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义和拳与袁世凯率领的清军遭遇，冲突顿起。一时间，拳民被杀，四处逃窜，身影遍及山东和直隶省各地。因此，七个月来，这些地方到处都是被打散的拳民，他们四处为非作歹，甚至杀人越货，打破了乡里平日的宁静。当时笔者所居之地，就是拳民遍地，民生不安，社会动荡。与其他传教士相比，我虽身处险境，却有近水楼台之便利，能目睹事情进展，更好地了解其发展趋势。起初，在动乱之时，有清兵把守教会，保护教士和教众，但不知出于何故，他们很快便被撤离。不久，几名士兵又再次进驻。虽有反复，但最终清兵全身而退，不见踪迹。可见洋人先是赢得尊敬，受人保护，但随后便无人问津。中国人如此多变，究竟是出于何故，令人费解。
自此以后，当地基督信众时常收到义和拳发来的邀请函，所用纸张较小，颜色发黄，上面印有为首拳民的名字。此类函件大意就是要求信众出面，同义和拳谈判，并屡有暗示，信众如若不从，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更有甚者，拳民在信中会直言不讳，说某月某日会上门抢劫，这便是公然的挑衅与威胁。遇此威胁，信众自然会想尽办法，将家中贵重物品搬出家门，寄在他处。但是，拳民早已料到此举，便四处散言：谁若胆敢私藏教众物品，便与“洋鬼子”无异，自会受到重罚。一时间，亲朋好友出于无奈，对待信众形同路人，见他们身处窘境，也是爱莫能助。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如要详加列举，定能著述成书。
拳民集结起来，如约而至，开始打杀劫掠。此时，极具东方色彩的一幕便会频频上演：教众们会给乡邻磕头，祈求他们能够向拳民代为求情，希望拳民能够高抬贵手，少勒索点钱财。毕竟，在当地，拳民只要拿到赎金，便不会焚屋杀人，这已是不成文的惯例。教众多是生活窘困不堪，无力偿付赎金，因此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房产，凑齐钱财，才能保全性命。随后，公然无耻的掠夺便开始上演。拳民所到之处，都有当地村民指引：这些人极尽殷勤，带着拳民走家串户，指认教众，甚至为虎作伥，参与劫掠。村民往往出于私利，向拳民检举通报，甚至引狼入室，抢劫教众：他们要么为了趁火打劫，中饱私囊，要么与教众有着私人恩怨，想要借机报复。拳民劫掠之后，一般都会公开叫卖劫来物品，品类繁多，五花八门：既有个人物品，也有坛坛罐罐；既有衣服床单，也有生产用具。他们甚至推倒石磨，廉价叫卖。他们都是现金交易，绝不赊账。总之，教众们虽饱受凌辱，毫无尊严，却又孤立无援，外人恐怕难以想象他们的困境。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隐忍吞声，言行中不能有丝毫幽怨，否则更大的灾难将在所难免。
后来局势变得日益艰险，教众如果遭遇拳民，便无从脱身，只有死路一条。此时此刻，教众们只能苟且偷生，度日如年。
拳民攻击信众之事，数不胜数。单举一例，便能说明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明晓义和拳的无耻勾当，教众的无奈心酸。事情发生在一个人口颇多的镇上，当地洋人也有房产，用来临时居住。当时，小镇教众屡受恫吓要挟，“拳民要来了”的声音不绝于耳。一时间镇里镇外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事发当时，教会学校的老师机智精明，忠贞不贰，而且行动敏捷，遇事毫不胆怯。他早有预感，拳民这次是真来了。他迅速冲进院内，帮几名孩子翻身越墙，将孩子送到邻家院落，然后指示他们要“蹲下来”。他自己的一个女儿险些丢命，幸亏邻居友好地出手相助。教众的房屋要么被洗劫一空，要么就是用来存放拳民四处抢夺来的物品。当一拨拳民正在这边热火朝天地抢劫时，另一拨也在侵袭校舍和教堂门窗，并将传教士的居所夷为平地，“忙得不亦乐乎”。一般抢劫持续时间不长，夺得的物品也能很快出手，就有乡邻以一百块钱的单价买了两张西洋式餐椅。
