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局：中国遭遇动乱，双方达成停火

7月14日，星期六。

当天晚上，大伙正吃着饭，突然传来消息说四天前窦纳乐爵士派出去的信使已经回来了。那人本是南教堂的守夜人，在哈德门外连人带信遭逮捕，所幸信上没有重要信息，不过他还是挨了八十军棍，并被押往京城的指挥部。就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熟人。被关了整整四天之后，他才得以重新露面，并带回了一封署名“庆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阴历六月十八（1900年7月14日）

致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

过去十日，兵勇及拳民为乱，致使彼此间音信全无，令我等甚是堪忧。不久之前，我方曾高挂告示牌以明我方意图，然时至今日，尚无任何答复。岂料，联军部队攻势之复威，激起民众之恐慌与狐疑。昨日，骑兵部队抓了一个天主教教民，名为陈司西。从他那儿获知所有的外国使节安然无恙，故我等倍感宽慰。

庆亲王

然始料未及之事悄然而至。联军的增援部队遭拳民堵截，举步维艰。遵照先前的协议，我方有义务护送阁下等出城，然天津至大沽沿线拳民肆虐，我方不敢轻举妄动。

为维护双方的长久友谊，我方在此恳请阁下携家人及公使馆人员分批撤离公使馆。我方定会甄选可靠侍卫誓死保护诸位。阁下一行将暂住总理衙门，静待日后返程安排。不过，在诸位启程前，随行队伍中绝对不能有士兵的身影，以免引起沿途民众的猜疑及恐慌，以致出现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不良局面。

如阁下确有信心，恭请您在明日中午前联络好京城各外国公使馆，通过原先那位信使将您的答复告知我方，以便我方安排出城事宜。情势危急，此乃保全彼此关系的唯一办法。

届时若未能收到您的答复，则我方纵有千秋情谊，也无力回天，解救诸公。

敬颂。

庆亲王携众

此信很可能是衙门和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公使馆之一的英公使馆公使之间通信往来中的首封。这些信件时常用语拙劣，晦涩难懂，与往常来自衙门的那些信件差异明显，种种迹象表明它们由不同的人执笔。然而，每个写信人显然又和信件脱不了干系。公使们借此推测书信风格上的飘忽不定隐约昭示着天津城内外的种种变故。

目前也没有十足的理由去猜测庆亲王会比“其他人”同这些信件有更多牵连。他们这么做想达到的效果无非是为了蒙蔽所有的外国公使，让他们摸不透写信人的性格特征。然而，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清廷内部派系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分歧，攻克天津定是给精神恍惚中的清统治者以当头棒喝，让他们情不自禁地想立即向全人类宣战。但微妙的形势又逼迫他们静下心来好好谈判，更多时候谈判也仅仅是敷衍，其本意何尝不是为了拖时间，不过这也算是帮了我们的忙。

这是自围城以来公使馆方面收到的第一封这样的信。公使馆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这信的内容及其回复上了。同样命悬一线的还有受困的其余非公使馆民众，而他们这些人显然不是这封信乃至以后所有信件的作者所考虑在内的。诚然，在目前的极端形势下，要弄清这信的真正意图比登天还难。在折腾了大半天后，公使决定将信件的大致内容公之于众，以期大伙能帮着出出主意回这封信。也正是直到这时，这封信才被定性为和每个人切身相关。

此后不久，外交使节全体会议召开，会上各方同意按下列口径去回信：

在战争的任何阶段，外国公使馆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清廷又是如何对待在京的各国公使馆的？从6月20日起，公使馆就频遭炮火袭击。我方尚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应对这些负隅顽抗的将士。不过，如有公使不幸遭遇不测，针对城内将士的个别报复很可能会付诸实施。与会人员矢口否认公使馆的外国士兵是在蓄意挑衅，并且宣称其反击是出于自卫。清军理应停止袭击。各国公使找不出任何理由去说服他们自己前往总理衙门避难。如清廷真有诚意启动和谈，则应派一名深得我方信任的使者携白旗前来。

白天，硝烟四起，其中一发炮弹打穿了洗衣房的墙。在工人们的头顶，砖头纷纷掉落下来，砸伤了其中两人。公使馆一角的壕沟开挖工作也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目的就是为了预防敌军开挖地道的行动。今天适逢攻克巴士底狱纪念日，法公使馆收到了不少祝贺。

