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局：义和团起义军临近北京城

5月底，义和团起义军已逼近北京城，整个拳民运动势头强劲。如今最为紧要的问题便是，义和团的头领们和满清政府之间到底是何关系？许多中国人和消息灵通的外国人都认为义和团运动至少是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的，但很多位高权重的洋人对这一观点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整个拳民入会的仪式是那样的不起眼，义和团运动只不过是“小孩子耍的把戏”，毫无意义。

在清政府看来，所有的外国人正在瓜分大清的领土，且正在慢慢吞噬大清官员的权力，因此，倘若他们不迅速结束洋人对大清的侵犯，便会失去实权。

而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向来思想闭塞、不可理喻，现在尤其如此。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不能废止清政府在诸条约中提出的僵持已久的权力和最近签署的协定，他们必须采取强硬措施。

既然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在违约行事，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摩擦就不可避免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令所有西方智者们不解的是，在大清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一年中出现闰八月，且这一年又恰逢庚子年，那这一年将是大凶之年，必有暴乱。1900年恰好闰八月，清朝内地十八个省的人们都一致认为这年的阴历八月必将发生大暴乱。

令许多中国人吃惊的是，他们预料中的灾难却提前几个月到来了。没有人能够合理解释其中原因，可能是事态的自然进展催生了这场危机。有很多具体的原因足以解释这次起义为什么会发生在春季。这年的春季干旱尤为严重，且波及范围甚广。这是自1878年闹饥荒以来中国北方第一次无法种植冬小麦。即使是往年天气最好的时候，春雨及时落下也几乎不能满足这些冬小麦的灌溉，更何况这一年滴雨未落，农田都被烤干了，根本无法播种。在这样的情况下，闲散不安的平民随时都会起来生事。

自从清政府和日本修和以来，大英帝国在清政府面前的威望日趋下降，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在过去的几年里，地方报纸发行量的增加使得沿海地区和北京的一些博学之士逐渐了解到一些外面世界的信息。尽管多数中国民众对时事起因一无所知，且无意置身其中，但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却是异常精准，对洋人的行动心知肚明。他们或许会惊讶比中国的州县人口还要少的南非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是如何设法挺过英国殖民者的强权的，并且这样的殖民似乎没有要停止的迹象。英国领事因能力过人被任命去惩处在山东谋杀布鲁克斯的凶手，他认为有必要让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知道军队已经投降，如果巡抚大人对此事有任何思索，那他肯定是想到了这件事情对整个战事的进程影响甚微。近年来，英国人在最关键的时期遭遇束缚，这一事实或许修改了远东地区整个事态的进程。

我们再一次提醒自己关于中国的执政权力问题，满汉两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黑发种族”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之一。长久以来，满人最初入主中原时的优秀品质已经不复存在，种种迹象也表明他们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天命王权”行将结束。近几年里，大清贵族以从未有过的势头违反着他们执政中国的前提——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中，满汉应该基于平等的社会关系。在拳民运动达到成熟之时，整个中国大部分的要职均由满族人担任。当下，大家认为不久他们还会执掌其余所有的职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确保所有官员对大清的绝对忠诚。

满族人装扮

北京街头的义和团

明朝覆灭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宦官专权影响下明朝政府犯下的无法弥补的罪恶。据说鞑靼王朝初入关时，其中一位先祖曾刻下碑文以示后人不要重蹈明朝灭亡的覆辙。但是在慈禧垂帘听政期间，宦官得宠为整个清朝历史之最，其中一位太监（经常被人们称为“假太监”），终日陪伴慈禧左右，被公认为是京城的富豪之一。据说他通过贪污受贿拥有一处价值三千八百万两白银的房产，此外，北京城内的很多金铺、钱庄、当铺等都归他所有。就在义和团运动逼近京城之时，据说此人已死，众人欢呼雀跃，但最终证实这仅仅是谣言，因为一年之后此人重现江湖。这与当时慈禧太后流亡西安府有关。据说，此人在西安也与在北京一样行事放纵不羁，令人生恶。一些可靠消息表明，慈禧太后最终作出将所有外夷驱逐出大清的决定，此人（也就是李莲英）对她的影响巨大。

