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救援行动尚未深入，但从技术层面来讲，北京之围可以画上句号了。我深知，要将整个事件梳理清楚，就必须对被困民众的内务事宜逐一交代，还原真相。
在被围的特殊时期，家居生活的危急性（如确有其事）理应由女性提笔描述为宜。每栋房子里都挤满了人，有时甚至让人无法喘息。窦纳乐公使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变成了医院，其吸烟室晚上就被先生们占有，舞厅则由女士们霸占。而对于那些疲惫不堪的军官来说，白天他们都会将女士们的卧室挤个水泄不通。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想出更好的地方来安置那些患病的或是去改善被困民众的福利。这些对于设施的主人来说，肯定内心一万个不满意。
公使馆医生的一个住所，平日里也就在夏天的时候被一两个欧洲人赖着，现在突然间就被分割成八户人家，男的、女的，还有小孩，共二十个人住在那儿。他们仆人的房间也全塞满了中国人。小后院也常常充斥着等待分配食物的人，而且他们来得也总是时候。
海关聚居区内的房子都受到了妥善的保护。由于房间大小不一，因而所能容纳的人口也从三十到四十不等。餐厅不大，却要给五支习惯各异的部队准备伙食。这里大部分人，或许一半多都是海关的志愿者。他们以二十四小时为限，轮流被分配去防守各个区域，其中主要还是肃亲王府。三餐食物也分三个时段给他们送过去。要照料这个大家庭的饮食可不简单，不过两个贤惠的英国女士却将伙食置办得井井有条。
不久，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也加了进来，使得那地方人口总数达到了约七十人。他们一行人被安置到位于聚居区中线上的教堂。该教堂呈长方形，长度为四十三英尺，宽度为二十五英尺。在每个入口处都有一个储藏室，而其中的一个储藏室恰好连着一段弯曲的楼梯，一直通向阁楼。教堂的观众室内有一个由祭坛栏杆环绕的平台，上面安放了一个读经台。每边的过道都通向后边的更衣室。偌大的房间却完全被十二把前面可以放书的大木椅占着。
入口处堆满了各式衣箱，都快碰到突出的屋檐了。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只要那地还能放得下床垫，床垫就直接被铺上去。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睡觉的人，不禁使人联想到沙丁鱼罐头。有些男士勉强在亭子的边缘找到了不太安稳的休息场所。后来者，正如上文所述，直接去了公使的吸烟室。过道边的两个储藏室不久被清理了出来，改成了厕所。所有多余的东西都被转移到了阁楼上。
没过多久，阁楼也由原先的杂物间改装成了寝室。高台位于中间就如给教堂房顶开了个拱门，其四周的空间，包括前面、后面和两边，都塞满了几十年来公使馆的各式物品。在这堆东西中间，我们可以找出保龄球和瓶柱、包装箱，卸了绷绳的铁床架、一堆堆准备冬天安在居民楼的窗玻璃、布屏风扇、书架、衣箱、盒子、记录女皇大赦年遗迹的透明胶片、数以百计的灯笼、舞台道具、蒲席、芦苇帘、一堆无用的堆成方块状的中英两国间的条约、成堆历史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公使馆档案和账本。这些东西都布满了蜘蛛网，也算见证了多任公使的更迭。
凭借几个男女的辛勤汗水，大多数东西被移到了别处，从而腾出了个可以容纳二十个人的狭窄卧室，这也大大改善了他们的起居条件。因为阁楼是完全遵照公使馆中式建筑样式而建，因而只在一边留了窗户，空气难以流通。这在炎热的7月可是相当不好受的。不过考虑到其他地方还有白蛉、跳蚤以及蚊子出没的情况，住阁楼完全算是一种奢侈的生活了。伤病员也常互换住处，因而他们总能换到一个适合休息的地方。
前文说到的教堂后面的那个小房间被用作了储物间，专门用于存放目前堆积在外的或未来时日收拢上来的物品。刚一开始，这储物间还被当作女士们的洗澡房来使用，只是后来才搬到前面入口处的小灯房里。赫林中士还慷慨地将自己的厨房留给避难区的这些人们。那厨房在他房子的后边，里面有个中国百姓家里常见的那种老式炉灶。不过因为空间狭小，做饭时人只能站在台阶上，或者其他可以容身的地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厨子们每时每刻都煞费苦心，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找齐了弄菜所需的各种物品。煤油炉和酒精灯也派上了用场，不过因为没有烤箱，饼干只能将就在锡罐中烘烤。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弄出一大桌饭菜，饼干什么的还不能烤煳，似乎是件难以做到的事，不过他们的确圆满完成了。
