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时局：紧急情况下的沿线战事

迄今已有不止一位观察员详细记述了联军从大沽口到北京城的整个军事进展情况。因此，本书仅择其精要，简要述之。

厄运当头的北京城笼罩在密布的乌云中。一支豪华舰队正雄赳赳地朝它驶来。几周之后，军舰在白河湾停锚。但舰队迟迟未展开行动，人们不禁要问其中缘由。

原来到6月中旬，大清政治局势复杂，瞬息万变，让人无法看到义和团运动和平解决的丝毫可能性。清政府阳奉阴违的政策在洋人看来既阴险狡猾而又耐人寻味。而背后的事实是清正规军已经和拳民亲如一家，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也显示慈禧太后私下在支持主战派，维持和平局面之艰难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让人难以想象。北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已被完全割裂了开来。从天津到京城沿线，大批不明身份的部队正虎视眈眈地静候上岸的联军部队。不久之后，麦克卡拉·西摩远征军很可能将为生死存亡而战。聂士成将军也在等候着他们，他的部队早在芦台扎下了军营。本以为该部队是派驻天津的舰队来磋商和谈的，但有迹象显示这支部队即将撤离，不过他们早已将河面布上了水雷，并且加固了大沽口防御工事。在此情形下，要将其擒获势必付出惨烈的代价。

6月6日，星期日。各舰舰长及舰队司令集会。会议决定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下，向中国军队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其解散部队。如其在凌晨2点前拒不执行，则联军将摧毁大沽口的所有防御工事。美国舰队司令肯普夫提出异议，但严峻的现实由不得他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国际法”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从那时起，这一问题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同时报刊上措辞尖锐的社论也纷纷涌现。不过，都到这个时候了，舰长们除了动武之外，还真没有其他办法去践行国与国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的这一国际法基本准则。也正是这个最后通牒，直接导致公使馆方面做出要求全体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北京的命令。另一个事实是，联军攻打大沽口的行动将直接打击大清帝国的国家尊严。而在此之前，联军几乎没有任何的实质性行动。从某些意义上讲，联军的这次行动在效果上丝毫不亚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萨姆特堡一役带给美国北方民众的影响。

不过，要是联军没能在通牒时间过后的几小时内拿下大沽口炮台，不仅北京的公使馆的处境将比现在还要危险万倍，而且解救天津城内的男女老幼的行动也将更为艰难，因为联军的这个冒险行动就好比是在负薪救火。

主炮台的清军统帅倒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在给定时限到达前的一小时，他就命令部下朝敌舰开炮。双方对抗正式开始。这是炮台历史上第三次被外敌攻击。1858年的那次，炮台在二十分钟内就沦陷了。此后一年，炮台成功击退了英法联军的十三艘战船。而这第三次的交战持续了约六个小时。当炮台上最后一门炮熄火时，北边的炮台得以攻破。英军和日军同时杀到，其他国家紧随其后。中国守兵明智地放弃了炮台，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从英舰“阿尔及利亚”号上发射的炮弹击中了南炮台的弹药库。那地方炸开了花，升起的一团团浓密黑烟足足有五百英尺高，掉落的残骸遍布方圆几英里。到7点半，所有炮台都已攻克。联军死了二十一人，负伤五十七人。不过，由于中国方面在统计上的失误，再加上他们缺乏严谨的精神，双方的统计结果可能出入较大。

援军行进图

此刻的天津城危如累卵，但由于通信完全被切断，大沽口的联军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和大沽口的舰队取得联系让他们了解天津城外国居民的安危成为当务之急。在这危急时刻，一位名叫詹姆斯·沃茨（James Watts）的二十二岁英国小伙自告奋勇，表示愿意穿越由拳民控制的四十多英里的地区将消息送到大沽口。在夜色的掩护下，他跨上了马背，同行的还有三个哥萨克人。整个行程要花费十二个小时，糟糕的是俄语他压根就只会三个词。他们策马穿过村庄，那儿的百姓手里都操着枪，子弹都上了膛，而此时他们的弹药早已用完，几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那几匹马驮着他们游过了敌方村庄旁的小溪，安然无恙地赶到了大沽口。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随身携带的急件交给俄国的舰长。多亏了他们的勇敢，所有被困于天津的外国居民得以转危为安。之后他们也顺理成章地被授予荣誉勋章。

从塘沽到天津的铁路多数已被拳民破坏，这让救援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赶到天津。受困民众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尽管这离他们攻占大沽口足足过去了有一周的时间。

