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局：拳民起义衍生的动乱

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并不乏自由的成分，而且其自上而下，贯穿始终。对中国稍有研究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特点。中国人天生善于组织，长于结盟。他们就像化学中的原子一样，具备自发性、稳定性和普遍的凝聚力。身为天朝子民，他们对清朝制度不但不存疑义，而且颇为满意，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对官府滥用权力、欺压民众等行为会听之任之，熟视无睹。

如遇贪官污吏强征勒索，民众自有一套反抗的策略。他们颇为实在，组建社团，结成联盟。如此一来，便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直至问题最终解决。因此，大清疆土之内，各省各地都有形式各异的社团，它们功能强大，总是以强有力的形式反映民意，体恤民情，而且屡见成效。

“行善”在中国由来已久，也广受尊重。这一概念虽略显抽象，但绝非纸上谈兵，因而善行也就多种多样了。在中国民间纵横交织的是数不胜数的秘密社团，它们形式不一，教义不明，行为多样，而且男女信众众多。这些社团，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1368年），还有一些则是满清入关夺取皇位（1644年）之后才兴起的。因为先前曾有“白莲教”和“三合会”为乱一方，引发动乱，清政府深知其中利害，因此自始至终，对任何秘密社团，无论其作何主张，都一律禁绝。

如此一来，这些社团本身就有违法之嫌，同时，它们并不印发传单手册，外人便无从参考，偶有手抄本流传，也是难得一见，更何况手抄本常是错字连篇。因此，中国秘密社团虽然广泛存在，但是要对其加以梳理，却是难上加难，举步维艰。对洋人如此，对中国人亦然。所幸的是，许多传教士的信众中，有人出身于此类社团，深谙其中机理。同时，他们也无所畏惧，所以会对洋人教士畅所欲言，将自己在此类社团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我们对此心存感激，但是和这种人接触一多，便不免会对经我们长久辛劳调查的结论产生疑虑，因为一方面我们缺乏一手的确定无疑的数据，另一方面是因为普通中国民众毫无史感，谈论时主观色彩浓烈。

此类调查就好比要对风暴追根溯源，颇为艰难，可想而知，其结果也并不可靠。在茫茫太空中，某一平衡被打破，但是起于何处，难以断定，随后水汽经过凝结形成了乌云。即使如此，水汽仍在不断凝结、蒸发，一刻也不停歇。当我们极目远眺远处巍峨的山峰时，便能目睹这一过程。虽然如此，水汽不停地聚集、散去，分分合合，其中具体原因、路径我们仍无从得知。同样，我们在描述中国的秘密社团时，只确信其中一点，那就是：有很多问题都是疑云重重，难见事件本来面目。基于此，虽然有人声称义和团实际上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并且指出他们以不同的名称遍布全国，我们坚信这种观点无视事实，毫不可信。因此，我们仅就已有根据，展开论述。

在此还要提及一点，就是名称本身无法表明其出身和来源——在中国尤为如此，因为中国人念过往，重传统。

清政府也曾发表声明，并印有传单册子，提及义和团的历史缘起。据称，义和团是18世纪源于中国北方，其间屡易其主。历任匪首均被清政府绳之以法，其姓名、拘捕和行刑时间在官方文件中都一览无余。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该社团取名“义和拳”，“义”即正义，“和”即和谐，“拳”即拳头；这一名称隐晦地传达了联手之力的含义。汉语用“拳脚”表示“拳击摔跤”，因此要称呼此社团成员，便没有比“拳民”更为合适的语词了。虽然，最初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传教士记者使用“拳民”一词，谁知后来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并广为接受了。究其原因，可能是除此之外，很难再造个更好的词了。

近些年来，该社团也以“大刀会”自称。1900年初山东巡抚袁世凯曾发布一份翔实的通告，其中说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大刀会’突然平地而起。”后文提及该组织源于山东的沂州府和兖州府，并以此为中心迅速向周边扩张。