劫掠之后，拳民似乎并未尽兴，便蜂拥至村中一大户人家。这户人家家境殷实，但与基督教并无瓜葛。见此情景，庄内有人从中求情，祈求拳民能高抬贵手。经过几轮讨价还价，拳民才肯罢手。但是作为补偿，这家不得不大摆筵席，任由拳民吃喝。此次事件，因为牵涉教外无辜民众，不同寻常，义和团也因此招致民众怀疑甚至怨恨。但是多数人慑于义和团人多势众且全副武装，虽心有怨恨，却无力直面反抗。拳民在酒足饭饱后，便各自散去，但是有三人落在后面，被村民活捉。其中两人后来侥幸逃脱，另一人则成了众矢之的，被村民砍头。临近黄昏，一切都已风平浪静。直至此时，知县大人方才赶到事发村庄，但他并未下令追杀拳民，只是逮捕了一名在逃犯人，便匆匆了事，打道回府。
此次事件中为祸的拳民主要来自两县。而事发前，传教士们就已警觉，遂致信通告两县知县，指出拳民可能会近期作乱，为害基督教众。一名知县忙于祝寿，绝无闲暇，洋人来信也就搁置一旁了；另一人则在回信中言辞极尽讽刺，劝诫洋人教士们不要听信“妇孺之言”，绝对可以“放心”，声称作为一县之长，他会关照此事的。然而，他所谓的关照，就是前文所述的敷衍了事罢了。
在邻县，无数的天主信徒家庭遭到洗劫。更有甚者，一名教会老师竟被杀戮，头颅悬在一根杆子上，恐怖瘆人。当然，此类极端事件并不多发。
同年12月1日，美国公使收到电报，获知义和拳暴乱已经波及二十座县城，而实际范围无疑会更广。在此情境下，总理衙门为了应对诸国告诫，下令毓贤对局势加以控制，力图保护洋人及其在华利益。然而，这样仍旧无济于事。满清官员总是口是心非，欺上瞒下，所以往往有令无改。济南府发布公告，措辞严厉，下发至所属各县。然而，很多公告只是沉睡于官府衙门，并未张贴发布，因为当地官员们都一致认为，公告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不能当真。即便公告得以张贴，也很快会有士人乡绅将其撕扯下来，并声称官府定是收了洋人贿赂才发布此公告，其中内容实乃虚构，并不可信，民众也因而对此鄙夷有加。官府曾经发布一个公告，设定期限，要将拳民捉拿归案，并没收其财产。但是自始至终，这都是一纸空言，并未实现。
清军官兵有时会在酒馆遇到拳民，彼此称兄道弟，打成一片；更有甚者，一些官兵自己就是拳民。双方也偶有冲突，但拳民一旦被杀，涉事军官重者要被降职，轻者则会遭到谩骂指责，并保证不再重蹈覆辙。
在禹城县[1]有一村庄，村民几乎都已皈依天主教。某日，大群拳民进犯，虽然实力对比悬殊，但是村民们毫不退缩，决不让步。他们用木头堆就堡垒，保卫家园，成功击退了来犯之敌。然而，就在一里开外，大清官军正在一旁慵懒地休整待命，坐视拳民为恶。事后，拳民撤退，为首清军军官前往村中查看情况，并上报毓贤，谎称该村村民虽为教众，却骄横好斗。他们趁拳民不备，将其马匹偷走。拳民来犯不过是为了夺回那些马而已。对此，毓贤深信不疑，他也未加核实便直接上报北京。于是，总理衙门将此情况通告美国公使，这便成了此事的官方说法，但实际却是惊天谎言。
由于山东拳民猖獗，社会动荡不安，洋人在华权益受损，所以各国领馆不断给清廷施压，最终毓贤被革职，袁世凯将军取而代之，就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与毓贤迥异，如若局势由他控制，他定会迅速剿灭义和拳。但是，迫于皇室“密令”，他也只能沿袭前人做法：发布“铿锵有力”的公告，且信誓旦旦，如遇下属执行不力，便痛批辱骂。除此之外，他也无甚作为。