不过事情远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上级要求要源源不断地供应热水，这事足以让洋厨子们为难。一边是得弄好日常饭菜，一边还得应付厨房的主人、水兵、病孩的母亲以及住在那儿的中国人对他们的各种跟厨房沾边的要求。不过好在弄来了两口大火盆，这多少缓解了厨房的压力，至少茶水、咖啡、部分的热水就可以从离教堂最近的地方提供了，而不用大老远从厨房运过来。要知道此前，多数人还只能喝着压根儿就没过滤过的井水。所以，能喝上煮开了的水也算运气好的。
令人欣喜的是，一洋人店主无偿提供了烹饪大批食物必不可少的器皿。尽管如此，所缺的东西还真不少。由于大碟子不够，有时只能在洗脸盆里煮豆子或做饼干。因为热水供应紧张，所有的碟子只能在冷水里洗干净。第一分队一行三十二人的吃饭时间是6点半，因此得马不停蹄地料理完他们的伙食，洗干净碟子，并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拨人的用餐。要不了多久，第三拨人也赶到了。（后来这三拨人被分成了两大拨。）
这么多人吃饭，而那里除了一个圣餐桌外没有一个餐具柜，所以能放餐具的地方通通都用上了——椅子上、阅览架、窗台。不过，这些地方都不太平整，连餐具都无法放平稳。所以，只好不时地拿出去重洗，尤其当下暴雨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在下雨天还会遇到的一个尴尬事，就是碗布不太容易弄干，但似乎这样的碗布还能供应得上，其中的秘诀就是废物利用，餐巾、桌布都理所应当地拿来用了，用的人倒很是惬意，对此也毫不知情。
厨子和侍从们分三班轮流作业，一刻也没停过。但三班队伍之间配合流畅，各班组总是尽可能快地完成手头的工作而绝不给下一班留下绊脚石；事实证明，他们之间也从未发生过争吵，也谈不上有什么摩擦。
在雨季最严重时候，没有冰箱也找不到冰块，唯一能拿来储存食物的是一个占地一点五平方英尺的铁皮保险箱。离开几丈远的地方是个屠马场，苍蝇满天飞，所以马肉被割下来后，只能拿布罩着以防苍蝇叮咬——这也算是针对7月热天的临时举措。
为了准备一日三餐，还特地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妇女负责准备菜单，另有两个摆桌子并确保食物能准时上桌。她们一日一轮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材料，的确心灵手巧。最能体现她们家庭主妇优良品质的是，即便长久以来唯一的肉食就是难以咀嚼的骡子肉，但是食客们对其味道却频频称赞。让人叹为观止的还有，她们可以不用牛奶、黄油或鸡蛋却能做出美味的布丁来。
负责医院厨房的女士也显示了高超的烹饪技艺，伤员们才得以吃上可口的饭菜。如果有时恰好有伤员转走，她也能总是及时作出安排以防食物浪费。基督徒勉励会的小会员们也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帮着大人赠送物品给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尤其是饥肠辘辘的患病中国百姓。长期喝着米粥，使得那些人都饿慌了，因而洋人餐桌上的残羹冷炙也成为他们口里的美味佳肴。
有时避难区内的这些中国病号吃不下粗面包或米饭，不论她们有多忙，可口的饭菜总会送到这些病号面前。看到那些憔悴虚弱的婴孩时，她们都会忍不住回到那狭小得只能容一个人勉强过去的走廊里，为他们准备食物。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这些疲倦的母亲们被这些婴孩的哭啼声抑或其他人的呻吟声所惊醒。对他们而言，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接纳他们，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得到片刻休憩或是减轻他们的痛楚。在我们的描述中，所有的不利和不便似乎都是如此吓人。不过，这些困难从来就没击败过她们的耐心和勇气。这些品格都源自她们的天性，而绝不是每天的半小时祷告所能唤起的。对她们的赞美之词就如同赞美诗、预言或是书信中描述的那样：她们为黑暗的夜空带去了一丝亮光，就如同为夜空戴上了一枚璀璨的宝石。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是一部北京之围的军事史，然而英国公使馆防务的史料却非常值得我们还原。被围初期，贾腓力负责防御任务。他作为工程师的学术背景增强了其担此重任的说服力。在窦纳乐的要求下，他也承担了公使馆外围区域的防护任务，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工作是如此杰出。