我们无意探究“大刀会”成立之初的境况，也不愿进行徒劳尝试，去梳理其与其他社团的丝丝联系。我们只要能够对该组织的一些活动进行描述便已足够，因为这些活动虽然各自独立，却与后来引发世界关注的拳民暴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我们如今获知这些事件的细节过程，得益于几位新教传教士，公众对他们应该心存感激，因为是他们获知一手信息后，将自身经历与感想拟成文字，寄送给在上海的一些外国报刊。

1898年末，苏北地区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该地长期种植罂粟，土地遂日益贫瘠，庄稼产量逐年降低，无力供养庞大的人口。加上天气要么不时干旱，要么洪涝成灾，因此连续两季粮食欠产。同时，官府腐败无能，所以饥荒来临之时，便会贼匪顿生，横行乡里，祸害民众。一时间衙门内案件堆积如山，官员毫不作为，民众苦不堪言。与此同时，民众怨声载道，痛斥天主教庇护同党，干涉司法。这些都导致了随后的一系列恶果。

时至1月中旬，谷物价格较之往年翻了一番。官府也不断征讨当地劫匪，逮捕关押了众多嫌犯，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这些人都是恶贯满盈，入狱期间也遭到非人待遇。后来有报道称，在当年2月至10月期间，就有二百八十四人命丧于徐州监狱，此后，这一数字以日均两人的速度在增加。此种状况，较之中日开战期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此同时，在安徽北部的涡阳也发生了一起起义反抗事件。当时据说有数千民众起义反抗，杀了一些前去镇压的官兵。据报道，该暴动起因在官盐。当时，因为官盐被窃，后经查实确有此事。官府于是严惩窃贼，并重罚宗族头目，引发众怒，该官盐站点后来遭到洗劫。此次起义牵头者曾为太平天国效力，在其领导下，众多民众与官府军队展开激战。

仅仅数周，该事件迅速波及周边的安徽、江苏和山东的诸多地区，一时间群情激昂。清政府甚至远调天津驻军，不惜行军一个月，前来镇压。但是后来因为起义主力已被消灭，该军半路折返。其间，在徐州府有人揭竿而起，并高举“灭天主教”的旗号。他们本想与安徽的起义军会合，却在半路被捕，随后有十一人被斩首示众。1899年春，苏北因为饥荒而饿殍遍野，有人甚至因此卖儿卖女，价格在五十到一千文不等。

上述地区纷争不断，同时也在不断波及周边，甚至扩展到了更北的直隶省。其中有个地方，位于山东临清以西，当时冲突严重。据现有消息称，该冲突是因为天主教在当地购买的一块地而起。该地块原先是座庙宇，后来被拆除，原地建了座教堂。后来，随着时日流转，教堂与民众矛盾摩擦不断，终于酿成惨剧。出奇愤怒的民众，群起而攻之，将教堂夷为平地，并且重建了一座小庙。十八个村庄结为联盟，决意驱赶天主教教徒，于是乡村不再宁静，纷扰不断。很快，官府集结军队前去平息事态，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民众死伤无数，具体数目不得而知，民间的激昂情绪也逐渐退却。后来，又有谣言盛传大刀会移师东部诸县，并在大量铸剑，扬言威胁洋人。一些当地官员发布通告，禁绝大刀会，并缉拿关押了一些为首者，但是还有一些官员，对此置之不理。

因此，不出数月，在江苏、安徽和山东，恶人、良民再度揭竿而起，影响空前。与此同时，在山东的另一个地方也爆发了一场暴动，颇具威胁。11月初，三名传教士从沂州府出发，前往该府所辖的莒县。莒县在沂州城东北方向，相距大概八九十英里。途中，他们遭遇匪徒，身陷囹圄。冲突中，一名德国牧师身受重伤，被暴民遗弃在深山中。事后，据证实，当地官员率部前往事发地，也险遭暴民毒手；后历经艰险，才将受伤牧师营救出来。此时，民间盛传洋人在京已遭驱逐，各级官员都已发布通告，号召民众挺身而出，一举将洋人和他们的信众逐出中华。这自然使得暴民的气焰更为嚣张，当地长老会的一所学校被洗劫一空，随后被烧毁，几户信徒家庭也未能幸免。

