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星期二晚，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召开会议。会议几乎全票通过撤离北京的决议，但该决议遭到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强烈反对。由于各国使团事先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请求，要求次日9点在总理衙门与王公贵族会面议事，所以次日8点外交使团便再次集会，等待衙门答复。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仍不见总理衙门的任何回应，于是德国公使克林德决定无论如何他将亲自前往，并告知了他的各位同事。就在头天晚上他已经照会总理衙门表达此意，但并未要求总理衙门回复。克林德明白，若有武装卫队保护，必将会激起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士兵的仇恨。为避免由此带来的不便，他决定不带任何卫队只身前往。考虑到危险性，他的同事们无一赞同。但克林德说，一个外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遭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更何况中国人是知道他的来意的。如果王公贵族和大臣们不能与其按时会面或者根本就不来会见他，他还可以继续等，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一本书和雪茄来打发等待的时间。
克林德出身于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是大主教的侄子。他曾经是一名军人，在普鲁士军队任中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任驻华使节，其间他学会了汉语。在平息广州爆发的武装起义中，克林德表现突出，同时获得了德国和清政府授予的勋章。当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一职空缺时，他再次调任，从而开始外交生涯，并任职多年。之后，他又担任了德国驻华盛顿使馆的第一秘书，任职期间因其优异表现得以晋升为德国驻墨西哥的公使，任职两年后他再次被调回中国。
他是一个决策果断之人，从军生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外交风格。他不顾同事们的反对，决心去总理衙门会晤大清官员，便体现了他的个性。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深信他带给衙门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不足为奇。除了得到之前议定的保护各国公使的相关信息外，克林德也期望能力劝接见他的清朝最高官员不要将十一国的公使驱逐出京，他们这样做将最终导致清政府覆灭。克林德希望，他的严重警告能使清政府三思，暂缓他们的决定。
就在20日各国外交使团早会结束后，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其翻译官科德斯的陪同下乘坐轿子前往总理衙门。他们一行往东经过法国使馆，从泰昌街到长安街，之后东转经过单牌楼至哈德街。多日以来，在穿过这条街道时，他们就注意到很多清朝士兵成群结队地立于街上，但当时并未在意。
在单牌楼以北几百码处，巷口对面的警察局附近约有三十名士兵。克林德身后的翻译官科德斯注意到，那群士兵的指挥官帽子上镶有一枚白色纽扣，帽上还插有羽毛。只见他稍稍挪向一边，随后突然朝克林德公使的轿子开枪。克林德公使当场毙命。翻译官科德斯快速起身，此时他的大腿处中枪，造成重伤。要不是他快速起身躲避，子弹或许早已穿过他的头颅。轿夫们见状，慌忙扔掉轿子，拔腿而逃。先行的侍从快马加鞭赶到总理衙门报告刚刚发生的一切，身负重伤的翻译官科德斯则拼尽全力落荒而逃。
