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生活：劳工登记与防御工事的重要性

接下来要对围城期间的日常生活做一番交代，尽管这有悖于主题，却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有疏漏之嫌。

第一要务当属劳工供给的登记问题。自洋人迁居公使馆，中国劳工入住肃亲王府之后，登记委员会就展开了一次系统的人口普查，很快落实了外国人的名单，而且无须改动，但对中国人的统计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困难重重。

围城里最为重要的两名官员是劳工主管和登记员，两人在工作上相互协调，前者主要负责管理使馆外新教徒劳力的供给，后者则负责登记中国人进出使馆的时间。他们的工作颇有成效，这与两人精力充沛、警惕性高、为人和善的性格和机智果断的行事作风不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苦力住在英国使馆外面，并且由神父以及他们为之效力的法国人、日本人等直接指挥。这是经过登记委员会的一番尝试才开始实行的，尽管试行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之后英国使馆的劳工登记工作被证明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委员会又采用同样的方式对肃亲王府的劳工进行登记。

因为之前许多仆人从使馆逃走，其他一些下落不明的正被寻找着，一时间使馆上下到处都声称急需人手。首先是各处管家们需要一干人担任厨师、餐桌服务生和杂役；然后医院也要求给医生配备一名助手供其使唤；马匹们等着人来给它们添食喂水；使馆的清洁卫生也急需找人打扫；还有面包房和洗衣房等，更是一刻也离不开人。那些受过教育的纯基督教教徒有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习惯也不适合做体力活。但最终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有点才干的人都各尽其用，尤其是那些会说英语的，有的充当情报员，有的做了翻译，还有的成了监工。一小部分人在工作中表现出长期以来根植于他们思想里的消极怠工情绪，但不久后也根据他们各自的专长做了调整和处理。

在首先满足了使馆对劳力的不断需求后，使馆内的混乱局面依然持续了一段时日，下面便是其中一个实例：

一天晚上9点钟，柴俊夫上校下令要求住在肃亲王府的日本人立即找十个人和五十个沙袋。主管找齐了沙袋，但却只能找到四个人，于是他叫醒另外一位先生。虽然这位先生效力于另外一个委员会，本不需负责这样的紧急事件，但他还是着眼于大局，帮这位主管跑了一趟。可当这位先生到达肃亲王府的时候，却发现柴俊夫上校已经从附近的罗马天主教教徒中找齐了人手。

与此同时，驻守在城墙上的美军上校通知英国公使馆，要求其派二十人去将西城墙上东面的防御工事加高，以阻挡持续来自中国军队西面工事的火力。主管推托，称一个人难以把巨大的砖块运上城墙，于是又找到之前帮他解围的那位先生，替自己带领其他三名手头上的人员前往美国公使馆，帮助一直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应对紧急事件。恰巧此时那队美国士兵已经整整干了一天，当这位先生赶到城墙时，之前下令的上校已去休息，随后接班的负责人对他们前来的事一无所知，只是告诉这位主管加高工事的活儿要到天亮才开工，因为那样效果会更好。这样一来，这位临时拉来的助手，还有主管和同去的中国人又能回去休息一个晚上了。

法国人需要建一个重要的防御工事，但外面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到肃亲王府一看，四处倒是躺着许多中国人，但每个人都已患上了某种罕见且危险的疾病。其中一个受害者连续腹泻，另一个的小腿两处骨折，犹如他所说的，都能清晰地听到骨裂的声音，然而那个受过训练的外国检查者却怎么也听不到，并且很快断言他还能走路。渐渐地，无论是幼童还是成年男子都填好了用工合同，之后便被派去工作了，其中一些实在不能胜任的才得以幸免。

为了使眼下的混乱局面恢复秩序，主管整整忙了一天，此时已是筋疲力尽了，可刚回到使馆躺下准备睡觉时，又传来翰林院需要十个工人彻夜修筑一处新的重要路障的消息。除了主管谁也找不到工人，而且工人们也只听主管的差遣。于是，主管不得不再次前往肃亲王府，打着灯笼一一巡查每一间卧房。在漆黑的夜色中，只隐约看见一个个黑黝黝的身体躺在炕上。主管匆匆将先前的程序又重复了一遍，最后终于凑齐了所需的人数。但前往肃亲王府要穿过许多庭院，还要过河，在这一过程中，其中三人趁着夜色逃跑了，而且他们的身份也不得而知。从那之后，每个人都有了编号，编号不只要登记而且还缝在了他们的衣服上，所以诸如此类的离职逃跑事件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午夜时分响起了一阵骚乱和气冲冲的抱怨声，把疲惫的登记员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另一个使馆的不知什么人急需十七把海军士兵用的短铁铲。经过一小时艰难的寻找，几乎遍及头天用铁铲进行挖掘的每一个地方，才找到其中一部分。可一拿到需要使用铁铲的地方，人家当场就退了回来，原因是这些铁铲不是澳大利亚铁铲，没有锯齿。这下又不得不重新寻找，灯笼所到之处几乎包括了每个被怀疑可能有铁铲的地方。