此前，驻津军事当局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万一援军真不来怎么办。为此他们还就是否放弃天津转而向大沽撤退的方案进行了艰苦的讨论。

援军刚抵达天津，就立刻派兵回去增援西摩尔舰长的部队。该部队正在离天津城几英里的路上，伤兵满营，步履维艰。不管这会不会给这支声名显赫的远征军带来好的或是坏的运气，我都要费些笔墨来介绍一下这支部队。

6月初，西摩尔舰长提议各国海军要员应就集体防御相互磋商。不久，第一次会议在6月4日顺利举行，八国海军官员都出席了会议。在两天后的另一次会议上，与会方一致同意：如与北京公使馆的联络渠道被阻隔，应不惜任何代价设法重启。

第九次会议的召开起因于一封来自驻京公使的紧急电报。电报上说：“势危亟待救援。”麦克卡拉上校决意驱兵前往解救美国公使馆，这和西摩尔上校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也认为事不宜迟，并积极游说其他各国，希望他们助一臂之力。

10日早上，一支由三百名英国人、一百一十二名美国人、四十名意大利人和25名奥地利人组成的联合军出发了。火车开到杨村后因故障而停下来修理，部队被迫在那儿过夜。不久，另有两辆火车与他们不期而遇。这样部队人员构成如下：美国一百一十二人，奥地利二十五人，英国九百一十五人，法国一百人，德国四百五十人，意大利四十人，日本五十四人，俄国一百一十二人。第二天，部队人数进一步增加，算上新增的两百名俄国人和五十八名法国人，总人数达到了两千零六十六人。

12日，从落垡守卫处得到情报，说是廊坊通往北京的铁路已被切断。联军立即派遣一小分队前往安亭去控制车站并阻止拳民继续破坏铁路。在那里他们击退了拳民的三次袭击，对方损失十五人。

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拳民再次来袭，人数有四百五十人，个个神勇无比，但其进攻还是被挫败了。为此他们还付出了战死一百五十人的代价。因弹药供给不足，特遣队奉命回撤。

13日，联军派约翰斯顿少校率队赶赴安亭。部队在途经某村庄时遇到偷袭，二十五个拳民丧命，而我方无人员伤亡。14日傍晚，部队回到了驻地。就在当天，拳民又组织了大批队伍进攻廊坊的火车。他们阵形松散，面对摧枯拉朽的火力，他们表现出了匪夷所思的无畏，其中一些甚至在被枪击中后都要拼命冲到火车边才肯倒下。对方死了足足一百人。这天，在一废弃的村庄从事勘察任务的五个意大利人也丢了性命。

下午5点半，从后方的落垡传来消息说，那里的守卫正遭受一大群敌军的围攻，火车只好掉头去增援他们。看到有火车前来增援，拳民们立即停止了战斗，开始撤退。在交战中，他们死了约有一百个人，两门小炮也被我军缴获了，而我方有两名水兵受伤严重，其中一个没多久就死了。

15日，在强大的军事保护下，铁路线得以修复，不过有人报告，落垡通往后方的线路也遭破坏。拳民们集结在杨村，正全力以赴地掐断远征军回撤的路。

16日，有辆火车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天津。因为沿线铁路损毁严重，所以他们凌晨4点出发，直到下午3点才返回。军粮和弹药越用越少，而且远征军与大本营的联络完全被切断了，连续三天都没收到天津方面的情报了，远征军简直成了孤军。保护后方至关重要，但当火车在17日到达杨村时却发现为时已晚。杨村车站早已被拆毁，通信完全被切断阻隔，补给匮乏。他们已派人前去天津令其火速调送军需物品至杨村，但由于报信员无法通过敌军防线，这个命令也就等于是白下了。即使那个报信人侥幸突破了防线，他也找不到船只将消息送到对岸的天津。从6月13日至26日，西摩尔将军与天津方面之间的彼此通信就完全丧失。既然前行毫无可能，他们决定后撤。

第二天，也就是6月18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摩尔的部队在廊坊遭到猛烈攻击，攻击他们的不是之前提到的义和团，而是董福祥的正规军。他们在北京南苑狩猎场已静候多时，决定适时“插上一手”。他们的兵力算上骑兵队估计不下五千人，装备了新式曼里彻式来复枪。联军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清御林军严阵以待正式向远征军宣战了。但最终，清军还是被击退了。不久，他们又卷土重来，但结果还是再次被击溃。人员损失有四百人之多，而联军方面死了六个，伤了四十八个。

