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北京使馆区时，救援队伍受到所有被困已久的人们热烈的欢迎，这些人一直期待着队伍的到来，但他们同时既怀抱希望又有些恐惧。不过，不久后能很明显地从救援士兵的态度和言谈中感觉出他们对我们甚是失望。他们发现很多男人、女人都如往常一般闲散，而事实上他们很多人是在值岗哨。尤其是当他们看到被困的我们看起来并没有挨饿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而其中还有些人——尤其是女人，穿着过于讲究。在救援队伍看来，这些女人在迎接他们的到来时应该是歇斯底里地抽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欢呼雀跃，这让他们倍觉失望。正如一个聪明的年轻女人调侃道：“看样子他们一直期待见到我们时，我们应该是躺在地上的，而且已经奄奄一息。”
被困的人中，其中一部分只是当初到北京观光的游客，他们是在火车被迫停运那天试图离开北京时被抓的，至少这些女人没有丢失任何一件行李，因此对于她们来说，穿着隆重点不是问题。其他的女人则发挥了她们在这方面独特的天赋，穿出了创意，她们一直如此创造着惊喜，这体现在往日的烹饪中，还有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衣物短缺、持续阴雨天气的日子里，还有在没有日常洗衣设施的情况下，她们却不仅能奇迹般地做到给衣物上浆、熨烫，而且经她们的手出来的衣物还能如新的一般，丝毫没有穿了很久的痕迹。
这些女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们似乎都善于发挥女性的多重才能从而临机处置得当，以这样的方式让人自豪于西方文明。美国和俄国公使夫人更是为照顾医院里的伤病员而勤勉地劳作着。为了这些伤病员能有舒适的疗伤环境，她们尽自己的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条件。一天，当医院的清洁人员未能上工时，格尔思夫人便亲自抓起抹布做起了清洁，甚至要比清洁工人做得更好。
在被围困的日子里，很多女人表现得和男人们一样冷静、勇敢，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多次进攻和被袭的日子里，她们总是坐在那里一直不停地缝制着沙袋，在她们身上，从来没有看到一丝恐慌的表情。彼时（包括日后静心回忆），最让人吃惊的莫过于在整个围困中，人们能把一切处理得如此自然、得体，而每次在做必要的调整时，所有的女人都能迅速而熟练地准备好所需的设施，尤其是那些恰巧有特别任务在身的女人表现得更为优异。
在整个围困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在院子里嬉闹玩耍，大人们对他们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的扮成列队行进的“拳民”，有的则模仿成被派去捉拿拳民的士兵。就连年龄最小的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战旗，腰间系着弹带，他们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如遇“战事”不利，他们就在地面上挖出一个个深坑，他们称这些是为“防弹”之用，因此不能被破坏。他们还费力搬来重重的砖块和木料，之后堆积在一起变成他们的“防御工事”，只是他们在堆放时顺序有些杂乱，令人哭笑不得。此外，他们用土装满一些小沙袋，之后在院子里到处堆起，目的是防护他们已“筑好”的工事。
一次，由四岁大的孩子们“修筑”的这样一处“防守阵地”被十岁的孩子们彻底毁掉了。对此那些爱好公平的妈妈们义愤填膺，她们责备大孩子们不应该如此对待年龄小的孩子。但是“袭击一方”的小指挥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反驳道：“这要是在战争中，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工事设置防御体系，否则，他们就只能是等着被俘！”因为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大点的小家伙们似乎有理有据，此事也就这样过去了。还有一次，一些传教士的孩子们正在向另一伙小家伙扔掷石块，而另一方也回敬过来。当被问及此事时，双方都急忙地解释道：“他们正在设法攻破我们的壁垒，我们是在阻止他们。”