在这座故步自封的皇城内，聪明的旁观者没有一人会自称他能确定无疑地辨别出皇城中发生的事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莫须有的杜撰。清廷里发生过的风流韵事之内情大部分从未被公开过，而既然现在几乎所有的相关记录都被“幸运地”毁掉了，这些内情也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了。但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很多通常情况下不会被公开的真相不可避免地被揭露出来。

1900年5月10日，当下的主流报纸《北华捷报》上刊载了一封未署日期的书信，写信人是该报驻京记者，此人也是湖南曾氏家族一员，时任某一公会秘书。就在南去的途中，他在骚乱中失踪，大家推断他和其他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肯定是被害了。

他在信中提及的几段内容很值得保存，因为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事件的真相。这些内容是他对未来事态进展的一种预测，信中提道：“所有本报的外国读者都应该认真思考我现在所谈的话题，因为这与所有外国人关系密切。这便是清廷顽固派正公开将除俄国人以外的所有外国人视为他们的敌人。本人在此严肃而庄重地告知你们：顽固派已制订了一个绝密计划，其目的是镇压所有在华洋人，并夺回各租界。负责此计划的主要有慈禧太后、庆亲王、端王（皇位继任者的父亲）、刚毅、赵舒翘和李秉衡。”

“为了完成此目的，他们动用的全是绿营军，均为满族军队，其中包括庆亲王旗下的五万士兵、端王麾下的一万精兵，又称虎盛军，还有刚毅等人率领的各旗禁卫军（约一万两千人）。”

“这七万两千人将形成整个清廷复仇大军的主力，而拳民会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场战斗要比京城或其他地方的外国人所预想的来得早。”

“所有的上层社会皆知晓此事，并且许多人已警告他们的外国朋友。但就我所知，他们并没有因为替朋友感到不安而被朋友感谢，相反，他们的外国朋友却嘲笑他们不该如此痛苦。在此，希望我能有幸使各位警醒！据我所掌握的，各国公使都因北方各省日益增加的拳民组织而向总理衙门提出过抗议。但即使这样，许多洋人还是像被蒙蔽了双眼，对此事无动于衷。自今年年初，不仅是山东和直隶境内拳民的人数呈数十倍的增加，现在就连北京的顺天府和东北三省都随处可见这一危险社团的身影。”

“两个例子可以证明拳民深得北京权势一族的欢心。第一个例子，最近一名王姓官员在拜见慈禧太后时，当谈及义和团一事时，慈禧太后对该官员说：‘你乃本省人士，应该比较了解情况，你是如何看待直隶的拳民的？你觉得到时他们真的会助我大清抗击洋鬼子吗？’‘太后，对此我很确信。此外，拳民的信条便是誓死捍卫我大清王朝，与洋鬼子决一死战。我深信义和团定能消灭洋鬼子，此乃天命注定。眼下所有太后的臣民，无论年长年幼，都在练习着拳民的咒语，我们每个人都已加入保护我天朝王国的队伍中，必将洋鬼子赶出去。如若获得权力，到时我将自愿率领拳民冲锋陷阵，在此之前，我将尽我所能协助组织和武装拳民。’”

“慈禧太后点头以示赞许，沉思片刻后，她大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组织。但我担心因为现在他们缺少有经验的领袖人物，这些拳民到时会贸然行事，以至于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前，便会使我大清政府与洋鬼子的关系陷于困顿。’稍作停顿之后，‘这样吧，对于直隶和山东的拳民，我要安排专人负责指导他们的行动。’拜见到此结束。第二天清晨，懿旨颁下，任命此王姓官员为京官。也就是说，仅是太后大笔一挥，一名六品官员便被晋升为四品京官——职位仅次于三品大员。如此一来，这位王姓官员也能如愿，有机会组织和武装他的拳民朋友们了。”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洋人目前的危险处境。自从1870年天津大屠杀事件以来，清政府就颁布禁令——除了最固执己见的顽固派外，所有人都不准再讲‘洋鬼子’这个词。此后，有人因使用该词被官府发现而受到刑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不仅拳民在呐喊时称外国人为洋鬼子，而且就连慈禧太后自己也这样称呼外国人了，明显这是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的。”(www.xing528.com)