“把灯熄了！”一名哨兵大吼了一声，还特意强调了一句。有人告诉他是官方下令寻找铁铲的，而且非得找到为止。

过了一阵，轮船上的一名仆人也加入了登记员的工作。所有能找到的工具，当晚都被找来并且存放在钟塔附近的一个箱子内。这些铁锹、铁铲、凿子等工具本来数量就不多，而普遍需求量又大，再加之中国人使用不当，很快把手就都坏了，不能再用。登记员助手除了其他各种角色外，又充当起修理工来，尽可能减少苦力们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坏。中国的木匠们忙着制作把手，铁匠们则不停地打铁做铁锹、凿子。

由于登记工作得到了井然有序的改良，登记员对使馆内的每个中国人不仅叫得出名字，而且也熟悉其名声。那些表现较好而且考虑周全的人几乎不需要监督，但那些偷懒的和办事效率低的就要不断加以激励。登记委员会每天给每个人发一张餐票，根据其工作量包吃一顿或者两顿。他干完活儿吃完饭就回自己在府里的家了。在王府快要失守的时候，将新教教徒转移到位于运河和美国使馆之间的空屋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这样更便于找到劳力。那些擅长夜间工作的人被安置在需要他们干活儿的地方，这样他们便不好逃跑。王府里的人如若丢掉在使馆的工作，他的通行证就会被收回，让其回不了家。这样的惩罚算是足够了，因为他一家子的口粮全都指望着他。

有些中国人比较幸运或者说是节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独立。这里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受过些教育的人的。他不顾反复的警告，坚持拒绝工作，最后手被捆着反绑在柱子上，直到几个小时后，他改变了关于军法和体力活儿的关系及其合理性的看法才被松绑。

中国人之粗心在于他们随时随地乱磕烟斗里的烟灰，所以在建筑物内禁止吸烟是十分必要的。那些违反该规则的人将被罚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有一个特别严重的例子，使馆里的一名厨师为了照看孩子在晚上私自点火，险些酿成大祸。尽管会给个人造成不便并且有少数反对的呼声，登记委员还是坚持维持权威机构的处罚决定，经验证明，该机构的设立是正当而且有益的。那些有可能受到惩罚的人被派去从事那些最为紧迫的工作，如果恰巧当时无此类工作可干，他们则可以暂逃一劫。

但不管登记系统和劳动力的供应制度多么完善，要同时满足各处对人手的需求定然给军事工作带来诸多阻碍。因此，只有六个人被派往翰林院从事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就在这紧要关头，一批沙袋经不住瓢泼大雨，从医院窗户上掉进阴沟堵塞了排水系统，为了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这六个人只好转而先去医院。中途有一个人又被叫走送一名妇女去中国医院，她在从王府过运河时被枪击中，生命危在旦夕。

由于需要大量工人，这就要求每一位健全的中国人每天要为公众服务两小时，这对于那些仆人、女管家和主管们来说同样令人心烦。

除此之外，后来又得知需要大量的仆人，于是有些劳工雇主就一个劲儿地抱怨起来。一位先生开始还大力配合工作，之后就私自叫人修理他的个人居所，因为总是漏雨，再后来又找了两个人去打扫俄国使馆。登记员对进出的劳工过目不忘，一想起这位先生手下的两名仆人擅离职守，就亲自闯进他的厨房把那两个仆人叫了出来。他们否认自己失职，称他们住在俄国使馆而不是英国使馆里！

“那就对了！”登记员回答道，“所以那里才是你们干活儿的地方。”他们的主人遭到辱骂大为吃惊，然后就领着自己的两个仆人回到俄国使馆卖力去了。

由围城里的基督教教徒干的这些工作通常是艰苦累人的，而报酬无论如何也仅够维持他们的生计。但这些工作几乎都体现出了中国人特有的耐心和有毅力。每时每刻受到外国人的监视，他们仍然在工作中倾注全力，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还显得技艺超群。