事实上，毓贤并非被革职，而不过是受命进宫接受“面谕”，慈禧太后还要将亲手写就的“喜”字送给他。随后不久，他又走马上任，担任山西巡抚，重新开始了为官生涯，给山西造成的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的。就在毓贤离任山东前两天，他下令处死三位拳民，但是由于处罚拖延太久，因此对义和拳并无多大威慑力度。即使在毓贤离任后，很多人长久认为毓贤还会重新归来继续就任山东巡抚一职，所以对官府命令也是有令无行，敷衍了事。后来，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庞庄的教士们共同起草了一份正式抗议书（1900年1月22日），声讨毓贤。但是考虑到毓贤后来在山西的残暴行径，这份声讨看来便有点令人沮丧了。该抗议书全文如下：
指控山东巡抚毓贤之流以及与义和团暴乱有染的清廷官员，他们明知义和拳在山东势力庞大，骄横跋扈，目无国法，危害一方，却听之任之，拒不采取任何打击措施。官兵与义和团十月之战，确是不可避免之事，百余名拳民在此战中毙命，毓贤为此大动肝火。他迁怒于当地知府和县令，对两人做降职处理。而这样做，并非是因为他们对义和拳监控不力，而是因为他们出兵阻止其为祸乡里。对涉事军官，他将其革职，永不再用。不仅如此，他还无条件地将所有被捕拳民全部释放。此举无疑是在怂恿本来已有退意的义和团首领们。他虽频派官兵前往平乱，却要求官兵保持克制，不得动武，这便助长了义和拳的嚣张气焰，推动了他们的肆意扩张。他对义和拳恣意怂恿的态度人人皆知，义和拳也就为虎作伥，四处为祸，愈演愈烈，并直接导致后来的卜克斯牧师被杀事件。拳民虽是凶手，但是毓贤的手上也是沾满鲜血的。他密奏皇室，要安抚拳民，利用其有生力量，将洋人驱离山东全境。至此，义和拳便被打上官府的烙印。数月以来，山东各地暴乱频发，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毓贤难辞其咎。我们认为，诸国如若希望山东太平，官府能守法规矩，就应向清廷抗议，要求将毓贤革职，并在《京报》上发布上谕，附有‘终生不得录用’字样，同时指出他这是咎由自取。各国亦应持续关注，确保上谕实施到位，只有这样，山东才能长治久安。
卜克斯牧师是圣公会传教士，是年年底在由泰安前往平阴的路上途经肥城时遭遇拳民，受尽凌辱，最后惨死在拳民的大刀之下。此事极为恶劣，而且事后不久毓贤就交出官印，离职去京。这让人对这两件事间的关系不得不产生疑问。
拳民在山东肆虐，危害了各国政府在华利益：山东的天主教传教士们主要来自德意，也有两个教众甚多的新教教会，传教士们来自美国。卜克斯牧师被杀，就把英国也推到了风口浪尖：多日以来，英国领事坎贝尔先生就在济南府斡旋，要求严惩凶手。后来，因为新任巡抚袁世凯的积极配合，最终如愿，但是此事对义和团在山东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仍不得而知。该事件原因与一年半前的沂州府动乱基本一致，但是，这次暴乱也与民众对德国在山东大肆修建铁路、开发煤矿等行为所产生的恐惧不无关系。当时，早在民众冲击教堂前，就有民众起身反抗，反对在高密县[2]境内修建铁路。他们甚至将修建铁路的工程师一路驱赶至烟台，最终使得这条铁路停工。这一情况颇为重要，值得注意。
该地区教众甚多，多数人认为形势危急，便不失时机地发表意见，表达观点。庞庄曾有人给美国公使去信，罗列了上文所述事实，并补充道：“管辖济南府以东的意大利牧师说，其教区约有五百到六百户家庭深受拳民之害，屡次被劫掠，十人被杀，五千余人因此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是，至今并未听说官府采取任何行动对其加以制止，甚至根本都没有下发命令的意思。法德所属教区也未能幸免，官府同样是听之任之。如此以往，在华洋人的铁路、煤矿、商业以及教会不久就会毁于一旦。”