之前已经提到过一个外国婴儿在围困中降生，为了表示纪念，还特意为其取名为“围困（Siege）”。就在这些动荡不安、让人感觉不吉利的日子里也有一些中国孩子来到这个世上，但对此没有做任何记录。在被困的前期有多名中国女学生成婚，因为她们的父母不能再照顾她们，并且她们也不能再回到自己期望中的那个家了。
至于在围困中有多少中国人因受重伤而死，又有多少人是死于疾病，很难给出精确的答案，因为要搜集到令人满意的资料是不现实的。此前也提到此次围困中，中国儿童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有六名外国婴儿死于生活的艰难。下面这份半官方的有关使馆区防守人员的死亡人数统计表意义重大，但也要明白，这并不代表最终的统计数据，因为这份表格保存不够完整，所以数据不完全精确。当海军陆战队队员们离开北京时，其中有几名队员因为太过于虚弱而不得不继续留在医院里。围困中第一个受伤的英国士兵索耶（Sawyer）是最后一个死去的，那时他的同伴们已经回到了他们的轮船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分遣队中。围困一被解除，大部分能离开北京的士兵都离开了，其中还有一些离开了中国。在他们中有几个看起来身体状况极佳，只是“有点疲倦”罢了。
围困北京期间志愿者伤亡人数统计表
续表
围困北京期间伤亡人数统计表
在这些表格上还要再加上一份长长的令人生畏的死亡名单，当然这份名单可能会遗漏掉那些因相距太远而无法被登记上的人们，也可能会遗漏掉那些在围困解除几周或几个月后才死去的人们，这些人虽然未被登记上名单，但他们的死却是由围困直接造成的。因此，这些表格所记载的仅是截止到围困被解除时的死伤统计，而非最终的结果。
附带地提一下“国际医院”，它可在复原我们的力量方面功不可没。下面补充的有关医院的内容大部分选自一名英国籍女内科医生所写的一篇文章，她是很有资格来写这一话题的。
围困中参与救援的医务人员是值得一提的。这些医务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男女医生共有二十名，他们有的获得了医学学位，有的获得的是外科专业学位，其中包括曹医生，他是美国卫理公会的一名中国籍内科医生，还有一名已经退休的海军外科医生。
这所医院是在围困开始的那天开业的，当时的工作人员有普尔医生和维尔德医生。所有的女医生被安排去做护理工作，她们欣然地接受了，此外帮忙的还有两名经过培训的护士和其他女士。所有的内科医生因为在得到通知时即刻离家，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带什么药物和绷带。普尔医生刚从英国公使馆出来，他知道使馆里这些储备也很缺乏。幸运的是，维尔德医生带了大量的药品和包扎用品，并且都是德国军用之物，其中有小包捆成的碘纺纱布，每包都被压缩得很紧实，这些纱布将来可以被剪成条状用作绷带；还有白色方形的平纹纱布，每块边长大约五英寸，这些纱布也被折叠起来压缩成另一个小包。他还有一个消毒器，日后用平纹纱布来替代碘纺纱布时是必须用到的。还有，手术前所有的仪器都需要用这个消毒器来消毒。
对大部分助手来说，枪林弹雨中的经历还是头一回。医院最初占用了使馆办公处的两间平房，但渐渐地，随着伤病员的增多，需要占用更多的房间。到最后，医院有了一间能放下两张手术台的手术室，并且在大厅里搭设了五间病房，每间病房里安放一张病床。此外，在窦纳乐夫人的寓所里，专门为军官和平民设立了一间康复病房，士兵的康复病房安置在了别处。三名美国女性负责处理厨房和库存的一切事务，她们的付出让人赞不绝口。
医院的伙食供给首先当然来自军需部门，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不能吃到这里所特有的香喷喷的炖骡肉，喝到味道如此之美的马肉汤。军官和士兵们似乎觉得为了到这里来改善一下伙食，受点轻伤都是值得的。由于医院里“语言五花八门”，在为伤病员分派病房和看护时特意进行了安排——至少要让每一个病房里的病人都能有与其说话的人。这样一来，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被安排在一起，他们由一名法国籍护士负责看护；俄国人在另一间病房，他们则由格尔思夫人亲自精心护理，有时德国人会被安排和他们住在一起；还有一间病房里总是住满了精明而有趣的小个子日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自行地住到了一起。还有一间病房是专门为军官和平民志愿者准备的，这里面的伤病员有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还有俄国人。