7月15日，星期日。

整日交火不断，炮弹、子弹接踵而至，子弹的规格也与先前看到的不太一样，这就表明敌军的弹药补给来源甚广。有一颗炮弹还钻过了两层的沙垒，径直掉落在大门口。下午两三点钟，敌军大炮全面开花。一支十五人的小分队前往攻打蒙古内馆附近的一栋楼房，清军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攻击。昨夜，在西南方向再次响起猛烈的炮火声，受困群众还是一如既往地既满怀希望又极度怀疑。

今天下午，一位名叫亨利·沃伦的公使馆见习翻译在宗人府内被枪击中，身负重伤，当晚殒命。

今天还收到了庆亲王及其同僚回复外交使节的信。信上说，他们不同意撤往衙门避难的提议。同时要求清廷将增加安保人手，对义和团严加限制，以免法国公使馆再次遭到炮火袭击。在他们看来，义和团的挑衅行为理应受到制止。清廷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持法纪，保障其安危。

在枪炮声肆虐的间隙，清廷不停地给出其将依法实施保护的暗示，这让受困民众深感欣慰。尤其是当他们亲眼看到他们在字里行间特别指明的“彼此的情谊”时，这种感受更加强烈。要知道这份“情谊”几乎名存实亡，根本无法证实这种“保护”有效性的地步了。

当晚9点，双方四处交火，激烈异常，子弹横飞。然而半小时没到，战斗就消停了下来。不过，午夜时分又爆发了一起更为猛烈的交战，持续时间和前者大体相当。

7月16日，星期一。

拜中国民众的火球和砖块所赐，昨晚翰林院内可谓步步惊心，丝毫看不到清廷意欲出面保护的踪影。为了给外头报信，法国人放了他们的一个俘虏（这的确让亲手抓获他的人很窝火，恨不得当场宰了那人），还承诺等他送信回来就给他五百两银子（事实证明那人跑得很彻底）。那人就这么被放了出来，身上揣了窦纳乐爵士亲笔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用英语写的，笔调高亢，讲的是公使馆的物质储备和美好前景；另一封则是希腊语写的，客观地分析了实际情况。第一封明显为预防万一被捕的糟糕情况，而第二封的内容则是真正要让朋友们看到的。

公使馆内有个挪威人，常常招惹是非。他奉命派驻南边的马厩场院，也算失去了点人身自由了吧。

在阴雨绵绵的上午过去一半的时候，传来了个消息，说是英国高级军官斯托瓦茨上尉和莫里森医生在试图穿过宗人府的空旷地带时不幸负伤，同时日军一个中校也被子弹击中。斯托瓦茨上尉的伤势最重，没多久他便永远告别了我们。他是个勇敢的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他竭尽所能，力争事事做到最好。他的离世带给困境中的民众不小的震动，令每个人凄然泪下。他年仅三十岁，前程似锦，却英年早逝。莫里森医生虽然不是一个军人，却是整个守备力量中的中坚分子。他表现活跃，明察秋毫，算是公使馆内的消息灵通人士。除此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始终如一地去帮助他人。就因为他有伤在身没能帮上忙，所以《泰晤士报》的记者在采访大家时才显得如此找不着北。

下午，淫雨霏霏，一位名叫菲舍的美国海军士兵下葬。他是今天上午在城墙上牺牲的。他的葬礼本该在美国公使馆举行，但由于该馆的位置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枪炮下，所以改在了俄国公使馆举行。

今天中国方面的大炮比较安静，但一想到昨天下午和晚上的猛烈炮轰竟然未伤及一人，而今天所有的大炮都快哑了，总共两死五伤这一实情，每个人心中定是百思不得其解。

斯托瓦茨上尉的死迫使公使馆方面对各自的御敌职责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下午五点刚过，斯托瓦茨上尉和年轻的沃伦的葬礼正式开始。他俩的坟墓都很普通。就在葬礼进行中，有个消息传入大家的耳朵，那就是庆亲王及其同僚的答复连同上文说到的停战白旗已经送达。三四发炮弹在出席葬礼人们的上头飞过，似乎是想强调中国人对和平与保护这两个词的诠释。前往石桥取信的信使有点愚笨，他接过了白旗，然而白旗并不是那么显眼，而且他也没有做出挥舞的动作，所以立马被人当枪靶子打。当他回来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挥舞白旗，他的回答很简单：他正要这么做的时候，敌人开枪了。