从当前形势看来，此番对事实的披露和预言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尽管披露者曾以为洋人会因此而震惊，甚至会有所警惕。直到预言不幸成为现实，成为真实的历史事件，人们才想起当年确有这种说法。将那句慈禧太后表扬义和团的话和1月11日登载的公告中的说法对比一番，前面这句已经足够明了的话就不难理解了。而其中提到的慈禧太后说义和团需要领袖一文也可以在6月24日《北京公报》上刊载的一则公告中找到解释，其中讲道：“加入义和团的子民分布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的各个地区；现在我们应当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行动督导。现委任庄亲王和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义和团统帅……义和团的每个拳民都竭尽全力，皇室一族也不能落后一丝一毫，要全心全力地对付我们的敌人。我们希望所有人的愿望都能成功地得以实现，对此我们要有信心，但至关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精力充沛，不能打退堂鼓。”

义和团被公然地接纳并获得朝廷的认可，使得他们的行事态度迅速改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此前，他们祭坛里所供奉的那些神灵是普通中国人所不熟悉的，可现在，即使是清朝的最高官员也不得不常常下轿屈膝朝拜他们所供奉的“诸神”。

没过多久，这些拳民就向住在皇宫里的人展示了他们的超自然能力。因为所有的汉人和满人，不管是哪个阶层都很迷信，就连慈禧太后自己也完全相信义和团正在执行神圣的使命，这在前面引用的公告中有所体现。5月下旬到6月中旬期间一直有公文陆续刊载，内容都是关于日益高涨的义和团运动。但公文的大部分内容，要么是旨在欺骗那些容易被蒙蔽的外国人，要么是警告非法集会者解散，要么是斥责一些暴徒的恶行，再就是假意虚谈对制造暴乱的一两个苦力的严重惩罚，而所有的公文对愈演愈烈的谋杀中国基督徒之事均只字未提。

其中一则公文如下：“基督徒已在中国宣扬他们的教义多年，各国传教士皆以激励我臣民积德行善为宗旨。到目前为止，所有基督徒均未将教堂用作制造混乱之地，因此我大清子民和基督徒能和睦相处，各循其旨。但是眼下教堂和基督教民人数激增，遍布我大清，这样一来不乏乱臣贼子鱼目混珠，借加入教民之列作乱犯上，而这是诸位传教士所不能区分开来的。此等乱党混入基督教民只为寻找借口压制其他民众，并控制他们所在的地区。当然，此等恶行是各传教士所绝不能允许的。”

“至于‘爱国义和团’，他们最近一直在加紧操练，以增强体魄，保卫家园，但决不会制造混乱。”

“我朝已再次颁布诏书，要求各级官员坚决镇压一切暴乱行径。不管参与者是否为义和团拳民，只需知道他们是否为乱党分子。如若有人蓄意制造暴乱，将对其严惩不贷。各教民和拳民一样皆系我大清子民，因此他们都将受到我朝同样的爱戴，绝无孰轻孰重之分。”

清政府对一年里接连发生的暴乱、纵火、谋杀等恶行不闻不问，这一事实比起以上所提任何内容都更为重要。

同一道懿旨还专门任命两名官员报道拳民运动，其中一人即为赵舒翘，此人早已因排洋反洋而臭名昭著，而另一名官员对外夷一族的仇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被任命的官员一行到达涿州加入义和团，也就是从那时起，义和团运动公开得到皇权撑腰，助长了其势力和野心。

6月初，两名英国国教徒在位于天津和北京中间的永清县被残忍地杀害，这两人的名字分别是罗宾逊和诺曼，当地的地方官员对此事视而不见。当此事传到北京，英国公使随即前往总理衙门，就此事的严重性与之进行交涉，但是衙门的各位官员都无精打采，态度漠然，称自己也无能为力。英国公使窦纳乐先生向索尔斯伯里侯爵抱怨道：“当使馆的汉务参赞在解释他此行的意图时，中方衙门的四名官员都打起了哈欠并快速睡去。”见此情形，窦纳乐先生约定次日与庆亲王再议此事。