19日，联军紧急集会，决定放弃运兵的火车，退回天津，选择沿河左岸行军，同时用船护送伤员及装运必需品。在杨村一带，德国人截获了四艘这样的船。下午3点，部队出发。为了使船浮起来，只得忍痛扔掉了一门六十磅重的机枪。队伍中没人划过这种笨拙的船，也没能找到中国船夫。刚一上路，敌军就来骚扰，但他们最终还是被击退了。途经几个村庄时免不了要费些子弹或拼些刺刀，所幸都能成功避过他们。隐约听到敌军的机枪在某个地方肆虐，但就是找不到它的具体位置。今天白天行军八英里，一路上，清军骑兵队围追堵截。他们时不时还轰上几炮，不过都得到我们相应的回击。在敌人重兵把守的北仓，有多个村庄只能靠武力平复。在休整片刻之后，部队决定日夜兼程。

在21日这天，敌人顽强抵挡，而且其枪支火力也增强不少，因而部队只行了六英里路。从敌人那儿收缴的一船枪太沉，不得不抛弃，只留下了马克沁机关枪。

下午4点，远征军抵达河西务，对岸就是大清西局军火库。在约翰斯顿的带领下，一支一百人的小分队被派去占据制高点。同时，另一支德国先遣队迂回包抄，目标是对面的克虏伯重炮。两队不久便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大部队顺利过河占领了这武器充足且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部队现有的供给即便每天减半供应也只能维持三天。不过第二天，情况就峰回路转，士兵在搜查该地区时意外地发现了十五吨的大米。这一好消息彻底化解了军士们饿肚子的担忧。

今天联军也试着恢复与天津的联系，但没能成功，因为派出去的报信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拘。23日那天，清军试图尽最大的努力和决心去夺回军火库，但所有的一切还是归于失败。不计其数的最新式枪支，充足的弹药和军事物资都储放在那儿，这样一来，联军最迫切需要的军粮和弹药瞬间都一一到位了，部队也因此得以继续守上个几天。部队伤员人数已近两百三十人。因此，妄图凭借武力扫清障碍，打通去天津的路，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天津城离这儿也不过几英里的路了。军火库内枪械堆积如山，因而沿河一个被攻占的拳民要塞成了这些武器的用武之地。效果可想而知，此后敌人老实得多了。

就在这一天，送信人成功突破重围到达天津。不过半路上他还是被抓了，并被绑在树上。可是敌人没能从他身上搜出任何情报，只得放了他。第二天，从一个被俘清兵口里得知，聂士成将军的部队士气严重受挫。因此组织了二十五个两百人或三百人的作战分队伺机反攻。25日，救援大军在俄希林斯基中校的带领下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令人喜出望外。伤员们被运到了河对岸，整个部队紧随其后。晚上，部队就在河岸边安营扎寨。26日，部队开始回撤。海军上尉洛德尔-克罗夫顿和炮手戴维奇断后，目的是彻底摧毁军火库的剩余物资。要说（军火库的价值）的话，整个军火库内物资至少值得上三百万英镑。摧毁工作完成后，两人回到河对岸，策马狂奔，迅速赶上了大部队。

在这十六天中，敌军的确切数目可谓扑朔迷离。初期，他们还只是手持长矛的拳民。不久，清正规军或许是整个清帝国一等一的战士也加入进来。联军根本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投入战斗。这就使得整个援救行动困难重重。这支杂牌特遣部队的坚毅和勇敢无不为人称道。西摩尔将军在官方报告中尤其褒扬了英勇负伤的范·乌瑟多姆上尉和麦克卡拉上尉。前者来自德海军部队，他在战斗前就任命好了继任者以防不测。

这一情节跌宕的救援行动也引起了外界的普遍关注。不管这一行动是否会带来其他任何别的影响，但至少我们彻底推翻了以下论点：任何一个组织有序、准备充分的小规模外国部队都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长驱直入，以少胜多而不遭到敌人的有效抵抗。

强攻北京出师不利给军事当局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如缺乏强大军事力量作支撑来应对所有突发情况，以及前方后方没能很紧密配合去镇压任何反攻力量，则北京绝不是唾手可得的。因此，联军放弃了妄图以军事实力压制中国军民的反抗的想法，转而更为客观地去分析万一中国这头睡狮觉醒后大举反扑时可能面临的困难。

天津之围的方方面面绝非本书所著的寥寥几页就可以说完。综合起来分析，天津之围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北京之围。

法、英、德三国的驻地沿白河依次排开，离开最近的市邑约一英里，并向外延伸约两英里，横向宽度约半英里。长达十英里的土墙将驻地、城邑和近郊围了起来。整个驻地以及城邑的周边地区都被村庄包围，这些村庄成为拳民和清军偷袭联军驻地的天然堡垒。