在直隶省的肖张，在临清州的庞庄，在济南府，此时都常驻有上海报纸的记者。他们勤于笔耕，不断发回报道，使得外界对内地的动荡不安能有所了解。他们不仅报道事实，更会直抒胸臆，阐发观点。看一眼当时发行量大、影响深远的报纸的社论，便会一目了然。1899年12月4日（成稿于庞庄，11月25日）《字林西报》发表了题为《北方战火在即》的社论，详细阐述了拳民起义的前世今生，并预测了其未来走向。文中也指出，西方诸国在华拥有特权，给中国引来诸多发明创造，中国人对此心生反感，甚至强烈反对，这情有可原。文中随后补充道：“如果有朝一日，民众笃信武力便可以遏制洋人特权，既能扶清，也能灭洋，那么洋人在中国便无容身之地、安身之所，更无法从中获利了。”文中还指出，拳民运动“波及范围广，危害无穷”，并认为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虽然因为德国人施压而离职，但是却改任要职，清廷这种做法极为不妥。另外，为了应付当前危机，德国必须与美法等国联手，给中国政府施压，要求毓贤一改排洋政策，忠实履行条约义务，否则就应由他人取代。“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不晚，否则危险就在眼前，会造就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十年时间，也无法弥补其可能造成的损失。”
随后，该报在2月17日再次发表题为《北方之危机》的社论，详细回顾了义和拳运动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其目标方向，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该文结尾段落如下：“清政府应该明白，信誓旦旦、花言巧语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应该要采取行动了，否则年初时节拳民运动就会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其规模将是空前的。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到时，黄河两岸，长城内外，清朝全境都会暴乱不断。拳民失控，不仅会摧毁洋人在华一切利益，还会将他们一一驱逐屠杀，北京、天津也不例外。彼时局势，现在仍难以预测。此前数月，此类事件就在各地零星爆发，现在如若听之任之，不齐心合力采取强力措施，暴乱势必会不断扩大，波及全国。因此，只要稍有先见之明，便应迅速采取应对策略，加以制止。”
2月6日，该报发表简讯，在其结尾处写道：“现在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一大规模的危险运动，那么到时洋人在华将无安身之处。这是拳民运动伊始就树立的目标，并且他们也在不遗余力地落实这一目标。其实，这一观点早已有之，其间也不断得到证实，现在看来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了。”
同样，《京津泰晤士报》也开设专栏，积极探讨同一问题。该报还不时推出社论，警醒人们关注此事，文章措辞激烈，时任英国领事对此甚至颇有微词。
多地排洋运动如火如荼，但进展不一，步调不一，要对其逐一考察绝非易事，也会枯燥乏味，其实也并无必要。在直隶省和山东省很多地方，反洋事件在不断上演，其中原因明眼人十分清楚。中国民众对洋人可以说是积怨已深。洋人入侵，带来新式的铁路和矿业，意欲掠夺甚至统治中国，并有瓜分之意。清朝统治者见此情形，坐立不安，唯恐祖业不保，中华沦陷。
1900年4月24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称自己无力生养子嗣，遂多次恳求慈禧太后，为大清江山社稷考虑，择一人选以继承帝位。慈禧太后闻听此言，喜形于色。随后，她便指认载漪之子溥儁作为皇位继承人。该事事关重大，意义非凡，清政府遂通告全国及西方诸国。当时国内民众以及洋人，都认为此事蹊跷，其背后必有阴谋。