围城中能弄到这么多物品——床和寝具、衬衫，还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真是让人惊叹！其实，很多物品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克己精神，同时也展示出人们在困境中的一些应急手段。人们把白酒瓶包装里的稻草做成枕芯，然后将鸭绒被剪开来做成软和的枕套；在蒙古内馆里找到的一卷烟台生丝被拿来做成了一件件衬衫，就像之前用最好的亚麻花缎和黄色棉布做成的一样。我们都把这些叫作“皇家”衬衫。
医院里床架很少，因此床垫是直接铺在地板上的。但是所有人都能有一床床垫，还有床单和枕头。
在被围困的日子里，很多使馆人员的家人在没有蚊帐的情况下度过，因为他们得把蚊帐留给住院的病人，对这些病人来说，这是一件必需品，因此，此时蚊帐也就成了奢侈品。很多海军士兵随身的背袋里备有急救用药品和绷带等，因此他们受伤后随即可以进行包扎，但是平民志愿者们什么也没有，他们万一受伤，只能在到达医院后才能处理伤口。
伤病员的伤口并不是在面对面的公开交战中所致，因为所有的战斗大都是发生在壁垒后的防御战。因此，大部分人都是头部受伤。根据症状表征进行的二次手术经常会在伤病员的伤口里取出一些医疗碎片——衬衫或裤子的布条，或者是当时没找到的弹片——这些都已经嵌入伤口。因炮弹袭击受伤的比率较小，只有一人面部受伤但却是致命的。还有三人受伤严重，喉头被穿孔。此外，还有两人胫骨有创骨折，后被感染变成破伤风，这些都是致命的。
之前已提到一个马钱子碱中毒的病例。先是让该病人吸入氯仿，持续两个半小时后又对其使用洗胃器，最后病人苏醒过来；第二天他就穿好衣服，第三天便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就在围城即将结束之时，又出现了几个腹泻的病例。俄国人中有两人死于痢疾，但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因为他们很不注意日常饮用水的卫生。还有三个伤寒病例，其中一人在转移到天津后死亡。除了之前提到的两个病人因破伤风死亡外，其他的伤病员都能在受伤二十四小时后幸存下来。
整个围城中对医院的事务没有任何书面记载，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但当时大家都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在北堂，造成人员大量伤亡的主要原因是地雷爆炸。
在给沙利斯伯利侯爵的去信中，当提到防卫工作时，窦纳乐公使特别提及医院的贡献，并着重表扬了两位负责的医生。整个围城中，医院共接手治疗了一百六十六名伤病员，其中二十名只是内科疾病，其余则全是外科手术。凭借两位医生的奉献精神和高超的医术，一百一十名伤病员最终痊愈。普尔医生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一心想着病人，总是对伤病员充满怜惜之情，而在治愈病人后又是那样的欢愉。但最后他自己却因感染了严重的风寒而病倒，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医务室的主管福勒先生因其对伤病员耐心细致的照料和在工作时和蔼可亲的态度而受到人们的称颂。迈尔斯小姐和布雷热小姐每天都会为医院准备过滤后的水，这项任务绝不简单，因为整个过滤工作都是她们两人用一台手压泵亲自完成的，并且在她们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有子弹和炮弹在头顶飞过。几位女士因她们在护理病人的过程中任劳任怨而被红十字会授予荣誉勋章。杰西·兰瑟姆小姐由爱德华国王亲自颁发奖章，而美国圣公会使团的兰伯特小姐和沙潘小姐，还有英国圣公会使团的塞维尔医生则在中国受到嘉奖。