要是能占领那些土墙，则它们必定能发挥极佳的防守功效。不过这些土墙的分布不太合理，一半在驻地的里面，一半在外面。就算加上志愿者，联军的总人数也就两千四百人，显然无法镇守这条狭长的防线。因为它面对的是清军五千人的庞大部队以及人数飘忽不定的拳民。

清军没有选择在同一时间全力攻击两个地方，相反他们却在河对岸胡乱地朝各个方向开枪，既焦躁不安，又自得其乐。炮轰行动始于6月17日星期日，和攻打大沽口炮台在同一天。得益于缜密的计划，实施过程虽磕磕碰碰，但最终天津城还是在一个月后被拿下来了。

各种外国团体纷纷转移到了市政厅。它是一幢诺曼式的高楼，易守难攻，也可用作医院。

很大一部分受困的非作战人员集结于此。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传教士是受热情的怡和洋行的埃德蒙·卡津斯先生邀请而来的。五百多位当地基督教信徒也冲着这儿有充足的免费伙食供应而慕名前来。跟在北京情况一样，被围初期，本地基督教教徒是被当作危险分子来看待的。北京如此，天津亦如此。不久，这样的臆断就不攻自灭。因为在所有其他的中国人逃之夭夭而找不到壮丁时，如果没有他们动手帮忙，那些苦差事就没人可干了。

整个驻地的防御工事需配备相应的物资供给。由于路程较远，街道密集，搬运工作很耗费体力。男教徒们承担起饮水、弹药以及其他军事物资的搬运，挖掘坟墓等工作，而妇女们则担负起了医院卫生保洁，收集骆驼毛以便灌制枕头，及其他必不可少的服务。他们的辛劳被大家看在眼里，并最终赢得大家的高度称赞。

正如原先预料的那样，抵津的救援部队并没能立即结束敌人对外国驻地的无休无尽的攻击。他们源源不断，来势汹汹。经过一番残酷的血战，联军于6月27日拿下了东局子军火库。总督裕禄的报告对此有所记述，虽内容略有出入，但还是得以被《京报》刊发，这让受困的公使馆民众看到了希望。各军事集团的彼此关系甚是融洽，但这并不保证联军中的任何一支或两支部队，单枪匹马就可以拿下京城。

位于白河与大运河交接处的堡垒是战略要地，因为它牵制着城邑、市郊、联军驻地以及通往北京的水路或铁路。由于缺乏合适的攻城火炮，而且仅有的火炮在火力上较之清军又相形见绌，所以联军困难重重。多数清军的大炮藏得很隐蔽，很难找出它们的确切位置，尽管如此，这些枪炮的射程却相当惊人，很是扰乱我方军心。

在一天时间里就有六颗炮弹袭击了多沃德将军及其属下作为指挥所的戒酒楼。当时他们正吃着午饭，一颗炮弹直奔他们的餐桌而来，紧接着第二颗也似长了眼睛似地飞驰而来。

飘忽不定的炮弹，实实在在的来复枪弹，不知疲倦地从法国公使馆区的中国居民楼里窜出的子弹，使得洋人在大街上停留片刻都成为冒险的举动。联军驻地间谍肆虐，很多就潜伏在被遗弃的洋人的房子里，一刻不停地从缝隙处朝外开枪。他们中的一些甚至还当起了清军炮手的指令员，指引炮手该朝哪些地方打。事实证明，他们往往很难辨认，更不要说把他们全部赶走，但此类人等一经抓住多半立即处死。

位于天津卫的黑色堡垒　外观图

位于天津卫的黑色堡垒　内景图

战斗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河东岸的铁路车站。无论是对于联军还是清军，占领这个车站对战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俄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坚毅和果敢一次次地扭转了局势。他们硬生生冒着枪林弹雨，守住了位于军火库和白河之间的浮桥。有一回，前线需要火车车头。车站里恰好有备用的，但问题是如何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将它们成功送出去。俄国步兵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佯攻敌人右侧，而在一英里开外的堤岸上，两台蒸汽机车早已开动，连同三辆卡车一齐蓄势而出。

机车刚一冒白烟，清军就觉察出了中间的端倪。他们立刻调转炮口。四颗炮弹在机车的上方呼啸而过，另有两颗掉落在了机车后面。机车逐渐加速，将敌军的炮火远远抛在脑后。不过，机车还得往前跑一英里，待内燃机温度上去后，它们才能全速前进。没多久，机车就像脱缰的野马在铁道线上奔驰。这一幕成为今天最令人激动的回忆。(www.xing528.com)