来自总理衙门的信使带回了封写给康格先生的信。里面有封以美国国务院密码书写的密电。密码是三组数字，每组各五位数，意为“与信使联络”。这信不是一般的神秘，因为它的内容写在一张正式的电报空格纸上。可以推测，这信是来自东京或是汉城^[1]，但问题是为什么要和“信使”联系，到底谁又是哪个信使呢？

设防的美国公使馆

7月17日，星期二。

临近中午的时候，在蒙古内馆上演了一场战斗，不过没持续太久。战斗的结果是有位英国海军守卫在南马厩那里遭到重创。昨天来送信的那人得到了毕德格先生的好好伺候。要知道毕德格的耐心可是出了名的，他完全可以从鸡蛋里给你挑出骨头来。就目前的情形推测，清廷内部已经出现了分裂。这名信使在中国人那儿被问及外国使节是不是只能吃马肉充饥。他还是很坦白，说了实话。而后，他们继续施压，逼问他洋人们是不是把那些良马也吃了。这时他的回答说只吃那些劣马，言外之意就是指那些偶然被流弹击中的马，这显然和公使馆这边真实的饮食状况大相径庭。

法国人抓获的俘虏也受到了盘问，不过那人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所以也就没得到多少情报。他说起自己是被雇来填埋中国士兵的尸体的，埋一个五百两，每天要埋十多个。他的工作范围只是法国公使馆或德国公使馆交战区域，而且在他看来，至少有三百多人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埋葬的，所有的尸体先是被运到西华门，然后通通投入一个大坑里。清军花了好几天开挖地道，法国公使馆后来就因此遭罪了。在开挖过程中发生爆炸，死了十多人。

至于公使馆西侧的情况，这名俘虏一无所知。东西两侧的敌军好像没有什么往来。据说清军部队由三个不同的将领所率。他认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已逃离北京。对于登陆的外国军队他更是毫不知情。这人压根就没那闲情去茶馆了解些当今大事。他不过是一个忙碌的穷鬼，上街也不过是买个饼，困了就躺到门道口。每说几句话，他都忍不住要去提醒审问他的人，他不是拳民，而是一个上有八十老母、苦难深重的平头百姓，和其他被逼入绝境的中国人一样。

上午刚过一半，从荣禄那儿来了两个逃兵。他们带了点消息或者也可以说是掩人耳目的虚假情报。从他们口里得知，京城的清军正奉命原地待命，严禁擅自开火。两人中的一个还说起了他所在的兵团五百人中已有两百人死伤。很多人都想逃跑，可城外的拳民拦住了他们。他们只有三十多人成群结队还要携带武器才能突破拳民的阻拦。这两人还说从天津到大沽，八国联军击溃了中国守军。逃兵中的另一个是吹号的，但他不懂该如何吹奏以博取长官的欢心。要知道他的长官总要割下犯人半只耳朵以示惩戒，割下的那半只耳朵竟然被用作医疗用品。这人还说起聂士成将军兵败自杀，不过据清廷的官方记载，他是“战死在沙场上的”。

今天，窦纳乐公使和其他各国公使一同回复了庆亲王及其同僚的最后一封信。他们的回复是：

我们对于大清政府决意制止义和团蓄意攻击公使馆的作为深感欣慰。除非出于自卫，否则我们将不会主动开火挑起纷争。近来中方部队在北桥的举动自然而然引起了我方的怀疑，我方决不允许他们过桥。渴望和平的各国公使都不太明白正逼近公使馆，并且处处修建工事和射击炮台的这些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因此如果我们率先动武自卫也绝对是情理之中的。这些中国人最好自觉地停止所有不良举动，以便恢复彼此的信任。在行文结束前，我得告诉你，我们英公使馆在收到贵方的信的同时也收到了很多飞来的炮弹。

这封回信是由一位陈姓教民转交给庆亲王的。庆亲王旋即回复该信并托该教民带回。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外国驻军已将巡街当成惯例，并且恣意妄为地鸣枪作乐。在6月21日，有位清贵族准备上朝议事，在途经皇宫东门时，突闻枪声响起，子弹硬生生地穿过了马车的华盖。这一事件点燃了民众和将士的怒火，这就导致了他们联手展开报复。然则共同协定业已签署，日后将不会再有任何形式的交火发生，京城也将会迎来和平与安宁。前门东边外国驻军时常蓄意挑衅。如其能得以管制并从城墙上撤离，此将合乎吾等之意。