就在围城即将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美国人集会在一起通过他们共同的决议，他们要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保卫他们安全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也感谢英国女王陛下派出的驻华大使窦纳乐公使，还有美国公使康格大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传教士们收到了康格公使的来信，内容如下：
围困时期在京的美国传教士
经历围困的美国传教士们：
致幸运地逃离此劫难的每一位！在我们得以救助的时刻，我谨代表外交使团所有人表达我们共同的心声——诚挚地感激诸位和你们在中国本地的信徒！你们在围城中无私地保护着我们的安全，要是没有你们周密而明智的计划和中国信徒们毫无怨言的执行，那我们的最终获救将是不可能的。
在多次艰难的困境中，我深深感动于你们给我的悉心照顾和一直不变的耐心守护，在此，我深表感谢！我希望并且相信你们的牺牲和所经历过的危险都将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对于接受过你们无私奉献的人们来说，他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也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再次致以我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您诚挚的康格
北京 1900年8月18日
就在收到康格公使大人来信的三天前，窦纳乐公使大人就已经写信给了围城中总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内容如下：
致图克斯伯里先生：
因近几日事务繁忙，我深感疲惫，若非如此便早已写信于您。
在此我向总务委员会的所有美籍成员表达我对他们在围城中所尽的努力致以诚挚感激之情！
与他们共事，工作中也平添了诸多乐趣，因此才能成功地、顺利地度过围困期。我欲向所有围城中与我并肩作战的美籍传教士表达此意。他们对我不吝支持，工作中极富智慧且忠心待我，因此我毫不犹豫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整个局势才得以改观。
您诚挚的
窦纳乐
英国公使馆 北京 1900年8月15日
几天之后，康格公使大人收到了美国总统发来的电函：
所有的美国人为你和与你共渡困境的来自本国还有别国的同伴们安全获救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你们在围困中一直表现出的刚毅和勇气而感到骄傲！让我们一起为那些已倒下的烈士们默哀！我们还要感激上帝的仁慈，是上帝一直在保护着你们，并指引着英勇的队伍拯救了你们，使你们重获自由！
威廉·麦金利
两天后窦纳乐公使收到了英女王的来信：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所有人在为您担心，此刻衷心地祝贺您安全脱离困境。相信您，相信窦纳乐夫人，相信孩子们和其他所有人。(www.xing528.com)
V．R．I．
此外，维多利亚女王还专门致电相关人员：
致我大英海军护卫队指挥官：
感谢上帝！您和您所率领的队伍安全脱离险境。我和我的臣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你们重获安全的好消息，现在是你们此次英勇而漫长的防卫战圆满结束的时刻。我也为所有被困民众所遭受的损失深表惋惜！
V．R．I．
那些家在北京城的人们能够快速地回到他们原先的住址，看过当前的情况后，整个围城才算完全解除。他们的住所大部分都和卫理公会教堂的庭院相似，美国人曾在那座院落躲避过十二天。在这些空旷的院落里，穿插其间的街巷将其分成三个独立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里分别坐落着七所民宅、三座小教堂、两所男校、一所较大的女校、两所培训学校、两家医院、两家药店和八所当地居民的住宅。较远处宽敞的校园里便是汇文大学的两层主建筑了，校园被高高的院墙围着。