7月5日，所有滞留天津的妇女和小孩搭上了去塘沽的火车，离开这终日炮弹横飞的驻地，去投奔一个相对安全之地。前一队人在出发时，适逢堡垒那儿的战斗正上演，她们因而也就亲眼看到了最危险的地方。得以脱离这近在咫尺的危险，她们每个人心中定是无比的欣喜。

对于以下事件的总结，部分已在前面有所涉及，我们由衷地感谢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为我们提供如此图文并茂、翔实可靠的描述。正是他们的努力，我们才得以知晓以下触目惊心的事实：一万名欧洲士兵与一万五千名中国士兵短兵相接，伤残者不计其数，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远距离的火炮，这无疑是重蹈英军在南非的覆辙，但愿这血的事实能唤起当局对重型火炮的重视。

联军按兵不动，这就给了清军蠢蠢欲动的时机。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只是用炮猛轰联军驻地的做法，转而大张旗鼓地将阵线往西北方向拉开。右翼一直延伸到赛马场的废旧建筑处，而左翼还是驻守在芦台运河流经的土墙上。整条战线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绵延约六英里，呈月牙形或半圆形，将联军驻地围在中央。在防线最西北的英军火炮腹背受敌，处境堪忧。这时的驻地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露营地，除了要受到来自市邑附近堡垒的炮轰以及芦台河北岸的炮火攻击外，还要直接面对敌人交叉火力的威胁。清军枪炮手的技艺也得到长足进步，直接后果就是我军的伤亡人数直线攀升。按兵不动只能坐以待毙，因此联军必须采取行动。

当务之急就是解除土墙上英军火炮所遭受的来自侧面和后面的威胁。7月9日，联军主攻敌方位于西南部的侧翼，势如破竹，一举攻到敌军东北部，顺利抢占了西军火库并将之捣毁。此役的胜利离不开日美海军的全力配合。整个行动计划周全，实施有力，英、美、日三军配合默契。至此，英军火炮所受的来自侧翼和背部的威胁彻底消除，整个驻地再也不会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攻击了。

第二天，风平浪静，清军甚至都没去袭击车站哨点，这是自突围后从未有过的情况。直到11日，他们才故技重施。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清军被击退，不过法、日两军损失惨重，英、俄损失较轻。拳民们手持刺刀闯入停靠在联军阵线外的火车头。防御的士兵试图驱赶这些不速之客时，眼前尽是刀光剑影。由于缺乏材料、相应的工具及机械，大炮的布置可给联军出了难题。不过，最终这个问题还是得以圆满解决。13日，联军司令部做出部署，令俄军主力进攻芦台运河的清军火炮，德军全力配合，总军力约三千五百人。同时，命令日、英、美三军共约四千五百人在英海军西面火炮的掩护下向天津进军，力图拿下天津城。

日、英两军分别在福岛安正将军和多沃德的率领下，于凌晨3点出发。目标同7月9日一样，即敌军的侧翼。

白天，英国炮兵炮轰了清军的驻地。联军部队集结于离南门约一英里的西军火库。

上午，敌军储放在军械库的大批棕色炸药被引爆，由此引起了一场骇人的大爆炸。那个军械库与东军火库紧挨着，离芦台运河也不远。巨大的蘑菇云拔地而起，和清澈的蓝天相辉映——“惊艳的一幕”。联军驻地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家房子被炸了，都不约而同地冲出来看究竟是哪儿被炸了，却目睹了天空中这壮丽的一幕。

按计划，联军今天是主攻南门，先由日军炮兵开道，法军居右，不过后来阴错阳差，来了由利斯坎上校率领的美国兵，英军居左。

天气酷热难当，交战双方的炮火以及城墙上的来复枪中射出的密密麻麻的子弹也是火辣辣的。平地上随处可见埋葬清军尸骨的坟墓。可这些坟墓没能为庞大的联军部队提供多少遮挡以躲过近在咫尺的子弹，利斯坎上校不幸中弹牺牲。美军连同其他分队的伤亡可谓惨重，伤亡人数或许达到了参战人数的百分之十，中间还有为数不少的军官。如果紧急调往西面平地的清军步兵和骑兵表现得更积极些的话，那情况将更为严峻。实际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弹药不足再加上前进受挫，使得整个形势糟糕透顶。