第二天，庆亲王就收到了公使馆的复信。公使首先扼要重述了6月19日信件的内容。而后回复道：

第二天下午4点，战火重燃，一直持续到6月25日。那天，桥上竖起一块通告牌，命令敌对双方暂时停火。刚回来的信使又被派出去送信。在他返回途中，遭到清军的火力威胁，而我方并没有予以回击。但到了午夜，中国军民突然大肆开火，断断续续开了很久。这种蓄意攻击公使馆的事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参照双方业已达成的停止敌对状态的协议精神，蓄谋攻击应视为和公然袭击的行为同质。公使馆绝不允许任何修建射击炮台、土垒及工事的事发生，即便这些行为不同于公然开火挑衅。外国驻军绝对不会从城墙上撤离，因为多次开火就是直接从城墙上发起的。由于接连不断发生的武力袭击，公使馆方面很难对你们再抱以信心。我方绝不率先使用武力，除非我们亲眼看到有人四处活动，蓄谋准备攻击，或是修建工事等。抑制此类袭击的最好方式就是政府当局能切断他们的弹药供给。同时，我方恳请贵国政府放行出入使馆区的水果和稻米商贩，允许上述这些商品自由买卖。

下午，信使回来了。他从荣禄的大本营又带回一封信及其他消息。这些信函中间，还有一封写给康格公使的密电。密电据说来自清政府驻美大使伍廷芳，显然这也是最合情理的。电报要求所有消息都得告知信使，不过康格用密码简单地做出了回复。他说公使馆遭炮击已逾一个月，如若援军不火速赶到，恐怕大屠杀将难以避免。

关于这封急件错综复杂的来龙去脉直到后来才得以揭晓。伍廷芳坚称公使馆安全无恙。美国国务院自然要让他提供诸如来自康格公使本人亲口所述等的确凿证据，殊不知康格先生和美国国务院的联系已被切断很久了。在伍大使的一手努力下，那封“和信使联络”的信应运而生。这件事也直接导致康格公使下定决心向外界披露公使馆内的严峻事态。康格真的让全世界都了解了真相，还是他的努力仅仅是一厢情愿？但或许正是因为用了这晦涩难懂的美国国务院密码，全世界人民中的多数只能连蒙带猜。毫不夸张地说，关于“请联络信使”这一事件的报道，社论及相应的解释足以写成一本书了。

就在敌对状态暂时结束的今天，一个法国学生误闯清军防御工事。他被抓个正着，直接当成囚犯送往总理衙门。大家都以为他们要好好折磨他，让他老实交代知道的一切，最后还要砍下他的头。不过，当他喊人捎信过来说他受到热情款待时，那些虚无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傍晚时分，总理衙门把他放了回来。这名学生的鲁莽行为算得上是一个试验，侧面验证了中国方面在理智地执行停战协定。

公告板上被额外留出一块地方用于发布“军事战报”。其中，有一则是今天发布的，说的是所有用不上的射击枪眼都用砖块堵了个严严实实，同时为了便于观察外面的一举一动，望远镜将派上用场。要是在一开始都落实这些举措的话，很多人就不会白白牺牲了。所有斗士勇气可嘉但谨慎不足，从中也看出他们很不专业。近来惨重的伤亡使得防卫兵力捉襟见肘，活着的每个人都得拿出看家本领。(www.xing528.com)

下午，传来中国人正在公使街俄国防区西侧的高处加紧修建防御工事的消息。作为应对，公使馆写了一张大大的中文布告，上面以威胁的口吻说道：“如工人继续施工，我们将对其采取武力手段。”尽管有此警告，可修建工作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不得已，公使馆搬出了颇具威慑力的国际炮以示抗议，连带还开了好多枪，这才把中国人唬住，暂时让他们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敌对状态刚刚结束，那些中国兵们就按捺不住了。他们蜂拥而出，往我方阵营靠近。他们的这一举动着实让人觉得尴尬，因为保不齐他们是冲着我方的防御工事而来，想近距离一探究竟。宗人府那儿就有七个这样的人以这种方式闯入了日本人的工事，不过这时有个官样打扮的人出来喝令他们立即回来。工事内的日本长官也冲他们喊道：“他不会伤害他们的。”对此，中国人的回答可是相当出乎他的意料。“都停战了，我们想过来就过来，你能拿我们怎么样？”在日本人的枪炮下他们个个坦然自若，直到他们的长官转身走了他们才撤回。