随后清廷就此事发布了多道懿旨，但其中措辞含糊不清，令人难以捉摸其本意。另外，对于光绪皇帝何去何从，清廷只字未提，始终悬而未决，但是其意图昭然若揭，就是要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尽快废其皇位，再立溥儁。当时，崇绮和徐桐皆为高官，受到重用，但很快受命教授溥儁。崇绮本人是同治帝的岳父，此前与洋人毫无交往；徐桐则因仇恨洋人而臭名昭著，据说他出入自己官邸，绝不走领馆街，因为其底下埋有下水管道。
溥儁当年只有十四岁，却因即将继承大清皇位而迅速引起世界侧目关注。他是道光五子敦亲王的孙子，而光绪帝的父亲则是道光七子。因此，溥儁如若登基为王，便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夺权”的皇帝了。他的父亲是端亲王，洋人对其知之甚少，但是可以确定，此人生性暴躁，学识不高，骄纵极端，且怀有野心。事后有人认为，端亲王可能和慈禧太后有约在先，互相利用：他会全力支持慈禧的所作所为，作为回报，慈禧答应立其子为帝。此种事情无从证实，但随后两人行动颇为契合，因此不妨当真，除非有人出来辟谣。
后来，拳民暴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慈禧看到其背后隐藏的危机。显然，此时的义和拳其力无穷，其声威不可小觑。他们要么与洋人为敌，要么就要调转矛头直指清政府，毕竟是清廷昏庸洋人才得以在华扬威作福的。慈禧太后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遂毫不犹豫地选择安抚拳民，借其力以铲除洋人。另外，由于李秉衡奏书引荐，慈禧太后再次召见毓贤，并赐予“御笔”所书大字，欲再次重用此人。(www.xing528.com)
我们也不妨看看当时各国公使对事态的看法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应对措施。12月29日，窦纳乐爵士致信总理衙门，提出警告：清政府必须尽快平息动乱，否则西方诸国将会采取行动，加以报复。随后，在获悉卜克斯牧师遇害后，清廷经英国公使秘书向各国转达其歉意，满清驻英国领事也受命向沙利斯伯利（Salisbury）爵士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美国公使康格先生
英国公使窦纳乐
鉴于中国多地暴民横行，为祸一方，而官府却一再纵容，听之任之。1月18日，康格先生致信总理衙门，通告清政府先前虽已就毓贤不作为并一味怂恿义和拳一事提出过抗议，但对方置之不理，至今不予回应。“如今在山东以及周边地区盛传，清廷对义和拳和大刀会不仅颇为同情，甚至暗中给予支持。而且，这些秘密社团对此深信不疑。很多汉学家据此认为，拳民持此想法主要还是归因于清廷暧昧的懿旨，其对毓贤一味容忍，甚至加以褒扬提拔，更是在推波助澜。”
深谙中国国情与政府情况的人只要闻听前文所述皇室言论，便不难看出清廷委实无意镇压义和拳，相反却对其加以默许甚至暗中支持。
对拳民运动，清政府自始至终都心口不一，缺乏诚意。一方面，朝廷每每发布上谕，总是言辞严厉强硬，不容置疑；另一方面，随后便会传达“密旨”，旨意内容与公之于众的上谕大相径庭，背道而驰。这才是致命的问题。这种做法在东亚几国屡见不鲜，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同样，满清之内，上至州府，下至郡县，官府通告声明无一不是如此。长此以往，民众对此已是见怪不怪，甚至仅凭直觉便能判断官府通告究竟是言为心声，还是口是心非，也能据此采取相应行动，以求自保。然而，在华洋人，对此一无所知，官文屡放承诺要严惩义和拳，他们都信以为真。但是，当1月11日清廷再度发布上谕时，它两面派的伪善面孔终于被看穿，洋人顿时明白清廷的险恶用心。