此时此刻，逃命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在其身后追击的士兵不计其数，那些士兵随时向他开枪。科德斯一直向北跑，直到跑进街道右手边的第一条巷子，随后又跑过几条弯曲的小路后，才渐渐摆脱了那些追兵。之后他朝距他至少还有三分之一英里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布道团所在院落跑去。在那里，他看到一张外国人的脸之后便昏迷过去，随后被抬进寓所，当时从通州来的英格拉姆医生正好在场，随即为其处理了伤口。英格拉姆医生认为他恢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在后有追兵、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的逃脱俨然是个奇迹了。
枪击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一事件，耸人听闻，就连国际罪行订立者们也未曾料想。这场悲剧的消息旋即不胫而走，传入分布在各处的洋人耳中。他们此刻或在公使馆内，或在护卫队守卫下的民宅中，或在卫理公会布道团的院落中。这次事件也给洋人们敲响了警钟，他们都顿时明白它的利害关系。此时此刻，洋人们都对清政府的背叛确定无疑，也打消了在中国武装力量护卫下离京的念头。这样看来，德国公使克林德的遇害实际上是拿自己的牺牲拯救了其他所有在京外国人的性命。
就在克林德被杀的当天下午，总理衙门竟然厚颜无耻地给德国公使馆送去急件，声称两名德国人在大街上肆意射杀无辜人群，在遭到反击后其中一人殒命。急件还要求德国使馆上报两名德国人的姓名和身份。出于自尊，德国公使馆对此急件未作任何回应。令人欣慰的是，一位友善的中国官员安置了克林德的尸体，并妥善处理了后事。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位官员在几周后便被清政府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处决。
值得注意的是，6月20日伦敦各家晚报均报道了德国驻华公使被害的消息，这要归功于一外国新闻社驻天津办事处发回的电报急件。消息称，局势已经被清政府控制，而克林德遭袭似乎早有预谋，因为中国人认为他飞扬跋扈，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当天下午，消息由伦敦传到了柏林。圣彼得堡的德帝国代办处、德国驻东京和伦敦的代表，以及德国驻烟台和上海的领事纷纷询问此事，均无功而返，清政府对此不置可否。
海关总署和肃亲王府在同一街区，分别位于东西两端。现在住在海关总署的洋人们被匆匆转移到英国公使馆内，早在几天前所有的妇女就已经转移到那里。多日以来，东交民巷一直有中国军队巡逻。令众人惶恐不安的是，既然已有清廷官兵公然射杀德国公使，其他人也定会效仿，与洋人为敌。毕竟，在清廷官兵看来，这只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正当防卫罢了。
霍尔上校受命护送在卫理公会教堂避难的平民转移至美国公使馆，并允许带上那些中国教徒。然而，当消息传到七十名美国人耳中时，他们只有二十分钟的准备时间，并被告知只能带上随身行李。闻听此言，他们都冲回已用作防守要塞的教堂中，纷纷打开行李箱拿出自己最需要的物件。由于担心剩余财产的安全，也不确定日后是否还能取回，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把行李箱锁好。不一会儿，整个教堂里遍地散落着带有各式各样标签的行李箱。
中国基督徒家庭
北京的传教士和女学生
很快，护送队伍下令整队出发，女人和孩子们跟在二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之后，紧随其后的还有一百二十六名女学生和身为中国教徒的女人、孩子，所有人都尽可能地携带着自己的物件。那些中国男人和男孩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搬运队伍，负责手工搬运或者骑车驮送洋人的行李物件。有几箱炼乳，要存下来已是不可能了，于是外国人将它们分给了中国人，一人几听。几周之后，当这些外国人被围困再也无法弄到炼乳时，这简直就是一份天大的恩惠。一小队德国海军陆战队员，就是当时为翻译官科德斯抬轿的轿夫，一脸忧郁地跟随队伍行进，走在后面的陆战队员被几个传教士叫住，这些传教士大部分都配备有来复枪或左旋手枪。其中有几个中国人也配备了枪支，但大部分中国人手持他们惯用的矛，他们每晚都在不懈地训练。