的确，他们每个人的行为几乎都是令人钦佩的。不像围城里的其他许多人所担心的，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洋人肩上的负担，反而成了救助他人的必不可少的帮手，除非他们发现船上已无人可救。由于大多数人是随便找的，自然有些害群之马或者不清不白的人混入其中，但这些基督教教徒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从事艰苦的工作，以及其中所表现出的忍耐、任劳任怨和忠诚实在令人赞叹不已。这些中国妇女尤其是那一百二十多名女学生在不断遭遇袭击，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一个危险之地转移到安全地带之后，依然能保持稳定心态，也是不同寻常的。许多中国人拿着来复枪，趴在观察哨与英勇善战的日本人并肩作战，赢得了他们热情洋溢的赞扬。相当一部分人因处于不利位置而战死，其他许多人被不计其数飞来的子弹打中了，卫理公会两位最得力的帮手也同时倒下了，其中有一位还是牧师。

许多人成了疾病的受害者，大约二十至四十名中国儿童不幸患病，再加上营养不良，最终丢掉了年幼的生命。而他们的母亲凭着教徒的坚强毅力，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对命运毫无一句责备，反倒感谢上帝赐予他们的怜悯。而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对命运却是深信不疑的。

每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在草地上集合，一起清点那些不断被送进使馆的衣物和其他东西。这正好是详细解释对没收物品的处理办法的一个合适的时机。各国使馆都管辖着大片区域，这样一来，许多既不和外国人打交道又非拳民的中国人渐渐发现自己处于军队的包围之中，进退两难，也无法照常做生意。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家庭开始对外面的情形变得警惕起来，并趁还来得及都逃走了，但其中一些还是留下了他们忠心的仆人来照看房屋。尽管如此，还是有无数居民房和商店被荒弃了，商店里存放着各类货品，民房里也放满了家具。在这种混乱时期，许多房子和商店不可避免地被没有离开的邻居或贫困的基督教教徒洗劫一空，因为很多人为了逃命只带了点随身衣物。

当所有物品被收集到英使馆后，对这一堆堆混杂不堪的物品一一检查以保证物尽其用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阿门特医生受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全权处理。那些穿过的衣服被临时堆在网球场的草地上，像极了中国当铺里的仓库。多日以来就是从这里给几百个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家里人提供衣物和床铺被褥，直到基本满足他们的需求为止。但许多中国人在做工时没办法看管他们的东西，其他人的衣服要么被大雨中淋坏了，要么在地沟里或者城墙上干活时被磨破了，所以又得重新给他们补给，好在大批衣物还在源源不断地送进来。同样，外国人也从这里获取大批物资，直到后来看管这些物品竟成了沉重的负担，不仅责任重大而且还必须小心谨慎。

当作沙袋的材料不够时，许多中国妇女就把衣服剪开，将衣袖和裤筒里填满泥土放到墙上和房顶上加高防御工事。为了搜集充当袋子的材料，我们搜了几十甚至上百间中国民房，但没有靠武力抢走任何东西。其中一些房子之前已经被人光顾过，几乎被抢劫一空，其他也有的还无人涉足，一切完好如初。最初各种被认为与守城卫队所要物资毫无关系的东西，后来被发现是相当有用的，尤其是从铁匠铺子找到的工具和那台老式的名为“贝琪”或“国际号”的中国大炮。在一些被匆忙逃命的主人废弃的宅子里，还有许多精美的衣服、绸缎、皮衣、贵重的瓷器、钟表和古玩。在肃亲王府就找到好多这类物件。一个日本路障就是用许多大箱子砌成的，里面塞满了被抢夺过来的价值不菲的服饰。可惜所有这些东西或者粘了泥土，或者被雨淋了，或者被子弹打中，都毁坏了。

“贝琪”号中国火炮(www.xing528.com)

住在肃亲王府的基督教教徒提供了大量有关纹银藏匿地点的信息，找到之后都被存放在大英使馆的保险库里直到围困解除。在有的店里还找到小手枪及一些不能兑现的账单。有一次竟然在煤堆里发现了七十两银子，毫无疑问其他大多数都被中国人拿走了。