重游那熟悉之地时，人们本可以骑在马上随处看看，只是周遭建筑的地下室已大量凹陷，因此路面变得很不安全。再看这些建筑物，很难从中找到一片完整的砖块。除了偶尔能看到几片曾用来作房顶的白铁皮外，很难再找到其他的材料来说明这些建筑物曾经的用途。寻遍所有的院落，所能找到的木头碎片加起来还不够点火之用。所有建筑物的外墙都被人挖开了，甚至挖到了地基处，为的是取走每一块砖。所有的树都被连根挖走了，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只能根据被挖开的一个个深浅不一的洞坑来猜测。只有一棵树还安然无恙地立在那里，那是在正门内的一棵上了年纪的树。在围困即将到来时，人们就是把通知和布告栏挂在这棵大树上的。为什么这棵树能逃过劫难是一个谜，或许那些人认为它是某圣灵所栖之处而不敢随意动之。现在它成了一个地标，要是没有这棵大树，人们就很难辨认出所有建筑物原来的位置。
卫理公会教堂的废墟
长老会教堂的废墟
在汇文大学的校园里，供军需之用的一百只羊正在默默地啃食青草。四周很难见到中国人的身影。周遭的民宅连同使馆一起都被拆毁了，有的毁于突发事故中，有的则是因为报复，还有的是出于某些人的邪恶本性，这些人自觉在大肆毁坏的过程中能体会到一种无比的满足感。在大部分使馆周围的庭院里堆满了砖块和其他抢劫来的材料，但是已经损失的东西是再也难以恢复到本来面貌了。教堂的大钟曾经被埋，后又被挖出。中国人惯用也善用这种埋藏赃物的伎俩，尤其是在掩埋从铁路盗来的铁轨和枕木时尤为明显。
从卫理公会教堂所在院落当前的情况就可以看到整个北京城里被毁的所有建筑物的现状。有几处地方，依然立在那里的墙体似乎是在告诉人们该建筑物曾经的位置，但这也只是例外。在其他几乎每一个院落，人们所能见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景象——一切都彻底被毁，复原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各基督教传教团在北京损失的财产总量还未精确计算出来，但据说除了三十多座位于西山和几座位于海边的避暑别墅外，大概还有三十四所住宅、八座小教堂、十一所男校、一所大学、十一所女校、四所培训学校、十一家药店和八所医院。
在救援军队到达北京后的几天里，他们去拜谒了位于北京西南一角的基督教徒墓地。眼前的场景证实了他们来之前所听到的有关墓地状况的传闻。墓地所有的围墙都已被推倒，一座座墓碑连根被刨出；大约有四十岁树龄的长长一排大树被砍，墓碑被掀倒在地并被砸成了碎片；十三座墓穴被刨开，尸体已不见踪影；其中有的尸体很明显是被烧掉了，只有零星散落于地的碎骨和衣服上掉下的金属纽扣提示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野蛮行径与中国人向来对死者的敬畏态度大相径庭，这也标志着此次拳民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其野蛮程度也让人们认识到，如果对一种突起的势力不加任何限制，其破坏力将会有多大。俄国人的墓地也遭到同样的对待，看来尽管表面上俄国与中国关系特殊，在关键时刻，中国人还是“公平”对待所有外夷。
8月19日，德国公使馆内举行了悼念德国公使克林德先生的追思会，克林德先生的遗体将以隆重的军礼下葬。当时被击毙后，他的遗体被一名好心的总理衙门大臣暂时收存了起来，现在用一口中国棺材将其抬了回来。9月6日，人们在哈德门大街上为克林德先生举行了更为盛大的葬礼，安放克林德先生遗体的棺材就摆在了七十八天前他被击毙的地方。出席葬礼的有几个德军士兵连，一个军乐队，还有其他各国公使馆的人员。喀斯乐牧师致悼词，内容简短却激励人心，回顾了这位已故公使的职业生涯，也力劝众人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
葬礼的整个场景既奇怪又令人难忘，因为这发生在大清帝国古老京城的一条主干道上，虽然这座古城阅事无数，这样的场面它也是第一次见到。公使夫人披麻戴孝，乘坐着轿子跟随公使大人的棺材行进；街道上挤满了一排排欧洲人，他们观看着，很是感兴趣，人群中还有些中国看客，他们表情冷漠，或许并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在过去的两个半月里所发生的事情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整个事件的幕后指使者也未曾想过他的这一举动会引发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开枪射杀克林德公使的那个人已经被德国人监禁起来，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解释道，他只是在执行他的直属上级的命令。