总之，在变幻无常的年月，这支队伍给人的感觉除了悲哀就是滑稽。大家都联想起了希伯来人出走埃及时的情景，尽管路途遥远艰辛，但他们的行李却是轻轻如也。长长的队伍走出了孝顺胡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哀伤，他们向南行进，穿过一条长街到达哈德门，之后又向西转进入使馆巷。总务委员会主席是有先见之人，他提前走到哈德门，告知驻守在那里的清军士兵将领，因为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所居住的美国公使馆院落，如果该将领能派卫兵把守在使馆门外，以防院内的物件被贼人劫掠，他将不胜感激。随后在距离美国公使馆不远的地方，队伍穿过设置在意大利公使馆院落最东端的路障。这里架着意大利机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剩余力量也加入防御工作中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国基督徒在此滞留了很长时间。
大街上蜂拥而至的群众一脸冷漠，完全看不出他们本该显露的胜利的喜悦，因为他们很清楚，捕捉这群洋人和其信徒的那张网正在慢慢逼近。或许整个队伍行进中最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基督徒那默默的、踏实的行事方式。之前的很多次警报演练只是作为演习，当下，所有的中国女学生依然表现出他们的行事敏捷和稳重，似乎他们已经在参加一场宗教仪式。没有一个女人流泪，也没有一个孩子哭闹，个个都自觉地服从命令。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看到如此有秩序的场面不仅钦佩地说道：“教会当初派这些女性来照顾这些中国人，一定是对她们的能力深信不疑的。”
为了能够从此处跟上难民的行踪，熟悉北京公使馆地区的地形至关重要。借助于此地区的地图，地形变得清晰明了，但即使没有地图，这里的地形也是很容易辨认的。北京的城北共有三座城门，中间一座叫前门，从前门到城南角中间的位置是哈德门。每座城门处都有一条宽敞的街道向正北延伸，每隔一定距离会有街巷与之成直角相交，排列有序，就像一个棋盘。这些街道中，紧靠北京内城南城墙的是长约一英里的东交民巷，而其最西端紧挨前门。另外一条贯穿东西的主街叫长安街，约在东交民巷往北三分之一英里处。其中，西长安街位于皇城南墙下，而东长安街一直通向哈德门大街。
位于前门和哈德门大街中间的位置，且与哈德门大街平行的是所谓的皇城护城河。实际上，皇城护城河是一条主要的排水渠，皇城内的弃水经此渠道在穿过一个水闸后排出到城南的壕沟中。该护城河宽约几丈，两边砌有高约六到八英尺的砖墙或石墙，其上还砌石加盖，此外护城河的两边均有宽阔的马路。使馆街经一座石桥横穿护城河，这座石桥叫作皇城护城河桥。靠近皇城城墙处，长安街经由另一座护城河桥穿越护城河。
在这条长方形的胡同内，除比利时使馆之外，所有的驻华公使馆均位于此，其南面是城墙，北面是长安街，东面哈德门大街，通往西面的街道叫作战事委员会大街。除使馆外，这里还有旅馆、银行、外国商店、帝国海关、邮局，还有尚未竣工的帝国铸币局。从哈德门大街往西，位于大街北面的第一座公使馆便是意大利公使馆，它几乎与其他各公使馆隔离开来。继续往西则依次是法国公使馆、北京饭店、日本公使馆和西班牙公使馆。位于大街南面的是德国公使馆，与其相对的有法国公使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一家洋人商店。护城河桥以西，俄国公使馆位于北面，南面的美国公使馆与其相对。此外，南面还有华俄道胜银行、另一家外国商店和荷兰公使馆。
沿着护城河往上，距离护城河桥几百码的地方就是英国公使馆的东大门，其院落的最南端毗邻俄国公使馆所在院落的北墙，后来的一系列事件证明留意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在使馆的西南方，銮驾库与之毗邻，这个公园占地大，内有多座建筑，专为停放皇家马车、御用的轿子，还有其他供皇帝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各种工具的装饰均派头十足。北面一直到长安街是宽敞的翰林院，之后它将在使馆的防御战中成为焦点。
将近晌午，离开卫理公会教派的美国难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列队走进美国公使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无暇考虑自己会被如何安置。除了动身时能随身带着的东西外，没有谁有机会专门准备食物。但是有了斯奎尔夫人——美国公使馆第一秘书的夫人的慷慨解囊，所有难民很快便吃上了一顿不错的午餐。不仅如此，她将自己储备甚丰的储藏室也供她那穷困的同胞们随意使用。由于食物有了保障，苦力和马车便连续数小时不停地来回，尽可能地搬运物品到英国公使馆，因为那里已被确定为所有外国人的指挥总部。这不曾预料到的慷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难民在被困北京的贫困疾苦。所以如果说斯奎尔夫人的慷慨解囊挽救了几条人命并提升了所有人在困境中的舒适指数，这一点儿也不过分。整个围困中，斯奎尔夫人就是慷慨的女施主，照顾着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所需，她的善举受到所有人的敬仰。
