呢？
中国人有多次机会针对我们防守薄弱的区域发动迅速猛烈的攻击。我们的防线很长而人员有限，如果攻击我们的是欧洲或日本的军队，他们一定会趁夜色从步枪射击不到的水渠里面钻进来并打开前门。围攻开始两天前，我们为了防止这一点架设了一座炮台，但是由于局势紧张一直没能把火炮安放上去。几百名不顾生死急于攻占公使馆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在围攻开始的头一个月就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他们甚至都从未尝试一下呢？中国人似乎一直没有利用自己取得的主要优势。
围攻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整个公使馆都因为恐慌被人抛弃了，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进入。还有一次我们放弃了城墙，但是中国人又没能及时发现，于是我们再次占领了城墙。中国人的炮兵在南侧的马棚对公使馆内部开炮，几乎打倒了一栋房屋。于是步枪手向中国炮兵射击，他们旋即撤退，再也没有来过。
在围攻的最后几天，炮弹击中了公使馆内的中方秘书处，对于这栋房屋以及整个公使馆都造成了威胁。步枪手再一次攻击了炮兵，五枪之后这门炮就永远撤走了。中国炮兵每每在最合适的时候停火。围攻的最后一夜，炮弹威力最大，但是总共只打了十发，第二天大炮就撤走了。这台毁灭机器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有人估计，我们总共遭受了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颗子弹的射击。在围攻刚开始的时候足有几千人攻击我们，平均每分钟会射击一百二十四枪，或者每秒两枪还多。但是尽管公使馆内十分拥挤，足足有八百多人，最多时还达到过一千人，但是只有三到四个人挨枪。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因此丧生，两到三人受伤，围攻的最后一天还有两名平民受擦伤。援军赶到公使馆之后才有一名女性受伤。至于儿童则全部安然无恙，尽管场院里跑满了儿童。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围攻期间射入公使馆的炮弹与子弹总数为两千九百发。人们相信没有躲在掩体里不当值的人员因此而受伤，尽管有几名中国基督徒被炮弹敲落的墙砖砸到。几百发炮弹落在翰林院的庭院以及上书房的屋顶，还有其他拥挤的地方。如此密集的弹雨为什么没能造成太大的损害呢？长期以来攻击我们的火炮数量大约在十二到十五门。我们费力挖掘了十三个掩体，但是真到了打炮的时候从没有人使用过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第九，上帝之手为我们阻挡了疾病。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使得卫生条件极差。东方人很不适应我们颁布的卫生条例。百日咳、麻疹、伤寒、猩红热与天花都曾在围攻期间侵袭过中外双方，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感染。当时亚洲霍乱的爆发条件十分完备，劣质且不足的食物导致相当多的中国儿童与老人的死亡。但是总体来说，关键的几项数据都十分令人满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居然无人中暑。
我们的医生水平高超，人数众多。有一位最有学识的病人宣称，在文明世界里他还没见过护理水平比这里更高的医院。女医生们放下了所有职业派头甘当护士。考虑到当时重症病人数量之多，医院里的死亡率实在不能算高。
第十，上帝给我们的敌人带来了混乱，他们怕我们远胜于我们怕他们。他们的激烈攻势似乎是为了让我们无法向外冲击，他们十分害怕这种可能，用尽各种手段加以防止。
我们这边则是少见的众志成城。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以及新教的成员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除了土耳其与希腊以外，欧洲各国的国民都能在这里找到。还有三名亚洲的外国人与美国人。好一艘诺亚方舟！柏拉图与西塞罗提到的联系全体人类的“大同纽带”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过如此明确的体验。正如圣保罗所说，我们是相互为肢体的。尽管我们彼此在政治军事问题上多有分歧，这个事实依然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回忆。受保护者的友爱完全可以与保护者的勇敢相提并论。
这所有的一切都令我们看到了上帝之手在围攻事件中的作为。在很多方面这都是《圣经》诗篇一百二十四章的体现，尤其是第七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罗网里逃脱；罗网破裂，我们逃脱了——注），我们脱困之后立即用电报把这条信息发回了家里。我们颂扬保卫我们的生者，我们缅怀英勇的死者。但最主要的是我们感谢上帝带我们走出了水深火热的苦境，重返平安的乐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