通往英国公使馆的道路、护城河及防御工事
公使街大桥的西侧筑起了八英尺厚、五英尺深的防御工事，足以抵挡敌方炮弹的袭击。不过一个军方工程师却认为这种工事有点累赘，单从墙的厚度来说，非常没必要。不过当他看到德国公使馆的伤亡惨状后，他彻底折服了。类似的关于军事方案的更改还涉及蒙古内馆中空式防御工事。要知道在那些地方敌军的子弹曾击穿了十五英寸厚的鹅卵石墙和十八英寸厚的土墙。
除个别房子外，俄国公使馆实际上根本没有构筑防御工事，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在蒙古内馆的巷尾，防御工事建了起来，五英尺厚，很牢固。北边和南边的墙也进行了加固，厚度达到了十八英寸。单凭一层砖墙是绝对抵挡不了敌军火力的，因为墙上肯定有很多裂缝而且也容易被一排子弹击穿。直到首席秘书处对面的墙壁全部得到加固，而从那儿过去的所有墙壁都是两英尺的厚度。构筑防御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以说明。蒙古内馆工事于上午十一点完工，下午四点清军就在对面的每间房子上挖了枪眼，单一栋房子就有十二处。
毛瑟枪子弹能穿透砖头的三分之一英寸到四分之三英寸，而敌军后期使用的曼里契枪的破坏性就更大，它会留下很深的弹坑，并迅速将墙撕裂。在脱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星期一上午，贾腓力先生再次被传令修筑更多的墙来抵挡敌人的高破坏性火力。
所有的庭院也不断遭到攻击，因此它们也都以同样的方式得以加固。在修建防御工事的时候，除星期日外，每天约有五十个人参与施工。在此期间，只要有人被袭身亡，那定是因为他不顾再三警告而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在南向马厩西侧的防御工事有四英尺厚，它离外层院墙不远，恰好暴露在敌军枪眼下，所以该地是整条防线中修得最牢固的。马厩所在庭院的两层楼高的房子屹立不动可谓奇迹。在马厩门的后面也有一个三英尺厚的工事，向西北延伸，而在其旁边修了一个用于安放意大利产机枪的平台，墙壁有八英尺厚，很结实。在其一旁的墙有二十英寸厚，独立于外围的城墙，修得很坚固。由这儿过去有个碉堡，共设了五个枪眼，安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再过去有一堵四英尺厚的鹅卵石墙，而在其前面还有一堵厚墙。
再往北就是范·斯特劳克堡垒。在被围的最后阶段，上面可是安上了联军的诺登菲尔特机枪，机枪手密歇尔就是在那儿受的伤。在其西侧，离开约五十英尺远的地方有个清军的工事。再过去有一个庭院，就在銮驾库的城墙下面。
在被围初期，一个水兵以自己的死告诫大家沙袋是多么有必要。而此前，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沙袋已经够了。悲剧发生后，他们才幡然醒悟，原来工事规划师是对的。因为他坚称，“在救援大军来到之前，沙袋是越多越好”。此后，每个军官都意识到了沙袋的价值，沙袋因此而供不应求。
在学生图书馆的后面，开挖了一条战壕作为御敌地道，深度有十至十二英尺，离开两层楼房的墙壁只有十英尺，而墙壁的基础也只有三至四英尺深。开挖这条战壕一方面要冒房子倒塌的危险，另一方面被敌人炮轰的风险也不小，所以说是步步惊心。战壕不是完全连通的，但其关键部位由洞穴相连，可以从一端通向另一端，就如同树根的走势。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在开挖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发现中国的地道。御敌地道深十二英尺，而此时的水位线据说有十三英尺。位于翰林院的御敌地道开挖工作已经开始，一直挖到銮驾库才停止，原因是挖得太远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料。
在翰林院，原先就有一条防线，不过比较脆弱。后来加的那堵两英尺厚的砖墙足以抵挡炮弹的袭击。由于缺砖头，工人们就用书的木封壳代替，翰林院内许多关于美学的大部头书都用上了。从翰林院往东直到北向马厩的整条防线都以同样的方式加固，而且防线背后的地底下也早挖好了一个十二英尺深的御敌地道。
为了防止清军攻破防线，防线后面的亭子内都布置了三点五英尺厚的火力点以夹击来敌。这些亭子都被来自城墙的火炮打得疮痍满目，有七发炮弹击中了十英尺的范围。其中的一颗还把结实的岗哨炸出了个直径十六英寸的大洞，连带着把其中一块大理石牌匾也炸碎了。庭院里还放上了从翰林院搬出来的书柜，书柜表面都涂上了柏油作为遮掩，如此一来敌人就没办法了解里面防守的一举一动了。前面的一个小亭子也设了火力点以防漏防的敌军突前。而在不远处的一个稍大的亭子（名为晴亭）后面又设了一条防线，命名为“斯特劳特斯堡垒”。稍小的那个也以同样的方式设了火力点。