四小时过去了，南门的爆炸声始终没有响起。最后，福岛安正将军捎话给多沃德将军说，他将改用夜袭拿下南门，多沃德表示同意。与此同时，俄军方面还没有任何消息，要知道他们的任务是那天行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过后来他们还是成功完成了任务，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他们占领了芦台河北岸的炮台并顺势摧毁了两个清军兵营。在留下一队人马驻守并准备黄昏时分再战外，其余大部队撤回驻地，损失了一百五十人。

14日凌晨3点，日军越过城墙前面的战壕，炸开了南门堡垒的入口，爬上了城墙，从里面打开了城门，为其他部队打开了通道，日、法、英、美联军涌入天津城。城内民众如同狂风到来前的残云，纷纷作鸟兽散。清军据点防守严密，本该易守难攻，但黑云压城城欲摧，他们哪能抵挡战斗积极性如此旺盛的联军，因而这些据点也就形同虚设，根本没能给联军任何考验。

天津城刚一沦陷，天津总督立马就逃跑了。不过也有人说，他在杨村杀了全家老小后，自杀身亡。

天津城被占约三周之后，全世界，尤其是北京公使馆被困的民众，都急切地想知道联军的下一步营救行动。各种相关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但整个形势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出各报纸字里行间的描述。

轰炸后的天津城墙

联军进入天津的城门

就其邻邦日本及其军事准备而言，很多人都怀揣这样的想法：如情况危急，日本定会积极参与营救行动，因为他们知道城门失火，必将殃及池鱼。何况，他们也做好了出兵的准备，但前提是其他国家得向其表明此要求。其他国家各有各的如意算盘，有些已公开表态，而另有些似乎还在琢磨。万一，日本真的先下手，那到时又该如何阻止他们将侵略所得占为己有呢？大家都能清晰地记起中日之间以往的战事。战胜方日本轻易地凭借外交手段，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其霸权，攫取了其“胜利”果实，而其他列强似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结果诚如大家甚至是被困民众自己事先所预料的那样，除了通过进程缓慢的外交会议相互交换意见，澄清彼此想法，提议表决，声明及再次声明各列强准备欠妥等情况外，啥事都没有办成。与此同时，列强却暗地里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往华北调兵遣将。

举步不前只会使公使馆的救援行动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样的证据不胜枚举。不过，在异国的土地上克服诸多不利条件大举出兵，尤其面对的是多国部队，定会遇到各种困难。难怪他们所有的准备工作直到9月份才完成。先前说到的西摩尔将军被击溃的事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谓不小。众列强开始质疑自己的准备情况，尤其是当他们想到清军很可能会聚集起数量超过五万的庞大部队来阻击他们的时候。美英两国在是否往北京进军事宜上焦躁不安，但这个决定还真不好下。

第二天晚些时候，荣禄向朝廷提议的事，即尽可能减少对公使馆区不必要的袭击，开始产生积极影响。虽然，他不能完全压制董祥福方面肆无忌惮的攻击，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缓和作用。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的。荣禄一直跟其在大沽和北仓要塞的亲信联络着，以便更好地了解时局。就在天津被占的消息刚刚传到北京时，荣禄从正要离开北京的线人那儿得知：恭亲王和董祥福将负隅顽抗，而且洋人要等到9月才会正式出兵北京。皇家海关的专员德璀琳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将其禀报给联军司令部。

8月3日，历经五小时的联军参谋长会议召开。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翌日出兵，尽管那时北方正处于雨季。这样的季节肯定是非常不利于物资运输的，再加上部队本身人员庞杂，设备军械五花八门，又给运输增加了无尽的烦恼。最糟糕的是，军事物资匮乏，即便是对于准备最充分的日军也只勉强装备一个团而不是原先计划的一个旅。道路上摆满了款式各异、大小不一的运货车辆，从日军的轻型小货车到美军的重型军用货车，后者由四头骡子拉着，载重惊人。部队总人数接近两万，其中一半是日军，俄军四千人，英军三千人，美军两千人，其他国家各几百人。所有稍大点的军团都配备了重炮，而日军的重炮数几乎是其他国家的总和。

4日下午，英、美部队整装完毕朝河西务出发，河西务正是西摩尔远征军攻占的西军火库所在。进军路线将穿越白河沿岸成片成片的村庄。天空乌云密布，行军途中，暴雨就下来了，道路立刻变得泥泞不堪。行军前就预料到会有持续不断的暴雨，看来预言变为现实了。