开在使馆街的两家外国商店的店主决定关掉店铺，于是就把店铺里存放的所有东西都拿到了使馆。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随时都有子弹飞进商店，一位店员就中弹身亡，光顾店铺显然成了一件极具风险的事。那家较大的店铺的店主贴出告示，称任何人想到店里拿走剩下的东西都是可以的。这一鲁莽的做法实在有失妥当。接连几天，抢劫竟成了合法的行为，白酒也四处流散，因此上面立即下令任何人没有总务委员会的准许不得进入店铺。此后，被抢救下来的物品都交到了军需部手中，只在申请领取时给以发放，这一做法早该从一开始就实行的。

在这段短暂的目无法纪的时期，道德风气严重败坏。许多穷困的中国平民吃饭的碗都是残缺破烂的，家里却多了一面镶嵌在豪华框架里的平板玻璃镜，或是一个刻花玻璃糖水罐子，旁边还有一个大理石挂钟。军需部不只发放必需品和日常器皿，还供应其他任何弄到手的东西。围城生活的进展都一一用铅笔或者钢笔记到了笔记本里，然后交由救助供给委员会保存。每个人想要获得补给就必须公开他的日常所需，以确保情况属实，因为只要是围城里的人，每个人的情况都相差无几。

在停战期间弄到的《中外日报》经过翻译被贴到了告示栏上，连日来总有一群人围着观看，无不对这独一无二的出版物里的言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其中好多都是几周前出版的，尽管如此，有些却包含着重要消息，而且大部分还比较新。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德国部长被杀第二天颁布的一则诏令，但对他被杀之事却只字未提。这对于审视中方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一扇窗口。文中是这样写的：

自大清建国以来，从海外来华的外国人一直受到友好礼遇，并在道光和咸丰年间获准在华自由贸易。外国人还要求留在中国传教布道，尽管在位君主心有不愿，但仍然给予恩准。起初他们还服从大清管理，但在近三十年里，却利用大清的宽大容忍，侵犯中国领土，践踏大清子民，抢夺国人财富。中国每每退让，他们就更加猖獗。他们压迫平民百姓、亵渎神灵的行径惹得民怨沸腾，由此引发爱国义士毁教堂，杀教士。君主焦急万分，不愿引发战争，下令保护使馆，安抚教士，并多次颁发诏书，宣布拳民与教士同为大清子民，以期化解教民积怨，对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示好。

但这些人非但不感激隆恩，反而频频施压。昨日，天津总领事卡拉德（Du Chaylard）竟派发急件，要求清政府将大沽炮台交由他们接管，否则就以武力强夺。种种威胁令他们的侵略之心昭然若揭。在国际往来中，对他们我们向来不失礼数，可他们口口声声自诩为文明之邦，却仅凭武力行事，置是非曲直于不顾。

大清统治近三十年，朝廷视民如子，百姓敬我们为神，慈禧太后对我们更是恩泽不断。而且，承蒙祖先佑助，神明显灵，臣民的忠诚与爱国热情高涨。我们于太庙含泪宣战，定将竭尽全力，浴血奋战，绝不忍辱偷生以求偏安。朝野上下，同心同德。成百上千的爱国义士（拳民们）自发集结到一起，连孩子幼童也拿起长矛保家卫国。他们靠的是阴谋诡计，我们坚信的是人间正道。他们凭借武力行事，我们靠人道制敌。别说我们的事业在于伸张正义，依靠举国二十多个省份和四万万同胞，就不难维护国家尊严。

在6月21日的《中外日报》中刊登了另一则圣旨，说朝廷收到直隶总督裕禄的报告，得知其已于当月17至19日入驻天津，甚觉欣慰，还对不靠朝廷财力兵力支援而舍身救国的拳民们大加称赞，称之后会对他们给予重赏，并希望他们继续英勇奋战。以上所引诏令充分体现了慈禧太后在对待拳民问题上的两面派手法。前几日他们还被视为合约的破坏者而被责难和强行驱赶，如今却成了忠诚不渝的爱国者，因有功于慈禧太后而得到褒奖。

6月24日，朝廷命户部拨给刚毅两百袋大米，用来分发给拳民。同日，另一道圣旨如之前提到的那样，称由于拳民（如今改叫义和团）遍布北京、天津，需要给他们委派统领（也就是说被清政府正式收编）。由此，庄亲王和首辅大臣刚毅被任命为义和团统领，英年为左翼总兵，载澜为右翼总兵。义和团所有拳民都全力作战，皇族成员抗击外敌自然也不能落后，相信大家共同的夙愿终将达成。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显示出无穷的力量。