在翰林院的最东边本打算在从地面到最高点约三分之二的地方布置火炮，但这个工程一直没能完成。防线最东端的堡垒取名“奥来芬特堡”，宽八英尺，纵深有十三英尺。通向高处的岗哨的台阶全部由木书箱搭建而成，后来在其中一个中竟然发现了大名鼎鼎的明朝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只可惜里面全盛满了土。翰林院一带的防卫的确相当可靠，但是如果清军能铆足一切力量，发挥视死若归的精神，那防线早被攻破了。但是要让中国人作出这么大的牺牲，他们绝对做不到。
使馆区东侧的防卫周密程度（翰林院在北侧）比起其他区域要更胜一筹。6月29日，围城开始第九天，柴俊夫上校就提醒窦纳乐说，“肃亲王府最多只能坚守两三天”。窦纳乐立即转告贾腓力这一消息，并特别强调“事不宜迟”。这件事的结果就是促成了最完备的防御方案的诞生。这一方案不仅让中国人吃了一惊，也让曾质疑它认为它一无是处的洋人们刮目相看。此方案是用于英国公使馆最薄弱区域的防卫。试想，肃亲王府一旦失陷，敌军可以直接在其后花园架起大炮。如果那样的话，敌军的大炮离开公使馆就只有半个运河的宽度。到那时，清军的大炮就会在离英国公使馆五十码或者更近的高地朝这边开炮。相信公使馆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没办法坚持一个小时。
为避免发生上述危险，防御工事也已着手修建。这条完整的防线一直从北向马厩的最末端延伸到公使馆大门偏北的护卫营房。位于北端的奶牛舍顶上的岗哨也是战略要地。由于它比其他任何岗哨都要更靠近敌人的城墙火炮，再加上它距离敌人的据点也没有多远，因而也是潜在的被打击目标。马厩位于御河的前方，其墙体有十五英寸厚，又派人用五英尺厚的墙进一步加固，所以从上到下都是异常的牢固。马厩的末端地势较高，那里还修建了御敌地道以防清军前来偷袭岗哨。地道一直向西延伸五英尺，然后折向北二十五英尺，后又向东辐射同样的距离。在开挖的过程中，却没有听到或是看到清军地道的迹象。说起来，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御敌地道呢。从马厩到护卫营房，抵御敌军狂轰滥炸的类似防守方案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夯实的土墙筑了起来，并用粗大的木头抵在房子外面。
面向敌方一侧遭受到更多的炮弹袭击，因而工事严重受损。公使所住的楼房有三个砖房，其中一个也未能幸免于难，其二楼走廊被击毁，残骸纷纷往庭院里落。好在房顶下还有一个岗哨支撑着，否则整个楼就会被夷为平地了。在被围的最后一个晚上，紧挨着公使那栋楼卧室的一个房间屋顶被炸毁，这在前文已有所叙述，但所幸这类损毁事件在整个被围期间也是偶尔碰到。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么多神经绷得紧紧的军人中间，有那么一个平民格外抢眼。他肩负起了最重要的防御职责，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一个个出类拔萃的任务。他的责任心支撑着他彻夜不停地工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得保守那一个个令人沮丧的军事秘密，要知道守口如瓶背后的折磨足以摧垮任何一个强健的躯体。(www.xing528.com)
在整个被围期间，除了任命贾腓力先生全权负责防御工事总指挥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军事干涉外，没有哪件事比这还更能体现窦纳乐公使的英明决策。当贾腓力先生的能力在得到现实的充分考证后，所有的摩擦消失了，一个个卓有实效、令人钦佩的军事和民用防御工事出现在了人们面前。在被围的最后阶段，贾腓力先生收到了窦纳乐爵士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窦纳乐高度肯定了他的服务和奉献。康格先生也发来贺信，并补充道：“我们能幸存下来，除了上帝外，我们真正需要感谢的是您。”几天后，救援部队赶到，一位经历了整个围城前后的英国人偶然问起加斯利将军对其步兵防御工事的看法。加斯利将军的答复是：“我对于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效性非常诧异，尤其是考虑到调度被围民众所需的工作量，防御工事本身以及和整个防御相关的方方面面，我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参战的六名牧师和墨菲中士