暴乱之初，暴民得逞，他们也就因此得寸进尺：集结了大约两百来人，逼近传教士所在城镇。他们妄图借此吓退洋人，确保自身免受处罚，并勒索钱财，了结此事。就这样双方对峙了两天，其间虽有谈判，但都是无果而终。传教士们如坐针毡，心中忐忑不安，充满恐惧。随后，因为收到求援信息，一名清政府武官带着两名随从和一匹战马赶到事发地点，要护送传教士们安全转移。但是，各位传教士都不愿就此撤离，因为事件尚未解决；如若他们抽身而去，那么众多基督信众就会身处危险境地，同时如果这样做，他们自己也有胆怯懦弱之嫌。

祸乱迅速波及周边区域，成群匪徒和当地村民争相抄起家伙，蜂拥而至。随后，一名武官带着二十余名清军赶到。次日，当地官员赶到，事态终于得到平息，双方达成了共识，并签署协定，要求暴民赔偿被偷财产，重建校舍。肇事暴民藏身于村落中，并强迫村民给吃给喝，俨然成了寄生虫。与此同时，就在邻县，一行洋人半路遭劫，身处险境。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与清廷不无关联，而且矛头直指洋人。

此后数月，暴民便目无国法，肆无忌惮，四处为祸，而官府对此，要么只是走走过场，稍加干预，要么干脆置之不理，任由事态发展。其间，天主教因为势力范围广，信众多，所以他们遭受重创，而新教受损情况则稍轻。地方官员如若履行职责，前往平息事态，就会受到暴民侮辱谴责，更有甚者，会受暴民胁迫，屈膝下跪，并对天发誓自己并未收受洋人贿赂。官军驻扎的村寨，虽有围墙隔离，仍遭到数千暴民围困。他们坚信，官兵不过是为钱而战，所以他们的枪炮并未上膛，也无意要与暴民周旋。暴乱期间，基督信徒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他们的财物被劫，居所被拆。一位基督老妇，甚至被当庭脱衣，五花大绑在一根横梁上，任意羞辱。民众行此暴行，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信徒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同时，暴民也四处张贴告示，反洋排洋。

到1月中旬，在沂州府至德国占据的青岛一带，民众蠢蠢欲动，动乱一触即发。不仅如此，民间传言四起，说洋人有坚船利炮，海上作战无敌，但是在陆地上他们却不堪一击。这一谣言在中国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不过先前是说英国人，而如今则专指德国人罢了。置身此境，基督信众们难以维生。农历新年日益临近，局势又有所缓和，在此当口，清政府迫于烟台美国领馆的压力，向该地区派驻军队维持秩序。这些官军“勇士”们在乡间四处游荡，不时造访酒馆，勒索店家。对此行目的，他们毫不避讳，甚至公开宣扬自己是来抓“二毛子”的。“二毛子”是用来指称与洋人关系亲密的中国人，后文将多次提及。

时至3月，局势每况愈下，日趋恶化。其间，一行三名德国人由青岛出发，向西而去，途中遭遇暴民袭击，生命受到威胁。出于自卫，他们向暴民开枪射击，暴民迅速四处逃窜。事后两周内，德国人集结人马，向事发村寨挺进，意欲报复。他们将村庄烧毁，随后进驻县城。顿时，中国民众惶惶不可终日，直至该事件得以平息。附近驻守清军不过寥寥数人，但为首军官极为排外，后来，驻军由东部搬来援军，足足一千五百余人。民众由此认为，此次出军，定会不负众望，剿灭城内洋人。但是清军随后安营扎寨，与德军所占之城保持距离，似乎也相安无事。

直到6月份，这波浪潮方才过去。10月，所有相关赔偿也已经赔付。当地乡绅官员似乎有意要钳制新教，对其赔偿条目不做详解，敷衍了事，仅仅从赔偿总额中拿出极少部分加以打发，似乎要表明他们不可小觑，并且已经表现得不乏诚意。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不可忽视，当时也已经指出来了。那就是所有暴乱中的真正元凶由于受到官员乡绅的庇护，无一被捕，更甭说受到严惩了。赔偿虽已到位，但都是官府自掏腰包，元凶仍然逍遥法外，这与中国官府长久以来的打压严惩的做法并不一致。中国人无疑都认为这便是巨大的胜利。