庆亲王向窦纳乐先生保证，朝廷重视现在外国人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并强调聂将军正率五千名士兵从天津北上，以保护铁路沿途的安全。当被告知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此位聂将军下令不能朝拳民开炮时，庆亲王佯装出震惊状。不久之后，一份情报证实了我们对此事件的看法。情报提到，在一次交战中，聂将军曾炮击拳民，就在向上级请示有无特别指令时，他接到命令，要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驱散拳民。这是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清政府的一贯做法。不久后便得知聂将军已率其军队退至他们位于天津东部的营地——芦台，而铁路则任由拳民随意破坏。庆亲王的一名随从坦率地告诉窦纳乐先生，清政府不敢将大众民意置之不理，而当下义和团运动深得民心便是当初轻视民意的结果。

了解到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认可，我们再来读那转寄给各国公使馆的冗长的《维护北京秩序条例》（其中针对一个事例涉及六项条款，针对另一事例涉及十项条款）、《北京府尹反义和团运动公告》和已经提及的每天刊载的公文，这些只能凸显出清政府与生俱来的奸诈，也暗示了所有在京外国人即将面临的危险。

面对这些突发的情况，窦纳乐先生向外交使团提议，当下明智之举是拜见慈禧太后和大清皇帝，该提议引起衙门官员的一片哗然。在接到各国政府对该提议的特别批示之前，就连这最后的策略也显得那样徒劳。

慈禧太后已在北京西郊的颐和园住了大概一个月，即使在此危难之际，她也不忘游船听戏、自娱自乐。6月9日清晨，她和清朝皇帝一同回到京城，虽然众人希望他们在京能够平息一下动乱，但看起来事与愿违，京城内的暴力事件反而不断升级。就在这天早上，一伙拳民从京城附近的一座庙宇出发，放火焚烧了北京以西三英里外的跑马场的大型看台，先前被拳民俘获的一名基督徒当场被活活地烧死。同一天晚些时候，英国公使馆的一队学生在同一方向的城墙外骑马时遭到几十个拳民暴徒的袭击，最后这些学生通过开枪射击得以逃脱。

颐和园

紧接着夜间，窦纳乐先生从一名看似可信任的中国人那里获得消息，称慈禧太后已公开表明自己的决心，要将京城的外国人驱逐出去。董福祥的队伍，在外国卫队即将到达铁路沿线之际，为避免与之发生冲突，已从铁路附近撤回，而此刻，正在待命以展开总攻。听到此消息后，公使大人立即向英国海军高级军官发出急电，告知局势正越来越严重，需要军队马上登陆，并即刻做好随时进军北京的准备。其他各国公使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也随即纷纷开始行动。也就是在此时，海关的工作人员丢弃了他们在北京东郊的住所，都聚集到总监察长的住处，而无数被迫寄宿于使馆区的外国人则将他们的财产上缴给清政府当局。

当下，拳民正在京城内的官方训练场地上公开操练着，更为甚者，他们的操练地——理藩院正对着英国公使馆。还有的拳民在澜亲王府和端王府内设立坛场，而端王爷是清朝未来的皇父，6月10日慈禧已传懿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的总署领班大臣，主持总理衙门的工作。同时，还有另外三名不太为人知的满族官员得到任命。上任后，端王爷对各国公使馆不予理会，而其本人也不与各国公使有任何交往。

美国卫理公会圣公会和美国公理会差会各自的布道团在此紧要关头照常召开他们的年会，前者在北京，后者在往东十二英里外的通州。卫理公会布道团的一些信徒已搭乘驶往天津的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北京，但还有一些信徒和许多来北京观光的游客一起，错过了这班车，最终发现自己将被永远囚困于此地。美国公理会差会于6月5日解散，一部分信徒离开通州动身赶往北京，另外有三人（两名男士和一名女医生）继续前行，到达张家口坝上长城。他们历时四天安全到达目的地，却发现他们的住处随时可能会遭到破坏，性命也如剑悬顶。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愤怒的暴民。他们最后只能暂时躲避在一处衙门内。从那里，他们跋山涉水，缓慢行进，终于借道蒙古到达恰克图，最终返回欧洲。因为从通州到天津的水路很不安全，因此，公理会差会的其他信徒不得不待在原地，但他们每天都能收到有关北京事况的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