在一份与公使馆之围相关的官方报告中，窦纳乐爵士透露说：“泄漏公使馆机密情况的行为是在公使馆之围解除后才得以发现的。”在德国步兵截获的文件中就有一封是写给哈德门那儿的指挥官，内容竟然是关于公使馆地道的。写这封信的是一位在英国公使馆已供职四年的教师，而且这人很受学生的欢迎。伙同其他所有教师，他也在6月中旬神秘失踪。信上的日期是6月初。信上说到将军攻打公使馆的方式不太正确，而且在未来很可能招致跟以前一样的重大损失。他也提议可采取一种正确的攻击方式，即开挖地道。为了能帮上该将军的忙，他还附上一份他所掌握的详细的英国公使馆计划图，并在计划图上标明了最适合开挖地道的位置。既然公使馆之围已成过去，大家的兴致就转到了这封信的作者的身份上来了。但迄今还没找到该人。该背信弃义的行为的确可憎，但掌握了翔实的细节的清军却未能在公使馆前挖出一条地道，这着实算是关于整个防卫过程中的诸多奇闻逸事中最莫名其妙的一件。
鉴于公使馆防御的极端重要性，权威军事专家陆军中校兼皇家工程师斯科特·蒙克里夫曾就此话题为英国皇家工程师期刊撰文，总结前文所提的一些相关内容。此书只采用他的部分观点。话又说回来，本书所附的翔实的防守地图离不开他的功劳。
看着这份缴获的防御计划，大家首先都会关注地面上拥挤不堪的建筑。即便从这个方面讲，这份计划也有点和事实不符，因为如果所有的房子都在图上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建筑要比实际多得多，这就混淆了一些基本事实。
使馆区的一些房子周围和庭院内种了很多树，这些树为受困民众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和屏障。不过，它们也挡住了视线，而且当火灾发生时，它们有助于火势蔓延，就连掉落下来的枝丫也可成为危险之源。然而，它们也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因为敌人无法看清公使馆内的活动。另一方面，敌人似乎也没有很好地利用那些可以让他们居高临下的民房房顶。公使馆的双层小楼虽然在炸弹袭击中损毁严重，然而它却有效地发挥了中转站的作用。凭借这样一个可供横穿的场所，人员得以在防守区域内自由来往。当救援部队赶到时，他们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尽管外面枪声阵阵，炮声隆隆，但网球场上英国公使馆的女士们却能安然地出入，感觉就像去参加派对一样。英国公使馆的防御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所有使馆区内最稳固的。负责设计和监督任务的是美国传教士贾腓力，他是被困期间英国公使馆小教堂所保护的众多美国传教士中的一个。他的组织能力和乐观向上、永远向前的态度确保了英国公使区各个要塞的健康运转。
英国公使馆的所有守备人员中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军事工程师或民用工程师。贾腓力勇担重任，对所有防御工事的薄弱环节及时进行了加固，彻底解决了防守的后顾之忧。在他的带动下，所有的墙体得以加固，房顶得到有效的保护，要塞内部沟通畅通无阻，御敌地道得以修建，楼房的高层都得到了加固并挖出了枪眼，几乎每个地方配备了足够的火力作掩护，那样任何闯入者都将暴露在我方的枪眼之下。
敌军也开始在英国公使馆西侧的銮驾库的一个库房下面挖掘地道，但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不过教训却值得我们思考。他们朝着我方防守最密集的地方也就是翰林院一带开挖，他们施工的声响都能听到。于是，我方的御敌地道也着手修建，不过这个工作没进行多久。敌人显然无意中听到了这地下活动，于是，他们改道右边，转而朝区界墙的那两层的学生宿舍区方向开挖。不过，他们似乎是迷了路，还一个劲儿地朝左边挖，因此他们绕了很大一个规则的半圆，找不到北了。直到围城结束，这个地道被打开后人们才发现原来里面的环境污浊不堪，都没办法点个火把弄些照明，可以猜想那些中国人很可能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下工作的，也难怪他们会迷失方向。要知道，在这漆黑狭小的地下通道中，即使是借助煤油灯和指南针也难免会走错方向。据我们所知，那些中国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设备的。在地道中也发现了一些空的炸药箱以及没有引信的雷管。