在接近村庄的时候，雨停了。加斯利将军携其幕僚作为司令部居中，英军在左边，美军列右边。他下令部队第二天早起行军并令部队抓住这喘息的机会稍事休息，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英国部队由数个单位组成。它们分别是皇家威尔士燧枪兵，第一孟加拉枪骑兵团，第二十三陆军炮兵连，装备了两门海军十二磅炮和四门马克沁机关枪的香港炮兵连，以及第一锡克兵团，第二十四庞遮普步兵连部队中的两百五十人，拉其普特兵团中的四百人。海军陆战队主要是配合俄军和法军，以打击敌军的左翼。

查飞将军率领的美军由四百五十名水兵、第十四兵团的一千名勇士、第九步兵连的八百名勇士、雷利上尉的第五野炮连组成，装备了两门霍奇基斯重机枪。日军由山口素臣将军任司令官，福岛安正任参谋长，带领三个野炮连、六个山炮连。俄军由名义上有两千人的两个步兵兵团、两个野炮连（每连六门炮）以及几个哥萨克骑兵队组成。法军总人数只有几百人，主要由来自东京湾的步兵连以及两个配备梅里那依特榴弹的山炮连组成。

清军固守的据点贯穿铁路和运河自东北向西南展开。他们的右翼驻守在河堤上，而左翼离开运河有五英里，靠近第十五座铁路桥，往外走的地方都已经被河水淹没了。他们防守力量的重心在河对岸的中央位置，在那儿精心挖掘了很多隐秘的来复枪射击坑和战壕，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击溃这些视死如归的敌人的。在运河左岸的据点背靠运河这条天然屏障，日、英、美三军合力攻打河右岸的据点。日军打头阵，英军增援，美军殿后；俄军和法军，在海军陆战队的炮火掩护下，强攻左翼。

下午3点，日军大举压前，抢占了炮台，解除了敌军纵向火力对联军中央地带攻击的危险。双方进行炮战已在所难免。日军冒着肆虐的炮火向前冲锋，对此清军却是毫无准备。不过清军在逃跑之前还是给日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联军部队就这么长驱直入，美军在左，英军居中，日军在右。清军时不时地在远处开着枪，以这种方式抵抗联军部队。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北仓附近立足，而那儿应该是他们重兵把守之地。不过即便他们在那儿有据点，可他们也没有能耐长期坚守。当联军冲破第一条战壕，战斗实际上已经宣告结束。上午9点没到，日军就攻占了南仓，此后就再也听不到枪声了。

日军在战斗中首当其冲，因而损失也是所有参战部队中最大的，估计有六十人战死，两百四十人负伤。英军四死二十一伤，而美军无一阵亡。负责攻击敌人右翼的俄军伤六人。由于有土墙的保护，清军阵亡不多，但却丢了“脸”，打击了士气，这比单纯死几个人影响更坏。

联军部队在北仓过的夜。8月6日上午，在杨村车站的废墟那儿联军邂逅了敌人，战斗持续了约四个小时，清军最终还是被赶进了杨村的村庄。俄军趁热打铁，炮弹直奔清军而去。孟加拉枪骑兵团紧随其后，彻底将他们驱逐出了村庄。前日行动的作用明显，极大地挫了敌军的锐气。损失最大的美国，第十四兵团死伤六十五人，第九兵团死伤九人，英军死伤在五十人以下，俄军七死二十伤。

两天的行军和白热化的战斗让部队筋疲力尽，因而联军决定明天在杨村休整，同时等候补给的到来。

8月8日，部队继续推进，沿河右岸前行。日军在前，紧跟的是俄军，美军尾随其后，英军殿后，而法军则继续驻扎杨村。日军可真是急行军，俄军显然跟不上，隔不了多久就要无精打采地停下来休息，行军速度连每小时一英里都达不到。这可难为了尾随其后的美军部队，他们常常被迫在烈日当空的沙地上停下来，而他们的俄军盟友却在前方成荫的村子里歇脚。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美、英两军为什么很多人因中暑而死亡。要知道他们不得不在午后太阳最毒的几个小时内贸然行军。

日军组织严明、设备精良，而且担当先头部队的他们丝毫不给敌军集结的时间，因此敌军往往望风而逃，也由不得在太阳炙烤的沙地上休息的联军有喘息的机会。福岛安正将军不愧为运动战的天才，当他被问到是否他的部队就真的一点都无疲劳感时，他回道：“不，但敌人也很疲劳。”

他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让部队奔起来，这种做法卓有成效。他的骑兵队和马背上的步兵队常赶在步兵大部队的前面约三英里。当他们发现敌人时，他们会立即回撤到大部队那儿，然后横向铺开，并一路向前突破沿途的所有村庄，构成整条战线的左右翼。当步兵大部队停下来休整的时候，左右翼再次被拉出来重复之前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被追捕敌人只有惊慌失措的份。