27日，圣旨要求裕禄夺回大沽炮台，阻止外国军队北上，并下令分发上千两银子给驻扎在城区的部队，并向义和团援以同等数量的银子。

这几周以来，在奏议和朝廷诏书里多次提到时常发生的不法现象。这都是由于煽动那些没有赡养责任的人和士兵寻衅报仇所造成的。哪怕没有其他证据，单单这些资料便足以证明京城已经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不仅是监察官，连太后自己都开始对此表示抗议。

矛头直指那些假装投靠义和团，实则为了烧杀抢掠的不法分子。朝廷下令对他们（不包括那些拳民）严厉惩治。7月2日又一道重要的圣旨传了出来，实质上为屠杀外国人、传教士和清除那些不肯舍弃信仰的纯基督教教徒提供了支持。

自番邦入华传教以来，全国各地屡现百姓和信徒之间互生敌意的现象。两者的不和都是由于地方政府治理不当造成的。实际上那些信徒也是大清子民，其中不乏富贵良民，只是被错误的教条引入歧途，对传教士产生了依赖，结果犯下诸多罪行。他们坚持自己的错误，不愿回头，这使得敌意不可调和，在平民与信徒之间日渐加深。

皇上劝诫每位拳民精忠爱国，加入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唯此全国上下才能齐心协力。尽管这些信徒是忠于皇上的，我们知道他们也可能结党营私，那就会自取灭亡。如果他们改变心意，朝廷将网开一面，放他们一马。各省总督当命令所属官员，将下面的告示张贴出去：凡有悔过之心并愿意投靠官府的信徒，将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既往不咎。凡有信徒居住的地方，应向当地官府报告。所有案子均按照之后出台的通则依法处置。

既然中国和各国已经为敌，各国的传教士就应立即遣送回国，以免逗留生事。但必须采取措施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各省高官要员应彻底清查所辖各地，迅速采取必要行动，确保没有疏漏。（以上诏令作为一般公文予以发布。）

颁布这道圣旨毫无疑问被拟旨者认为这昭示了一场历时已久、充满猜忌的恶战的结束，他们认为挥动几下毛笔就可以将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抹掉，中国已经跨入一个新的纪元！

7月9日。

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商务总管，后者在当时已经被当权者从直隶取消了。在李鸿章到任之前，前直隶总督裕禄正打算和庆亲王商议采取什么措施最为妥当，庆亲王警告他不可懈怠。

7月12日。

在天津督战的总兵因指挥失误作战不利而受到苛责，被朝廷革职留任（这在中国是惯用的一种处罚），在同样的宣判中，对于他的死并没有向他的军队做任何评价。

7月15日。

山西省临时总督援引了一道6月20日下给数位总督的圣旨，里面包含这样一个重要的句子：“务必拟出抗击外敌的计策，以保护国家免遭外敌侵犯，并派兵增援京师，以防朝廷罹难。”

三天之后，又一道圣旨传了出来，里面陈述了目前的国际问题，重申了日本理事被杀一事，并首次提及一个月以前德国公使遇害一事，但用词谨慎，丝毫没有透露当时情形的细节信息。自从天津沦陷后，北京已经深处各类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使得皇太后身边的追随者们空前不和。圣旨大意如下：

大清与洋人树敌开战，原因是百姓和基督教信徒之间的矛盾。当洋人夺取大沽炮台之后，朝廷才不得不与各国开战。但是，朝廷不愿断绝与各国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所以再三下令保护各国公使和遍布各省的传教士的安全。战争尚未扩大，众多外国客商仍然滞留我国，他们同样应该受到保护。各部总兵和各省总督须仔细查明当地商人和传教士的下落，而且根据合约条款，对他们严加保护，不得有一丝的懈怠。上个月，日本使馆秘书被杀，这实在出乎意料。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德国部长又遭杀害，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我们悲痛不已。我们必会缉拿元凶，将其绳之以法。

除天津的战事之外，顺天府府尹当督促所辖，彻查无辜受害的外国人和被毁房屋，并如实上报，待日后一并解决。近日，许多游手好闲之辈伺机烧杀掳掠，造成市井混乱，望各省总督、府尹及兵部高官查明情况，平定混乱，恢复秩序，根除骚乱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