我在这里详尽描述沂州府一带的反洋暴动，主要是因为它与一年多后爆发的举世关注的义和团运动几乎如出一辙，也涵盖了义和团运动的所有特征。首先，是德国入侵离此地不远的胶州，内地逐渐出现德国人的身影，加剧、加深了该事件的影响。其次，德国天主教会也迅速扩张，自然会使中国民众认为，正是教会暗中作祟，引领德国利用军事而强占山东的。最后，新教教会虽成立不久，也无政治企图，但总归是洋人之事，自然会招致谴责，引发怨恨。

德国占据山东南部，垄断贸易，控制民众在艰难时势中赖以谋生的工具器材，其影响尚未证实。但是，中国人对此的看法十分明了，毫无异议。同时，北京不断下发诏书，指责当今皇上名为变法革新，实则崇洋卖国。民众于是怒不可遏，纷纷将矛头指向洋人，认为光绪帝是受到洋人唆使才出此国策的。所有这些宗教、政治、工商和改革因素糅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沂州府发生的一系列暴动。

山东境内虽有多起暴乱事件，但事发地点彼此隔离，与京城更是相隔千里，因此影响有限。但是，后来同样发生在山东的一场空前灾难使得大片良田被毁，民众生活疾苦不堪，怨声载道，从此便留下祸根。1898年秋，黄河泛滥决堤，殃及三十四个县。据估计，受淹面积至少有两千五百平方英里，大约一千五百个村庄被毁，受灾人口多达一百余万。难怪，中国曾有君王称黄河为“中华之殇”，历代国君无不为此困顿不堪。当时因为大片土地已成泽国，无奈之下，民众只能栖身于黄河大坝之上。一时间，大坝上人满为患，到处都是用枝条随意搭建的窝棚，绵延四十英里。大坝上生活着约一万六千五百人，过着悲惨绝伦的日子。遭遇天灾，生活困顿，民众便会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甚至走上无视国法而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条规律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上述事件都发生在京城东南几个省份，但随后在北京周边出现变故，点燃了民众心中的怒火。本来民众就因为1898年秋的一系列事件而怀有怨气，这次更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同一年秋，董福祥将军应召入京。清廷此举用意明显，就是要来处理此次危机的。此人出身卑微，曾一度叛变；但后来因为平息回民起义有功，颇得朝廷赏识。董福祥觐见慈禧太后时，主动请缨，要求动用其在甘肃的彪悍的军队来平息祸乱，将洋人驱逐出境。听闻此言，慈禧只是嫣然一笑；只道时机尚未来临，便给董的满腔热情浇了一盆冷水。该逸事流传甚广，颇为可信。多数人初闻此言，可能觉得颇为可笑，但日后回味，心中定会五味杂陈。(www.xing528.com)

同年10月下旬，负责卢汉铁路建设的工程师喀克斯先生在英国公使馆的坎贝尔先生和一位英军少校的陪同下，一同乘坐电车前往卢沟桥考察工程进展情况。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后，发现桥上有董福祥部下大约三十余名士兵，遂要求他们离开。对方不从，还恶语相加，甚至叫他们“洋鬼子”。后来，一名军官来到现场，在喀克斯一行的一再要求下，才悻悻然带队离开，极不情愿，颇有微词，因为他们觉得洋人无权对他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见此情景，一行人过桥，便去检查铁路建设情况。不料，在返回途中，那群士兵用乱石攻击他们。喀克斯先生身受重伤，随行的一名工程师面部头部均被砸中，慌乱之中，他担心一行人生命遇险，便向清军开了两枪，清军随即作鸟兽散。一行人遭此袭击，胆战心惊，迅速撤至丰台，并召回所有铁路上的施工技术人员，以防不测。那群士兵后来闯入一名洋人火车司机的住所，大肆劫掠，并向中国员工的宿舍区开枪，一名苦力当场殒命，多人受伤。