8月9日上午，日军炮轰河西务。未进行多大抵抗，河西务的清军就弃城而去。同一天，孟加拉枪骑兵团和日军的骑马步兵连一路追击两百名敌方骑兵，把他们赶得无处藏身，最后击毙了五十人，缴获了宋将军和马将军所在部队的四面军旗。

8月10日，联军主力部队抵达码头，虽然整个行军路程不长，但却磕磕碰碰的。中国人吃早饭的地方丢满了西瓜皮。他们没有专门的粮食供给，因而只能是捡到什么吃什么，像甜瓜、玉米什么的。

第二天，天气转凉，让部队喜出望外的是，天空竟然下起雨来了。部队来到张家湾后，日军又开始炮轰位于通州西南的敌方据点，待敌人散去后，他们顺理成章地将部队开到该城避雨去了。

8月12日，星期日。早晨，日军向前推进猛攻通州东南门，却发现该城早已是人去楼空。虽然城墙既高耸又坚实，易守难攻，但日军入城的时候却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在城郭的外门，日军向其统帅鞠躬行礼后，悄悄地把这城邑占为己有。随后，福岛安正声明将保护非敌对民众的安危，并承诺将尊重当地居民的权益。日军盘踞南半城，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法军把北城占了。

12日，联军在通州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踏上了奔赴北京的最后一段路，行程约十二英里。日军选了条通往朝阳门的石板小路。俄军在他们的南侧，运河以北，往东便门赶。运河以南，美军以及位于南边的英军也正朝着东便门行军。

在离北京城不到三英里的时候，联军司令部下令四个集团军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开会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不过，俄军对此表示不屑，继续前行，直到北京城的城墙映入他们眼帘。因没遇到任何抵抗，他们考虑直接进城。但刚赶到城门边，从北边城墙的拐角处就射来一阵凶猛的来复枪子弹，阻止了他们继续前进。俄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参谋长瓦西里维斯基也因此丧命。联军接踵而至，东便门被强行攻破了，大家在狭小的空间内纠缠在一起，在几个小时就几乎没能移动一步。

日军于8月14日上午赶到朝阳门，并希望一举炸开城门。但来自城墙上的敌军来复枪火力之猛，使得他们损伤严重，最终他们改变主意直接炸城墙。炮轰行动始于上午10点并持续了数小时，可成效不大。真要炸开城墙，没有重型火炮可不行，而城墙上密集的来复枪也让日军试图近距离开炮的想法成为泡影。整整一千多发炮弹就这么打水漂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也白费了。日军愣是没捞着一点好处。最后，他们决定等待天黑，乘黑攻城。直到晚上的时候，塔楼被日军放了把火，从塔楼上赶下来的清军遭到了大屠杀，城门这才得以攻破。

美军在快到中午的时候赶到东便门附近的南城墙墙角处。刚一赶到，有些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攀爬城墙。其主力部队随后赶到，而俄军早他们一步，因而也先尝到苦头。当他们进城后，却发现他们直接就暴露在南城城墙密集的枪眼下了。他们的先遣队几乎和英军同时到达南城，不过由于他们迷失了方向，数小时之后，他们才通过水门赶到英国公使馆。比英军晚了一步，在英、俄两军的配合下，前门或者也称得上是城邑与城邑间的大门得以攻破。

天坛内景，英军总部所在地

天坛，英军总部所在地

英军很幸运地在南城东面找到了砂锅门。除了在城门前的村子里驻守的一队清军骑兵外，那地方几乎无人防守，而那些骑兵也经不住英军的炮轰，纷纷作鸟兽散。英军留下了一小队人守卫城门，又派第二十四庞遮普步兵部队去占领天坛，剩下的兵力沿着城内的东西两条大街继续向前。行到离北京城中心还有一半多的路的时候，按照窦纳乐公使给联军总司令信中的指示，他们北转朝水门方向前进。当英军大部队从驻所出发赶往运河以南的时候，离水门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中国的来复枪手。他们面朝东面守候着哈德门，胡乱地朝英军开枪射击。第一锡克兵团的斯科特上校在四人的陪同下第一个进了城。这四人分别是佩尔上尉，基斯中尉和加斯利的两名随从。加斯利和他的部队在后面跟着。

他们仅花了几分钟的时间从水门出发，途经俄国公使馆到达英国公使馆（唯一安全的线路）。赶去报信的人受到民众潮水般的欢迎，经历过当时场景的人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忘记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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