当然有此种体贴安慰他人的善举的，不止斯奎尔夫人一人。麦克唐纳女士宽敞的住所，犹如英国公使馆的官邸一般，全部腾了出来，给新来的难民居住。她的餐桌旁不仅坐着英国人，同时还有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比利时人。麦克唐纳女士将宴会厅改成了卧室，夜间供困乏的女士们休息之用，白天则作为她们的休息室。吸烟室也拿来给男士们夜间休息之用，而各个办公室则被改造成了医院，提供周全细致的护理，能够用来帮助难民和伤者的物件一应俱全。一些女医生也担当起这所国际医院的护理人员，要不是出于这样的背景，要想聘用她们并非易事。麦克唐纳女士和她的姐姐均让出了自己的卧室，其中麦克唐纳女士的卧室白天用来给那些因夜间值勤而疲惫不堪的军官提供一个较安静的休息场所。
在美国公使馆停留两个小时后，美国难民团队听从命令转移到英国公使馆。在英国公使馆，他们被安排在教堂里，一座位于中央位置的建筑。由于难民人数众多，教堂顿时显得拥挤不堪。有些人为了做好预防措施，走进中国人在使馆街上开的商店，拿走所有有用的东西，尤其是粮食。如果店主在，就给一张收据；如若店内无人，就拿走所有被丢弃的货物。通过此举，他们弄到了一些物品，这些物品在之后被证明是极为重要而又难以得到的。(www.xing528.com)
在美国分遣队到达英国公使馆时，场面极为热烈。数不清的载满各样家具的马车陆陆续续到达。成群结队的苦力奋力搬着这些家具穿过宽宽的走廊，努力将家具搬进公使馆的人流常常与同样浑身充满力气、急着回去再搬东西的人流冲撞在一起。整个英国公使馆都被腾了出来，并对其进行了重新规划，它的各座建筑分别用来给各个国家的人居住。一个给俄国人居住，另一个给法国人，还有一个供帝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使用。其余的房屋建筑也这样按照国籍和工作性质的不同进行了分配。前门宽大的亭子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尤以装粮食和酒的箱子最多。因为这里是受雇于后来被毁的卢汉铁路筑路工程队的比利时人、法国人等的总部所在之处，这些人都曾在长辛店大屠杀中九死一生。
后门的亭子处在显眼的位置贴出了告示，告知那些疲惫不堪、可能正在寻找栖身之所的流浪汉们，他们可以随时在此落脚。暂住于此的流浪汉被分成了几个小组。在一个角落里，两个人在讲述着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内的所剩之物。另一个角落里，几名军官庆幸现在还能有这样的总部，而《时报》的一位记者对于能在地板上铺一张席子休息很是满意，在他的席子旁边堆积着自己的藏书，这是他在房子被毁之前抢救出来的，对此他也甚是得意。
除了那些依然待在自己使馆的人员和那些已被困北堂四天的人，在北京的所有外籍人士现在似乎都成了英国公使馆的一员。除了住在使馆四合院内的人员，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难民，甚至包括仅几百码以外的海关工作人员，他们能带出的财产寥寥无几。有些人只是带出一个大的行李箱，另一些人只拿了一个旅行袋，而随处还可见到那些自从住进英国公使馆就没换过衣服的人。
大清帝国海关的总部距离英国公使馆仅几步之遥。没有什么会比带走住宅内和一些公共建筑内所有的物件更加容易，其中包括邮局的，多日以来里面已经堆积了大量的信件。有些员工随时准备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因为如果事态能很快得到平息，他们所有人需要即刻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但事与愿违，所有的卷宗、信件、档案和海关的其他文件就这样无辜地丢失了，就连全世界一直在期待的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那本无价的日记也差点被毁，最后在费尽周折后终于幸免如此的厄运。毋庸置疑，那些中国通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拳民运动的崛起，甚至在拳民暴乱已发生在他们家门口时，他们对其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也是当代人们最常见的一种心理表征，但这就是事实。