以下便是当日上谕片段：“近日多省区土匪劫犯横行乡里，日益猖獗，外国传教士屡受其害。对此，有人不辨是非便横加指责，认为是社团唆使民众所为，遂要求官府出兵镇压，并严惩肇事者。但是，如若细加辨别，便不难发现社团有别，应区别对待。如果游民匪徒拉帮结派，为祸一方，这为国法不容，定当严惩不贷。但是，也有遵纪守法、老实本分的民众自愿结成联盟，为求生计而在一起切磋生产工艺，保卫一方安宁，这确是无可厚非。这也就是孟子所提倡的民众互助原则。然而一些地方官员遇事武断，没有动乱爆发，便听信谣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镇压，屠杀无辜民众。其善恶不分，直接导致民心大乱，恐惧不堪。因此，这并非是民祸，而实乃官祸。”
该上谕一经公布，民众便意识到清廷是在为义和拳撑腰，更不会去伤其一毫一发。
此前中国国内局势已是动荡不堪，清廷此时发出上谕更是雪上加霜。深谙中国时事的人此刻甚至仅凭这一纸上谕便能准确预见义和拳将何去何从，而中国民众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身在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对此却熟视无睹。如果他们也能看穿这背后的玄机，那么事情的进展就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不用说，该上谕效果甚微，国内局势照旧。1月27日，英美法德俄诸国公使联名要求清廷发布上谕，出兵镇压义和拳和大刀会。但是一个月过去了，总理衙门对此只字未提。随后，公使们再次发表外交公文，仍是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此时，义和拳势力迅速扩张，甚至在京津周边操练，整个内陆省份局势急剧恶化。康格先生认为“这是对文明的公然羞辱”。
2月27日，窦纳乐爵士致信清廷，要求政府发布上谕，彻底镇压义和拳和大刀会，并要其公告天下：入团为祸和窝藏团民有违大清律例，为国法所不容。爵士本人也补充道：“祸乱如不及时平息，定会殃及清政府。”
2月25日，总理衙门回复了各国公使的请求，但诸国均表示不满。3月1日，清廷终于答应发布上谕，并且宣称该上谕业已发布，下达至各省各府；已经命令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坚决执行朝廷命令，禁绝义和拳。裕禄已经照做，随信附上了他所发布的公告；其言词真切，镇压之意清楚无误。如若照此执行，义和拳也无法继续得逞。次日，各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官员，再次提交同文照会，要求清廷再发上谕，并将其刊登在《京报》上，公之于众。康格当天也去信总理衙门，指出如果这一合理要求遭拒，他将不得不上报本国政府，指责清政府对这些恶毒有加、排洋反洋的社团姑息纵容，听之任之。他同时再次重申：“祸乱如不及时平息，定会殃及清政府。”
在照会时，总理衙门的官员宣称，清廷已尽其全力在镇压义和拳，并指出裕禄的公告言之凿凿，显然表明了清廷的决心。然而，克林德公使提请众人注意到一点：裕禄的公告中并未提及大刀会，并据此认为其原因在于大刀会的首领如今身在北京。对此，总理衙门予以回应：大刀会与义和拳早已合二为一，如今两者并无差异。闻听洋人提及毓贤便是大刀会首领时，诸位亲王大臣面露喜色。庆亲王更是指出毓贤平乱不力，是有过错的。
然而，诸位公使要求在《京报》刊登上谕一事，与总理衙门产生分歧，双方互不相让。衙门认为，报上发布消息并没有皇室“密令”权威，而且触及范围也不够广；况且，事先清廷已经就洋人要求发过密令，而国君一言是不容更改的。对此，各国公使也表示认同接受，此事遂不了了之。