英国公使很快召集各国外交使节，严厉谴责洋人遭袭一事，并强烈反对调遣甘肃清军驻守京城周边。于是，总理衙门答应关注此事。慈禧太后也认为事关重大，遂差遣大臣胡燏棻前往事发地点——卢沟桥，一探究竟；满乐道（Robert Coltman）医生随从前往，为受伤人员检查治疗。

对于胡燏棻一行而言，进入军营也不无危险。接待他们的三位回族将领高傲蛮横，态度强硬。他们声称恭亲王已派人关照过此事，无须他人再加过问，因此不愿交出受伤人员。他们甚至危言耸听，说伤员伤势严重，如若抬出来，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只能劳驾胡燏棻等人亲自入营前往探望了。虽然三位将领最终勉强同意，但言语污秽不堪，心怀不满。最终两名受伤士兵来到帐中，经过检查，发现两人伤势并不严重：一人胸肌中有一小弹片，并无大恙；另一人并未中枪，倒像是惊吓过度所致。他们完全可以独立行走，只要稍加治疗，痊愈则指日可待。随后，胡燏棻与三位将领进行了简单但并不愉快的交谈，便悻悻然离开军营，回到北京。

两名士兵也被带往丰台的铁路医院接受治疗。并且，当着洋人的面，所有涉嫌攻击他们的士兵无一例外地受到重罚。同时，胡燏棻坚决要求对一名将领进行降职处理。闻听此讯，董福祥旋即从保定出发，赶往北京，参见慈禧太后，要求朝廷取消对胡燏棻担任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的任命，并威胁道，如若不然，则军心不稳，容易出大乱子。就这样，一位深谙西方事务的资深大臣尚未走马上任，便被革职。而当时的中国，正急需此类人才。自此以后，董福祥一手遮天，全权处理洋人事宜。人们普遍认为，原先胡燏棻一手负责英国事务，而现在清廷突然取消有关他的任命，这对英国来说也是颜面无光，甚至隐约昭示洋人在华利益也已岌岌可危。

北京的城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沂州府的动乱尚未平息，直隶省小镇肖张（今河北枣强）又起争端，冲突不断。肖张镇位于德州西南方向约五十英里处，多年来一直是伦敦会在华的一个重要站点，传教士在当地建有屋舍、教堂、学校、医院和药房，影响甚广。但是，到了当年5月初，风声四起，传当地义和拳民要攻打传教士所在之地。迫不得已，他们聚集信众，想要借此自卫并抵抗。连续六周，此地被围得水泄不通，传教士在和拳民谈判之余，不时向英国领馆发电报求援。

当时因为数个家庭蜗居在此院落，还有大量妇孺孩童，因此洋人们空前地焦虑不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最终，保定府派出专人前来平息此事：怂恿拳民的肇事者实际上是当地官员，并未受罚，倒是他的一名亲戚替其顶罪；同时要求当地做出书面保证不再重蹈覆辙，并赔偿洋人所有损失。当时，正是秋麦收割季节，但民众反洋情绪并未因为农忙而受到丝毫影响。由此可见，此时的动乱出现新特点，不同寻常。

农历八月初，就有传言，说当地以及邻省山东的义和拳民将要揭竿而起，并要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

以前此类威胁也是不绝于耳，洋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但是后来在恩县的庞庄，基督教教会所受威胁似乎绝无仅有，洋人们自然不敢小觑，即刻电告天津领馆。后来，直隶总督告知山东巡抚，要求督办此事。于是，清军从各地汇集庞庄，要来制止当地暴民的反洋行径。而当时，暴民已无所畏惧，肆意妄为。

在距离教会六十英里处的平原县，暴民开始对基督信众进行公然劫掠。所到之处，洗劫一空，衣服、粮食甚至家具无一幸免。当地县令，昏庸无能，虽屡经警告，仍不作为，迟迟不肯采取行动制止这些违法行为。后来，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勉为其难，派人去抓捕为首暴民。结果出人意料，衙门当差的也遭到了失控民众的攻击，落荒而逃。见此情形，山东巡抚派驻骑兵前往当地去平息动乱。谁知，暴民竟胆大妄为，认为自己已经练成金刚之身，刀枪不入，遂在森罗殿一地与官兵刀枪相见。