敌人最后也是最疯狂的反扑发生在8月13日和14日，似乎他们知道那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不过，我方的防御依然坚挺可靠，而且守兵们也信心十足地等待援军到来的那一刻。敌人的攻击结束的时间估计是同斯科特上校及他的锡克兵出现在公使馆的时刻完全吻合的。援军的到来让蒙古内馆工事的守卫们如释重负，当然也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不过，敌人似乎见不得这种好事，斯科特等刚一露面就受到了几码外敌军碎砖块的礼遇。
对于所有对围城故事及其最终结果心驰神往的读者来说，获悉所有这些积极参与防守任务的人得到及时的表彰和应有的认可肯定是种最愉悦的精神体验。
英国白皮书的最后六页专门罗列了窦纳乐公使写给沙利斯伯利侯爵的信件。窦纳乐在信中呼吁政府表彰那些作出突出成绩的被围群众，不论他是军人还是平民，也不管其国籍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所有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中间，我们要特别表扬以下英雄：哈礼德（Halliday）上尉，前文已提到了他在离敌军最近堡垒中的无畏战斗；五十五个日日夜夜从未擅离职守的普尔（Poole）上尉；英勇牺牲的斯特劳特斯（Strouts）上尉。所有英国籍的志愿者们，他们中间戴维·奥莱芬特（David Oliphant）和亨利·沃伦（Henry Warren）都已牺牲，也值得褒奖。
贝林（Bering）作为英国公使馆第二秘书肩负了重要的防卫任务，他善于观察并且也不得以作出艰难的决定。因为他手里掌握了马、骡等牲口生杀予夺的大权，而牲口的主人自然不想他们的牲口立即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库克本（Cockbum）是中国秘书也是一位志愿者，他负责英国公使和敌军的通信往来，他的住所更是敌人炮火和子弹的打击目标。他也得到第二位中国秘书科尔（Ker）的有力辅佐。贝西·斯密斯（Percy Smith）是一位退休官员，他在险象环生的城墙上可谓宝刀不老。克拉克·桑希尔（Clarke-Thornhill）以前从事外事服务，也是一位积极向上、见义勇为的优秀志愿者。
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是公使馆的牧师。在其职责之外，他做了很多诸如参与开挖战壕和修筑防御工事等有意义的事，而他的精神也深深地鼓舞了在场的中国教众的士气。在肃亲王府，即使是被炮弹击中，他依然积极乐观，坚守在岗位上，无私地奉献着汗水，是一位永不倒下的楷模。
公使馆领事图尔斯（Tours）和汇丰银行的特威德（Tweed）在担任临时消防员期间也是任劳任怨，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使公使区免于火灾的威胁。而前者更是奋不顾身地履行其职责，到了围城快结束时，他的身体也透支了，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在死亡线上徘徊。
莫里森博士（Morrison）是《泰晤士报》的记者，也是斯特劳特斯所在部队的中尉，他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积极沉着，精力充沛，且在危险面前勇往直前，是大家在危急时刻的力量之源。7月16日他身负重伤，因而在围城的攻坚时期他遗憾地离开了他的战场。
所有的学生翻译也值得热情夸奖。他们面对无情的战火表现得个个像坚定的老兵一样，浑身上下都显露出过人的胆识。同样，来自英帝国海关的志愿者们也有着突出的表现，在突围之后，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升迁。
奈杰尔·奥莱芬特（Nigel Oliphant）也在很多场合尽心尽力，可惜在7月18日，他英勇负伤被送进了医院。
在另一封信中，窦纳乐爵士恳请英国政府向俄国海军的贝伦·范·拉登（Baron von Rahden），负伤的美国海军上尉梅耶（Myers），负伤的法国海军上尉达西（Darcy），德国海军的贝伦·范·索顿（Baron von Soden），意大利海军的鲍里尼（Paolini）和日本海军中尉Hara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来自日本特遣队的Shiba中校，他的技能、坚韧和勇气，值得所有人称赞。他的战略部署可谓匠心独运，而且在战斗中他也寸土必争，可以说他的行动为英国公使馆的布防留出了充足的时间，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守备部队将士的性命得到了保障。