7月18日，星期三。

整个晚上也只听到五声枪响。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内，炮声几乎绝迹。尽管如此，甘威尔先生依然奋战在壕沟布置工作中以防中国人开挖地道过来。在他看来，在救援部队到来前，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已经有消息称全副武装的拳民正在城内四处流窜。南马厩场院的西侧，中国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三五成群爬上了他们自己的工事，还朝我们这边正注视他们的人致意。有个俄国人心中不悦地朝他们开了一枪，他们才作鸟兽散，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停战时期要对付这些中国人比起真刀真枪地开打更让人闹心。“他们就在人眼皮底下晃动，让人寝食难安”。

刚从衙门回来的信使又被派了出去，随行的还有两人。这两人肩负着说服衙门开放果蔬买卖市场的任务。不过，他们无功而返。这样一来，“战火一停买卖即始”就成了一句空话。同时对于中国人擅闯我方工事的行为，公使馆再次向衙门提出了抗议。清廷那边也有新的谣言，说是李鸿章已被委任处理相关事务。有个从城墙上刚回来的美国海军也向大家报料，说是朝廷最终允许他们将躺在外边的中国人的尸体埋了。要知道美国哨兵已经在这恶臭熏天的环境下坚持了好几周了。从他口里得知，二十八具尸体被埋在我方工事西侧，二十三具葬在英德公使馆中间的地上，另外八具则埋在城墙那边。目睹这一切，有个中国军官不禁感叹道：“那些戴毡帽的（美国人）打死了三百个中国人。”

午后2点，从前方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日本人派往天津的那个基督徒已经回来，他带回了自北京被围以来的第一个外部消息。公告板上也在第一时间登出了他的事迹：

这位信使穿过西华门，坐船经由通州前往天津。他于7月5日抵达天津，不过由于城门那儿重兵把守，所以他没办法顺利进城。他辗转于城外，伺机潜入，恰巧他发现一支由一程姓将军指挥的清军部队驻守在城北铁路车站。他们正在炮击控制车站以南地盘的日军。7月9日，程将军战败。这名信使便顺利地来到了日军阵营将日本公使的信交给了日军的长官。在天津逗留期间，他搜集到了如下情报：聂世成将军已死。所有在城内和城外车站避难的传教士都已动身回家。大沽炮台在持续两天的战斗后顺利攻克。7月13日，在日军的护送下，信使离开天津城赶往红桥，最后经由陆路回到北京。在他的努力下，天津方面这才收到了自6月底以来的唯一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

日本公使和西男爵（Baron Nishi）所收到的信件也被简略地公示了出来：

一支由两千四百名日本人、四千名俄国人、一千两百名英国人、一千五百名美国人、一千五百名法国人以及三百名德国人组成的联合部队已于7月20日左右离开天津开赴北京救援。同时，外国侨民聚居区尚未被清军占领。

公示的内容过于单薄，很难满足众人的求知欲。好在后来补充了很多解释以及其他细节，诸如，直隶总督裕禄自杀身亡，众所周知的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以及日军在天津和大沽之间浴血奋战后的损失。

在目前的情势下，可以想象公使馆内每个外国人都迫切想知晓天津和北京往来信件的内容，这些信件所带来的后果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是性命攸关的。为了满足民众对信息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渴望，美国公使康格对此抱以充分的同情，时不时地将公众所不知晓的消息毫不保留地告诉他的国民。按照既定的协议，他不应这么去做。而所有其他的公使只将消息告诉自己的圈内人士，或者更为惯常的是通过共同委员会这个喉舌把已经过滤过一遍的消息发布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公使把自己跟其他公使孤立了起来。

今天窦纳乐爵士在中美两方工事间的城墙上同清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对话，双方就停战协定的条款达成共识。这些条款一旦成文将呈递给军机大臣荣禄以供参阅。据与公使馆密切联系的清廷官员讲，荣禄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大权。