3月6日，康格先生就毓贤改任山西巡抚一事再次致信总理衙门，指出种种证据表明，毓贤此人心怜义和拳，并与之为伍，沆瀣一气。因此，他不能胜任山西巡抚这一要职，因为山西境内既有洋人洋教，也有洋人矿山财产。“他公然无视清政府与别国缔结的条约，而且气焰嚣张，令人忍无可忍且不能小觑。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也是为了其辖下众多美国传教士的安全和利益着想，我拟此抗议书，强烈反对他在任何有洋人教士或产业的地方为官。”康格先生此言不假，但是问题很难得以解决，因为清廷对此置若罔闻。
四天后，各国公使再次致函总理衙门，重申先前要求，并挑明如果遭拒，他们便会采取一致行动，将此结果上报给各自国家，并会催促本国政府采取“其他必要手段”来确保本国公民及其在华财产的安全。同一天，各国公使电告本国，声称除非中国局势能有巨大转变，否则便要求本国政府出动海军，在中国北方水域示威，以示抗议。事已至此，无论是中国民众还是在华洋人都心知肚明，这是洋人的最后通牒了；他们也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此，希望能通过武力示威迫使清政府弃暗投明，作出让步。
法国外长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长时说，如果五国公使均众口一词，认为出兵确有必要，法国政府便不会推脱耽搁。但是，沙利斯伯利爵士坚持己见，指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能动用海军”。美国政府派遣了一艘军舰前往大沽，意大利公使也召集了两艘军舰供其指挥，德国公使则获准动用驻守胶州的舰队，同时英国公使也要求调遣两艘战舰，并很快得到应允。
自3月10日起以后三周内，总理衙门仍未就各国要求作出任何回应。但随后，衙门又再次致函，就在《京报》发表上谕一事争论不休。4月14日，《京报》刊登裕禄的奏折，上面详细汇报了他的军事行动：任命梅东益指挥淮军右翼，另一军官率领麾下部队，会同当地官员官兵，镇压驱散为祸暴民，并在各地教堂周边驻军，以防不测。他也宣称，梅将军立功无数，多次焚烧义和拳老巢，活捉为首拳民，并将其移交给当地官府发落。他在奏折中也提到，官兵数月来在直隶省境内四处征战，剿灭拳民无数。
前文说到移交被捕拳民，实际上仅仅流于形式。当地官员很多都对拳民深怀同情，因此每每有拳民被捕移交，他们要么将其偷偷释放，要么仅仅扣押几天而已。
当然，裕禄在奏折中并未提及尽管此次围剿规模盛大，但因为地方官员民众对拳民持有好感，所以收效甚微，并没有达到镇压的效果，局势非但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全民暴乱还愈演愈烈。随后，对此奏折朝廷发布敕答书，要求镇压过程中要时刻提防，提防死灰复燃，不得有丝毫懈怠。这无疑又是官话，具体含义还有待考察。
4月17日，《京报》再次刊登一道上谕，其中对广大村民出于自卫需要，自愿结社大加赞赏。同时，也指出社团成员良莠不齐，邪恶之人也可能会混入其中，他们可能会恃强凌弱，尤其是针对广大基督教教众，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各省官员应体恤民情，严密监控，使得民众能安于生计，和平共处。唯有这样大清国内才能有令必行，国君威严才能持久。
其间，窦纳乐爵士与总理衙门多次交涉，从对方的反应中他得出推断，认为“清政府会竭力满足诸国要求的”。但是，在陈文结尾时，他不无遗憾地指出，拳民运动并未终结，因为他们还在京津周边操练兵法，而且还在不断招募新兵。这会使人心生不安，看来危险并未过去。“但同时我觉得有理由相信，至少清廷现在确有镇压平息这一反基督社团的想法。”同一天，他给沙利斯伯利爵士发去电报，称“赫米杨”号和“布里斯克”号这两艘原先准备布阵大沽的军舰现已返航待命了。
【注释】
[1]现山东省禹城市。
[2]现山东省高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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