此次围城中，有七十多辆京城的马车停在英国公使馆内，这让人不禁想起他们不久将经由陆路赶赴天津，这些马车到时都能派得上用场。围城解除后，当人们再一次走上街头，他们的感受却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尽管这座城市样貌依旧，他们却发觉再也难以习惯。此刻整个京城到处挤满了外国军队，留在京城的中国人很快感到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财产将岌岌可危。于是，很多中国人迅速找到他们曾被围困的外国朋友，或仅仅是认识的外国人，向他们坦诚现在到处急需运输工具，他们的马车和骡子将难逃被充公的命运。因此，他们想把这些转送给这些外国朋友。对于这些外国人来说还真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早起没饭吃，晚上有马驯。”
在涌入北京城的欧洲士兵中，有些性情暴躁，他们对当地居民造成的威胁无处不在且日益突出。因此，此时很有必要转移所有的中国基督徒，尤其是女学生，需将她们转移到更加安全、更加隐秘的地方。几天以来，为这些无助的未成年人寻找合适的安身之处真是让她们的监护人伤透了脑筋。多数情况下，家境富足的中国人宁愿将他们的财产转赠给他们认识的外国人，也不愿看到这些财产被夺走。
经由军方和使馆官员的同意，许多中国基督徒的尸体被存放在了几处清王爷们因害怕而遗弃的府邸里。因为大清贵族和义和团运动有很大牵连，甚至曾串通一气，所以这些府邸里的财产很可能会被当即充公。英国公使大人和美国公使大人明确建议，把这些清贵族们所遗弃的财物全部变卖，所得的巨额收益将用来资助穷困的基督徒们，因为现在从其他偏远的地方涌入北京城的难民越来越多，这笔收入正好用来弥补他们的生活所需。
有些人曲解了这一做法，之后将其传到不知情的人那里并夸大其词，这一原本善意的举动竟变成了一件丑闻，也就没人再支持了。原本是可以拒绝进入这些王府的，但既然已经进来了，要保护其财产不被他人随意抢夺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其划为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并按当权者同意的方法来使这些财产发挥其作用。
随着慈禧太后和当朝皇帝的西逃，整个大清的军队也消失了，他们奔不同的方向分散而去，在他们沿途经过的区域掠夺骚扰百姓。不久后，他们又在保定府和其他主要城市集合，但最后还是再次分开行进。在他们看来，外国军队占领北京仅仅是一场不幸的事故，即使是攻陷了北京城与其本身也无任何益处，丝毫不能解决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问题。围城中似乎已运往北京城内的大批武器原来被掩藏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在不曾想到过的地方找寻到其中一些。年轻的法格·斯奎尔司（Fargo Squiers）和他的一个战友发现了大批装有曼利夏卡宾枪的箱子，他们先搬了两箱到美国公使馆，但当他们再回去取剩下的那些时，却发现已被法国人捷足先登了。图克斯伯先生从一位佛教徒那里得知在城南不远的一座寺庙里藏着几箱克虏伯大炮专用的三点五英寸直径的炮弹。在将此消息报告给各位美军军官后，他们派出一名少校和一名警卫去取回这些炮弹。另外，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发现。
英国公使馆院墙
攻击公使馆的炮台