1900年6—8月英国公使馆布防图
唐·里维奥·卡蒂尼（Don Livio Caetini）是意大利公使馆的第二秘书。在敌军的炮火面前，他坚守岗哨从不擅离职守，其奉献精神和才能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高度评价。范·斯特劳克（Von Strauch）是德国海关的职员，曾是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他负责指挥海关志愿者，为窦纳乐公使解了不少忧。窦纳乐也被他的热忱和胆识所打动。范·斯特劳克连同费尔德（Velde）医生都受到了政府的特别表彰。弗里茨是法国骑兵团的前军官，长期驻守前线。鉴于其强烈的军人使命感，我们一致建议法国政府对其进行表彰。
在华的美国国民取得了足以被授予勋章或荣誉的成就。不过，除了国会的公开致谢外，美国那边似乎还想出不太多的办法来表彰其光辉事迹。所以当被围的民众及其友人从来自华盛顿的1901年1月4日的一封电报中看到以下内容时，他们还是感到由衷的欣慰：
尊敬的阁下：
紧承上次的那封急件内容，窦纳乐公使已提醒我去关注那些在围城期间表现突出的美国公民。我深知将此实情转告您的必要性，他们不单单是为窦纳乐公使本人而且也为整个防御任务提供了无价的帮助。
窦纳乐爵士提到了贾腓力牧师及美国公使馆秘书赫伯特·G．斯奎尔斯（Herbert G Squiers）。在窦纳乐看来，贾腓力承担了英国公使馆整个防御体系的构建，而且他的这套体系征服了所有视察过该工事的各国军官挑剔的眼睛。作为对贾腓力工作的最大赞美，窦纳乐爵士在信中这样说道：“尽管在五周的围困期间枪林弹雨不断，却没有一个妇女或儿童因此而受折磨。”“他有恩于所有这些被围困的民众”。
在皇家水兵上尉斯特劳特斯牺牲后，赫伯特·斯奎尔斯（Herbert Squiers）顶替他出任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窦纳乐认为，他在美国军队的早期服役经历对于防御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窦纳乐对于他的热忱和才能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内城城墙上的工事就是由他设计并实施的。在窦纳乐的指示下，他还拟定了联军部队入城的草图并派人送到了加斯利将军手里。
我也恳请您将这两位先生的名字添加到美国政府的表彰名单中去，以表达我国政府对他们卓越成就的肯定和谢意。
（署名）兰当斯
以下这则写给窦纳乐爵士的信件，完整地披露了该荣誉榜。该信件已收录于《北京之围白皮书》中。
外国办公室，1901年2月10日
手头的这份报告已充分描述了公使馆区遭受围困和被救援的全貌。我想借此机会表明我国政府对这些卷帙浩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的高度重视。第一次远征救援失败后被困民众的沮丧情绪严重，但所有参与战斗的被困各国军队自始至终都没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且愈挫愈勇，与公使馆内的所有民众同心协力，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在我国政府看来，您在危机中承担的重要作用将永远被铭记。6月22日，您临危受命，曾受过的军事训练使您掌握了突出的本领。从那天起直至8月14日脱围的那天，您都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指导防御工事的工作中。
我国政府从多方渠道获悉公使区防御的成功得归功于您的个人努力。在您的努力下，各方力量得以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在广阔的区域内构建起固若金汤般的防线。目睹整个围城过程的人都想说，如果北京使馆区的所有欧洲人真的亏欠某一个人的救命之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您。正是有了您，我们才得以转危为安。
在结束此信前，我恳请您帮我转达我国政府对窦纳乐夫人的敬意。她对伤病员那种孜孜不倦和勇于奉献的精神让我难忘。不仅是对于那些受了恩惠的人们，而且对于在那些过去的时日里每天忧心忡忡、牵肠挂肚的远在欧洲的亲人，窦纳乐夫人及其助手们的奉献永远值得他们称道。
兰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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