美国的防御工事

通往城墙的斜坡道

此次城墙对话颇费周折。在午后4点，一位头顶蓝宝石东珠官帽，名叫文贤（音）的清廷官员从总理衙门赶来。几乎所有的公使都赶忙往英国公使馆门外拥。考虑双方谈判一无所获的前提，公使们的这种行为实在值得批评和鄙夷。之前贴出来的通告早就告诉受困民众，荣禄已采纳我方信上的提议并将派使臣前来商谈，并且如果所派使臣有所作为的话，商谈必将有实质成果。不过，使臣却没有带来特别的消息，只是口头上承诺要去仔细研究《北京公报》和开放果蔬买卖市场的可行性。另外，他还提到了一点，即他们会探讨以总理衙门的名义替外国公使发电报给各自的政府这一做法。到底他还是提到了大家一个月前就已知晓的电报通讯中断一事，而且他还表达了清政府对拳民的所作所为的密切关注。他承认义和团的行径在中国和所有外国政府之间造成了一种困难局面。最后，他还告诉所有人，华北地区的天主教堂安然无恙。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位衙门特使是钦定的义和团统帅之一，他的所有话语中自然透露出对拳民的怜悯之情。尽管这一情况我们是后来才了解，但清廷选派这号人作为使者完全是对各国公使的蓄意侮辱。这样的背景也就恰如其分地映衬了当时他那副既紧张又尴尬的神态。

7月19日，星期四。

久违的和平气息在公使馆内蔓延，战争的警报似乎成了过往云烟，受困的人们再也不必去担心飞来的炮弹，转而关心的是想办法吃上鸡蛋和西瓜。中国方面已经得到了公使馆发过来的通知。这则通知具体说明了公使馆守卫必须严格遵守的各项命令：（1）若非出于自卫，我方绝不擅自开火。（2）中方工兵在修建工事的行为一经发现格杀勿论。（3）持枪士兵擅自离开本方工事进入对方工事者，格杀勿论。（4）两名以内的非持枪人员如信使等不是打击目标。如数目超过两人，格杀勿论。如此类人员有进一步举动，也将会被当场击毙。

在停火期间，公使馆内几乎所有的可用劳动力都被召集从事防御工事的加固工作。我们既不允许中方擅自修建新的防御工事，也不准他们维修原有的工事，不过自己却得拼命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中国人的安危有着充分的保障而我们的安全却只能拿命去搏。如果我们放松警惕，一味地去相信这阴谋重重的和平谈判，那我们就是在自掘坟墓。鸡蛋的供应依然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这的确耐人寻味。

7月20日，星期五。

除夜晚零星的枪声外，今天的情况跟昨天没什么不一样。每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久违的安宁。勤勤恳恳的共同委员会主席图克斯伯里（Tewksbury）先生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与衙门斡旋以求重启集市，可成效不太明显。卖鸡蛋的似乎是担心吃枪子，碰到运气好的时候，守卫们可以装满一袖子回来。所有的鸡蛋不论好坏都以四美分一个卖。给的都不是现钱，似乎都是由汇丰银行老板签发的支票或欠条。这事的确赋予了这家乐善好施的银行新的社会角色。因为大伙心里都清楚，汇丰银行根本不用去帮着兑现这些欠条或是支票，最后真正替这些支票和欠条埋单的还是那有着家长般角色的负债累累的清政府。

大家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为什么即将前来的援军中俄国人会这么多。很多人的猜测倒是很靠谱：俄国人早已在暗中诱导清廷去煽动拳民动乱，以期能浑水摸鱼，将所有西方传教士从其觊觎良久的华北这一潜在势力范围中清理出去。他们或许会这样蛊惑中国人：“在我国，我们对这些传教士的态度是零容忍，而你们为何要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对其他人来说，这种猜测纯属乌托邦式的空想，他们搬出的证据是无论是银行、公使馆，还是基督教教堂，以及公墓，俄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遭了更大的罪，因而他们也是受害者，其立场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

我方阵线内的翰林院北端正在深挖一条壕沟，目的是为了预防敌人开挖地道布雷或是突袭。就在开挖途中，工人们挖出了一堆质地柔软的炮弹状的圆形石头。他们一开始也的确把他们当成炸弹了。这些石头大小各异，都是经过精心打磨过的，因为上面的槽痕依稀可见。人们是在一个古树的树根下面发现这些东西的，而且数量不菲。在场的每个人都抱了些走，可那东西就是不见减少。施工所在地的翰林院可是有点历史的，可没人能确切地说出它有多古老，不过按中国的年代表来看，它也不会是难以想象的古老。学生宿舍背后的御敌战壕已开挖至房基那儿了。虽然那里空间狭小，但为了万无一失还得继续往前开挖。