最有趣的发现之一尚属清军在皇城东南角修筑的炮台，这是为当时袭击各国公使馆和肃亲王府之用的，观其建筑风格可以说是精心设计之作，结构极为精巧。其建筑材料主要为粗壮的松木干，清军将这些松木干紧紧地捆扎在一起用以支撑高约二十五英尺、面积约一千平方英尺的平台。仔细数之，至少需要七百根松木干来支撑每座炮台。炮台的顶部由两英寸厚的结实木板修成，而炮台的各个洞口在挖凿时通过了城墙的墙帽，清军专门安放了厚度为三至十六英寸不等的铁门来作防弹之用——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一些铁门是从发电厂抢夺而来的。倘若这些炮台中的任何一座能正常地发挥其作用，那么英国公使馆和肃亲王府的防守顶多能维持两个小时。但是，事实上，除了围城解除的前一晚上这些炮台发挥了一下威力外，其余时候其攻击力可算是微乎其微。
位于炮台正下方的水闸被清军用砖块和石块堵得密不透风，甚是牢固，似乎是为了防止围困者从这里冲进紫禁城掳走皇帝。与此同时，与之相应的城北南墙上的城门（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第一批外国军队就是通过这道门进入北京城的）却无人把守，城门上很多铁栏杆都不见了，剩下的几根也很容易就能被拆卸掉。
援救工作结束后，到目前为止，北京城内最令人感兴趣的景点当属北堂了，因为从6月16日（使馆遭围困四天前）到8月16日（使馆解除围困两天后），被困者始终顽强地坚守着此地，清军和拳民始终未能将其攻破。北堂宽敞的庭院毗邻皇城的西墙，围困中曾遭到来自位于城墙西北角落的炮台的袭击。就在孤儿院的北墙外有一座大型的弹药库，里面存放着用来制作火药的硫磺和其他原料，清军就是一直用这些不停地制作着弹药。
在袭击不断的近六十天里，清军和拳民在北堂附近埋地雷，使得北堂发生过四次爆炸，破坏力极强，范围极广。其中两次爆炸导致被困人员伤亡严重，许多中国儿童不幸身亡。在其中一次爆炸中，一座建筑的房顶倒塌，将一名意大利军官埋在废墟中足足五英尺深。大家都以为他必死无疑了，但几个小时后，当人们得空对其进行挖掘时，他奇迹般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北堂连续遭到炮弹的袭击，但大部分炮弹都打得过高以至于对其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在北堂遭困的整整两个月里，敌人的攻击从未中止过——就像使馆区的情形一般——在那段艰难的时期没办法派出去一个信差，因此，里面被困的人无法得到有关外面情形的丝毫消息。就在各公使馆中场停战时，困于北堂的人们因为没有听到炮火声，自然地以为是清军已经胜利，而各使馆已投降。
被困于北堂的外国人共计九十人，其中有四十三名军官和士兵，而中国教徒有几千人。因为主教樊国梁原以为他们会在围城开始后不久就能被救出去，所以他们没有备下足够的粮食。临近围困结束时，他们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本来此前被困人员的口粮就已经缩减到每人每天两盎司，在救援队伍到来的时候，就连这样一口吃的也难以供应，此时，所有的平民都一致同意他们把吃的留给战士们，而自己挨饿。年事已高、令人尊敬的女修道院院长一直坚信上帝肯定会来解救她的孩子们。她坚持度过了整个围困期，在亲眼看到自己的预言实现后安详地辞世。
大主教锐利地预言到了这场暴风雨的来临，面对这场暴风雨，从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所有被困在北堂的人员要比被困使馆的人员经受住了更严酷的考验，表现出更为英勇的气概。因为北堂被围困的时间更长，清军和拳民对北堂的进攻从未停歇，被困北堂人员的生活供给比起使馆区严重匮乏，在抗击清军和拳民时简直就是以寡敌众。还有因与外界彻底隔绝从而难以获得外面战事的真实情况，一切都悬而不决，被困人员心灵上遭受了无尽的折磨。基督教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命运会是如何，中国本地和欧洲的基督信徒们是如何为了自己的信仰遭受并挺过身心的双重折磨，北堂将是永远的见证者。
以下关于被困北堂的记事来源于李佳白牧师（Rev．Gilbert Reid）。
这里聚集有三十名法国军官和士兵、十名意大利人、十三名法国神父、二十名修女和三千两百名中国基督教徒。
这里的食物足以养活五百人，但是用它来供给三千多人，一下子超出六倍，这任务真是艰巨。
围困之初，每天每个中国人有八盎司的口粮，但是到后期已经减少到二盎司。人们在保持体力的情况下才能好好地做事，但后来他们饿得奄奄一息，只能在地上爬行。他们的存粮只有谷糠、草茎和树叶了，但就是这些也只够他们吃几天的，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瘟疫和饥荒。外国人吃得要好一些，因为他们要保存体力来做好防卫。