此前已提到，能将肃亲王府拿来安顿基督徒难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6月20日，周三下午，当难民们开始涌入肃亲王府时，他们先是在王府外门前树下的走廊里滞留了几个小时。毫不奇怪，他们当时饥渴难耐，几近晕厥。来自英国公使馆的几个妇女过去照顾他们。不久，詹姆士教授打开了大门，这些难民得以进到肃亲王府的外庭院。在其他一些欧美人士的帮助下，垃圾被清理干净，并对整个王府进行了打扫除尘，最终能让所有的妇女和孩子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落脚。肃亲王府内就连厨房也宽敞无比，里面的烹调用具配备齐全，还有一堆能用很久的煤块。其会议厅的布置也极度奢华。北洋新军董祥福所辖的甘军在肃亲王府附近的奥地利公使馆开枪后不久，肃亲王出于谨慎，逃离肃亲王府，退避至皇城的保护范围内，就是在这个关口，他的富丽堂皇的府第才得以成为那些无家可归的基督徒的收容之所。但后来，这些基督徒还是被一群清军官兵赶出了肃亲王府，这次的清军比起以往都要残暴。
美国难民一找到安排给他们的避难之所，他们就决定带上身边能找到的中国人回到他们之前藏身的卫理公会教徒所在院落，为的是尽可能地取回清晨混乱中落在那里的行李。所有的街巷都和清晨逃难的队列经过时一样安静，配有来复枪的传教士和手持长矛的中国人组成的长长的队伍没有受到任何武力干扰，平安无事地穿过这些街巷。他们发现卫理公会院落的大门外虽有清军卫兵把守，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周围的一些居民曾经翻墙进来试图趁乱打劫一番，不过他们没有得逞。有些人当场被抓，并挨了那些愤愤不平的中国人狠狠的一顿揍。美国难民以合理的价格雇用了能找到的运输工具和几辆马车，这样他们才救回了大部分的财产。要知道，如果没有这些财产，未来被困的日子是有多么的不便。但不幸的是，仍有价值几千美元的衣服和其他财物不见踪影。
当时有一消息在中国人中传开，即下午4点钟清兵将开火。各国使馆人员认为这就是清廷留给他们离京的最后期限。清军无须知晓或关心总理衙门是否下令，一切将由他们自己做主。如果各国公使不主动离开京城，清军就将使用武力驱逐。现在无法确定此谣言源自何处，但其传播速度极快，并且这一谣言使得抢救财产不得不中断，这些财产本来是可以安全转移的。
下午4点钟，甘军将领董福祥率先向奥地利公使馆开枪，传闻得以坐实。之后便能听到枪声四起，所有人都快速转移到相对安全之处。
荣禄亲自明确地向詹姆士教授保证，时下不会袭击外国人。詹姆士教授对此深信不疑，考虑到美国基督徒的住宿问题，他亲自前往肃亲王府，但就在他途经皇城墙边的护城桥时，他遭到了清兵的攻击。詹姆士教授举起双手示意他无任何武装。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虽经多方调查，在当时和之后很长的时间里都不得而知。在围困结束后，才得到消息说很可能当时他被清兵带到了荣禄面前，在对其关押几天之后，因为他拒绝向义和团首领俯首称臣，最终他被拖出去斩首。随后一个与该描述相符合的外国人的头颅被挂在了东华门的城门上示众。
詹姆士教授博学多识，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情缘，对大清帝国及其人民均有广泛的了解。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搜集有关义和团的相关文献。但他的劳动成果，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均在6月13日当天外国人的财物被毁时的混乱中丢失。
此刻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使团终于收到了他们期待已久、来自总理衙门的回信。这封回信是在大家向英国公使馆转移时经由老前辈葛络转交。回信中首先告知收到前天晚上的去信，之后通知各公使大人：“之所以作出命你们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的决定，纯粹只是出于为你们的安全考虑，现京城内鱼龙混杂、混乱不断，实在不方便君等久留。而鉴于此刻京城周边地区也一片混乱，因此担心公使馆诸位大人的家眷若一起离开，难免会发生危险。既然君等信中也称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离开的准备甚是为难，我们已同意再延迟数日，也同意重新商定日期。”
肃亲王
肃亲王的孩子和德国教官