双方业已达成停火，人们可以心情轻松地四处逛逛，欣赏一下双方交火留下的杰作。除北京饭店外，德公使馆的建筑似乎受损最为惨重。翻译官柯达士（Cordes）的房子毁于一旦，房子被好多发炮弹击中，炸开的窟窿都可以放得进一顶帽子了。在楼上那一层的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被炸成了碎片，书桌被炸成了好几块，倒是镜子还完好无损。炮弹接连不断地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袭来。有些房顶即便铺了层铁皮也没能抵挡住炮弹那毁灭性的打击。一栋民房的门廊摇摇欲坠，要是再来一发炮弹就能把它彻底掀倒。尽管飞来的炮弹数目惊人，但没人为此而丧命，倒是那些子弹夺取了不少人的命。五十名德国士兵中，十名已经牺牲，十三名受重伤，还有八名轻伤。附近新修的俱乐部安然无恙，烧毁的是原先那个旧的。

英公使馆大门和诺登菲尔德速射炮

加强防御的院墙和地道

沙孟先生（Chamot）是北京饭店的老板。他说他能清晰地听到中国人正在他的饭店附近挖地道的声响。所以，他也一不做二不休，不辞辛劳地在其饭店前的公使街下面着手开挖一条远距离的御敌沟渠，并且他还打算用电石气把敌人的地道炸个原形毕露。他有底气相信，保卫他饭店的守卫绝不会当逃兵。要说的话也有道理，因为饭店的御敌工程显然是整个公使馆防线中最坚固的。

这些雇来的守卫们目前只是负责为一千六百六十二位罗马天主教教徒，还有奥地利人，法国人、德国人以及饭店的客人准备食物，主要是磨面。饭店有一定量的小麦储备，每天能提供三百个烤面包。为了帮磨面，老板找来了不少牲口。据说，不少骡子还是皇帝的恩师徐桐的私家财产。不过，一场大火把他的宅子烧毁了。饭店的上面一层也被烧得面目全非，跟德国公使馆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任何风暴都有其中心的话，那北京饭店就是中国人狂风骤雨般袭击的中心目标。在饭店每个地方，人们几乎都能发现沙孟和他那坚强勇敢的妻子的身影。虽然饭店屡遭炮弹以及大火的袭击，但他们从未考虑过要放弃这个地方。清军的军旗和工事就在几丈开外，肉眼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他们的饭店，我们被告知他们那迄今已遭到四百八十七发炮弹的袭击，最多的一天他们收获了一百二十四发，这些数据都被清楚地记了下来。饭店上层的卧室，不用说，统统被炸得是支离破碎，场面惨不忍睹。

小麦去皮磨粉，以供应筑防御工事人们食物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好在作业的地方地势低矮，不易被袭，所以这项工作进展顺利。这地方所做的防务准备之充足是出了名的，因而每个人都想一睹究竟。在饭店的前门大厅外，最多的时候飘扬着七个国家的不同旗帜。最大的那幅是美国星条旗，以示对老板娘的敬意。还有尺寸较小的爱尔兰国旗、丹麦国旗、瑞士国旗。在敌人的眼里，这些国旗排在一起相当惹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像是在下战书。沙孟的座驾上面也插了面法国国旗，虽然到处停靠，却似乎具备了某种神奇的魔力，从未被袭击过。

下午，几名志愿者来到运河的河岸边填埋早已腐烂、恶臭难挡的马尸。回来的时候，他们捡回来好几篮子各种尺寸的炮弹，足足有四十多枚。

由地雷爆炸引起的大火把法国公使馆烧得满目疮痍。在那次袭击中，清兵发动冲锋，墙上被挖开三个大窟窿，墙内的三栋民房不幸被炮弹击中。四处蔓延的火势把法国人逼到了现在的位置。那会儿，当差的有四十人，就因为有一处漏洞，三名法国海军士兵当场牺牲。原来有颗炮弹飞过小教堂前面的玛丽圣母雕像，把教堂炸开了个口，就这样留下了上文的那个漏洞。尽管在当时看来，那个漏洞挤不进人。敌人挑就挑这些疏于防守、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作为突破口。如果法国人败退，沙孟那坚不可摧的城堡将是第二道屏障。据后来的统计，九名法国海军士兵遇难，连平民在内，受伤约三十至四十人。

下午时分，英国公使馆外铺上了地毯以迎接到访的衙门官员。过了一会儿，确切地说那会儿地毯都还没完全铺好，昨天到访的那位衙门特使再次露面。他给五位外国公使带来了七封来自总理衙门的信。这可是自从围城以来的首次衙门与外国公使间的高层通信往来。康格先生所发的电报被退了回来，原因是衙门如果帮这位公使发电报，那就要替所有的公使发。他们显然不愿意这么做。