对北堂的袭击始于6月15日，最初是拳民发起的，但此次袭击中四十八名拳民被杀。到6月20日，清军开始围困北堂，并从此成为攻击北堂的主力。在这一天，他们也正式开始对北堂进行炮击，其中一尊大炮直对北堂的正门。守卫北堂的海军士兵冲向清军夺下了他们的大炮，这尊大炮也成为整个围困中北堂守军唯一的大型武器。因此，清军对北堂的炮击要早于对使馆区的炮击，并且火力更为猛烈。连续三天，北堂遭到来自至少十四门大炮的连环攻击，而被困的其他时间里，袭击北堂的火力来源也不少于四处，其中一处便来自皇宫，而另一处则在一王府内。
北堂连续二十八天遭到炮击，其中有四天，炮击的火力比使馆区整个围困中遭受的炮击火力还要猛。在这些天里，清军共发射两千四百发炮弹，其中6月24号一天就有三百八十多发炮弹在北堂的庭院内爆炸。
保卫北堂和被困其中的数千名难民的只有外国公使馆派来的四十名士兵，他们分别守卫在六个设防较为坚固的防御点。其中，法国士兵配有两千发子弹，但意大利士兵的弹药少得多。一旦他们中有人阵亡，一名中国人就要顶上去。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就这四十人组成的守卫队不得不一直坚守岗位，随时抵抗敌人的任何形式的进攻。
清军和拳民发射的炮弹不仅击中了教堂，也击中了其他附属建筑物。其中，杀伤力最大的是拳民埋下的地雷爆炸，其中一次爆炸就造成八十人死亡，连续几次爆炸下来，共死亡四百人，其中包括一百二十名儿童。中国基督徒所遭受的损失也主要来自这几次地雷爆炸。整所孤儿院几乎被夷为平地，这真是清军和拳民“精心设计”的真实写照。
围困之初，六百名中国基督徒武装有大刀和长矛，但在清军发起炮击后，这样的装备百无一是。守卫队就是用四十支来复枪和那一门从清军手里抢来的大炮对抗着清军和拳民的两千多支来复枪和十几门大炮的攻击。
清军和拳民在武力上占尽了优势，但他们就是不敢攻进北堂。法国士兵的精准射击更是让他们望而却步。真是天佑北堂啊！许是教徒们每天早晨的祷告感动了上帝。
清军对北堂发动如此猛烈的攻击，慈禧太后和她的臣子们如此周密地计划，他们的意图很清楚，那就是使整个基督教在中国覆灭，尽管基督教徒们除了自卫的情况外从未主动挑起过事端。多亏了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天主教国家的公使馆派出的士兵奋勇抗敌，这一不幸才得以避免。
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为守卫北堂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时任主教樊国梁堪称勇敢者的典范。虽然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他依旧凭乐观的态度、平和的心境和对上帝的信仰使中国信徒们始终保持冷静，没有引起任何骚乱，也使得士兵们始终顽强坚守、毫不懈怠。一半参加守卫任务的意大利士兵、两名法国军官和三名士兵不幸身亡，他们占到所有守卫人员的四分之一。不管形势多么不利，樊国梁主教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
围困北京城，不管从何角度视之，都将是人类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一段记忆，这段经历是被围困者难以忘怀的。这一事件也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对于此次事件的记录很多仍然是模糊的，或许将永远如此。但是，这是一个体现人们的坚强意志、耐心和勇气，展示如何巧用稀缺的资源、如何凭借男人们的勇敢和女人们的不屈不挠，如何用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任换来上帝的庇佑从而成功做到以寡敌众的经典例子。作为一个故事，它是人们难以讲述详尽的，但同时也是历史将永远铭记的。
信众摄于教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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