回信中进一步提道：“中国和各国之间的关系尚未因民众之间的敌意而变得紧张。但是当前，由于存在于人民和基督徒之间的争议，致使事态的发展已超乎我们的预料。关于君等提出的面议，要知道现在穿越街巷是很危险的，现在白天留守皇宫的均是我朝的王爷贝勒，人数有限，他们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守卫。当然，所有的王公大臣均乐见你我双方能有和平相处的意图，并渴望守护我们的友好关系。”回信结尾询问了各国政府的意愿和指令。
第二天，外国使团回信总理衙门，向其保证对于中国，各国政府只发出了友好往来的指令。各国派分遣队前往北京仅是为了保证各国公使和人民的安全，绝无其他目的。随后，信中提到从前天开始的对使馆的袭击，表明这定与政府的意愿相违背，责任必在乱党，或者擅自行事的小股士兵。外国使团要求衙门立即对这样的袭击下达禁令，因为此类袭击完全有悖于照会条款，且有悖于此次派兵的精神。
如果只是研读这些正式且谦恭的信函，简直没有人会怀疑大清政府正在准备对整个文明世界开战。接下来的六周里，清政府外事部门无任何动静，对各国公使也不予理睬，而后者即将在接着的两个月里被困于自己的公使馆，遭受清军的肆意攻击。
致德国公使大人于死地的那颗子弹是在得到某人的明确指示后发出的，此人或许是端王爷，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似乎执掌了最高权力。该事件所引发的反响几乎没有时间平息，其严重性和必然的后果就使得建立一个政府委员会成为必然——此时，似乎的确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应运而生。
大清贵族一方敦促皇帝颁布诏令，任命荣禄为北方大军的大元帅，以便他带部队入京正式向使馆宣战，将其消灭，而后继续进军天津，将那里的外国人彻底消灭，或者将他们驱赶到近海地区——这可以说是两年来保守党派制订的最中意的计划。
据说慈禧太后行将同意该计划，但是遭到大清皇帝强力阻挠。他甩掉尊严，恳求再多些时日做决定。他提出，如果这一计划实施，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人民将遭殃，整个大清王朝的根基也将不稳。然而，堂堂一国之君却无法克服自己的情绪，但是慈禧太后和端王爷均冷眼以对，他们的轻蔑和侮辱使这位皇帝流泪离开了朝堂。中国人中没有一个敢违抗圣意，但此时慈禧太后掌权，所以这一毁灭性的诏令即刻便颁布了。当天下午，荣禄的军队涌入北京城，随身带着他们的野战炮、机枪，还有足够多的最新式步枪。
从此时起，整个京城的局势像极了法国巴黎公社运动期间的场景。任何人，只要身着拳民的衣服便有权肆意烧杀抢夺，无人敢作出任何反抗。此时的北京已是地狱的代名词。董福祥所率甘军在京城内横行无忌，任意抢夺各个宅院和无数的官员府邸，不管他们犯下的罪行，也不顾自己的偏好。像徐桐这样顽固、心胸狭窄的保守党（他曾经渴望拥有一张用外国人皮做成的地毯），还有京师大学堂（1898年改革的唯一纪念物）的前校长孙家鼐都接连遭殃，他们的家都被抢了个精光。任何抗议者都可能被杀害甚至是抄家，这样的惨剧发生在很多最高行政官员身上，据说当时北京的街巷血流成河。荣禄军队的横行霸道丝毫不亚于甘军，他们四处掠夺、杀戮。尽管后来军团中的一位上校和许多士兵在抢掠时当场被擒并被就地处决，但是纸里包不住火，暴乱和破坏一直持续着，无法一一查证。
几位可靠的北京当地人目击了董福祥和荣禄的军队在北京抢掠的过程，他们讲述了个中细节，并形象地描绘着当时在这个充满哀怨的城市里发生的一切。其中一个讲述者就住在奥地利使馆附近，他描述了当军队可以随心所欲时人们的极度恐慌。他的几个邻居因为反抗，均被当场击毙。而他自己，因为说尽好话，并且摆出一副屈服的姿态，才使得那些士兵只拿走了他的行李和箱子，还有所有可以找得到的毛皮、衣服、珠宝和现金。当时，一队士兵抢掠离开，紧接着又是一队，每队都有七八个人组成，来的速度相当快。很多情况下，他们抢红了眼，竟能将有些官员扒得精光，一件衣服都不放过。很多人在街巷里被疯狂而连续射来的子弹击中，最后院子里和街巷里到处都倒着尸体。许多官员和其他居民眼看着自己的财物被抢，命也难保，他们带上能带的一切连夜逃往通州，而他们想不到在那里正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因此，这些人想方设法乘船逃往天津，但是因海路被封，他们只能通过大运河南下。而天津和北京并无两样，在那里他们同样被屠杀，受尽侮辱。他们中有些人丢掉了全部家当，也有些人不知死在何处、死于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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