皮雄公使（Pichon）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却未标明日期的密电，不过其发送日期可能在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前（7月14日，常用于荣誉授予）。电报内容之一是决定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内容之二是关于大沽炮台已被攻克的消息。这也算是再次证明了这一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另有消息称清政府已明令其驻外大使不要轻举妄动，“保持与各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因而当法国政府将护照交给中国大使后，清政府也及时做出回应，让其留任。

一大堆由总理衙门盖章验证过的官方消息传达给了德、英、日、俄、美五国公使。里面的内容都是启奏给太后、皇帝或其他亲王。这些消息虽有所不同，但其基调比较一致，核心内容都是希望得到大力援助以解决中国目前所遇到的重重苦难。总理衙门赦令军机处将电报启奏给太后及其他亲王的日期是7月3日。显然他们没有做任何手脚，因为大沽口沦陷及天津城被占所引起的清廷上下的普遍担忧在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分明可以听出来。不过，也就在那天，公使馆遭遇空前的猛烈袭击。第二天，清廷正式下令驱杀所有的传教士，并要求所有的教民脱离教会。

几乎与此同时，又来了第二封信。来信认为中国百姓的仇外情绪异常旺盛，难以压制，只有摧毁公使馆才能消除他们内心之恨，并催促各国公使启程前往天津避难。若不依此行事，任何灾难及后果将由公使们自行承担。还有一封类似的函件是衙门写给窦纳乐公使的。上面说：鉴于天气炎热，衙门已下达书面赦令，将安排专人送来一批公使馆急需的蔬菜和水果。“如此一来，四车的蔬菜和另外四车水果将被直接送过来。”这些亦礼亦兵的往来信函的落款是庆亲王、端郡王、王文韶、齐鑫、徐桐、成林、赵舒翘、伍廷芳、许景澄、溥兴、那桐、联袁、袁昶等总理衙门大臣。

来自庆亲王及其同僚的信同样还是催促公使动身前往天津，并且还刻意强调了当前的形势。公使馆对此做出了回复，其大意如下：

在你们的来信中，你们发表声明说当前中国的局势失控，仇外情绪高涨，唯有摧毁公使馆才能平民愤。鉴于贵国政府意欲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我方对上述声明中所提的一切深表怀疑。太后的诏令也已颁布，进一步澄清了各外国使节是中国的朋友，不应受到打扰。就你们所提议的天津避难，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双方的友好关系已经破裂。各国公使如有不测，作为官员的你们以及中国百姓的灾难也必将来临。在其他国家的贵国驻外大使依然在坚守各自的岗位。要让外国使节动身去天津完全是冒险的举动，试想，如果他们在此都无法得到保护，在天津难道就可以？你们还说你们不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及后果负责，但要知道贵国政府是做不到放弃所有职责、全身而退的。

下午，护送《北京公报》副本的信使返回，他带回了部分文本以备翻译。今天是关公诞辰（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公使馆内人心惶惶。大家都担心拳民的这位精神领袖会鼓动他们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因此公使馆内上下已接到命令将严阵以待。开放果蔬市场也有了前兆，在小松树上挂了几周的那串钱不翼而飞便是明证。

7月21日，星期六。

晚上没有任何枪响，只听到周围百姓为纪念战神关帝诞辰而燃放爆竹时传来的噼啪声。大家普遍认为既然连昨天中国人都没什么动静，援兵到来前他们就更不会有什么大的举动了。

鸡蛋显然供不应求，所以只能优先照顾妇女和儿童。鸡蛋这种物资匮乏之极，要不出具患病证明完全买不到。

昨天外派的那个信使说，中方作战人员中被我方击毙的约在三千人至四千人之间。光法国公使馆遇袭的那天晚上，尸体就拉了二十车。东便门的城墙上据说已架起了三门外国炮。清军在未来三天内将转移，或许会离我们更近。

下午，来自衙门的信又多了几封。有两封是给罗伯特·赫德爵士（Robert Hart）的，其中的一封是询问了他的健康，并表达了对他遭遇房屋损毁之事的遗憾。似乎写信人才刚刚听说这一个月前就已发生的悲剧。

外国公使馆防御图
1900年6月20日—8月14日

【注释】

[1]韩国首都首尔，旧称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