官军虽无心作战，但身处此种境地，便不得不战，如若撤离，暴民便会更为嚣张，当地便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指挥官最终决心开战，不一小会儿，暴民便死伤惨重，九十八具尸体横陈乡野，众人落荒而逃。

这可能是义和团运动初露雏形时遭受到的第一次重创，如若处理得当，也极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显然对此役颇为恼怒，认为这是下属违抗军令。所以，当地县令很快被革职，知府大人也一并被撤，被一无名满族人所取代。他还勒令官军撤回，涉事军官受到重罚，不再在山东军中任用。当地巡捕房头领则因为率先逮捕拳民而被怪罪下来，他俨然成了肇事者，被五花大绑，押解至济南。在那里，他被处以两千大板，显然要将其置于死地。

1899年10月是个转折点，义和拳民的高涨热潮开始发生转变。身为山东巡抚，管辖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如果毓贤将民众福祉谨记心头，恪守职责，他定会借森罗殿大败拳民之机，持续镇压，便能控制事态，平息动乱。然而，他却完全否定森罗殿一役的战功，甚至严厉问责，无视其后果。这么做完全出乎意料，原因可能只有一个：他是得到皇室授意而为之，除此之外，别无他因。当前，这是真是假尚不得而知。但是，此前民众普遍认为，义和拳民是受“朝廷指使”而为之，因此官府绝不会加以镇压的。

毓贤的仕途刚好能验证这一点。早些年前，他不过官至曹州知府。在任期间，人们普遍认为是他发起了大刀会。随后几年，他一路擢升，直至升任山东巡抚。无论官居何位，在其衙门院内每天都有人操练大刀。人们据此认为他便是义和拳的保护神，而且后来他的种种作为也表明他确实扮演这一角色。这样推断是再自然不过了。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西方人都会认为义和团就像一个谜团，因为首先他们缺少足够相关数据，另外他们也无法理解义和拳民的观点与诉求。因此，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在此只简要论述义和团的核心特征，毕竟后期每个阶段都要论及这些。我们虽然无法给予科学诠释，但是至少可以做些不尽完善的描述。

义和团的教义中有超自然的成分，他们借此获得民心，赢得支持。拳民敬仰之神也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但多数都是被神化的历朝历代的英雄人物。拳民认为，诸神肉身虽已不在，但精神尚存，因此只要虔心敬神，便能获得他们的精神，就能如他们一样无往而不胜了。而事实上，民众对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事迹都早有耳闻，毕竟这些经常是戏剧的主题，说书人的最爱。在供奉众神的庙宇中，甚至在他们的画像前，信众会屈膝伏地，以求神助。他们总是面朝东南而伏，其中原因不得而知。但是，这也并不尽然，不时也有例外。下跪时要一心向神，希望能神灵附体。神灵附体时，他们会全身抽搐，就像痉挛一样，随后便处于一种迷幻状态。此时，在外人看来，他们简直就是在装疯卖傻，无所畏惧。这点在他们后来与洋人军队的遭遇中反复得到证实。

如果顺利度过所谓的迷幻期，他们便被认为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了。为了证实自己确有刀枪不入之本领，他们要经过一系列的检验，如用大刀砍手臂、长矛刺腹部、开枪射击他们等。对此有人深信不疑，有人不置可否，因此就有必要在公众面前时常展示。后来，成千上万的人声称拳民所言不假，是他们亲眼所见。

为了一辨真假，不时也有基督信众跻身人群，想要一探究竟。然而，他们只要一露面，很快就会被认出。有时，义和拳民表演失败，就会将其归咎于人群中有“二毛子”。再后来，在此场合，基督徒根本不敢露面，否则便有性命之虞。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获知的关于拳民表演的材料都是二手的、间接的，因此可信度并不高。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拳民在表演过程中存在欺骗行为，而且不时耍着花招。同时，民众又比较朴实纯真，就信以为真了。他们的表演一旦失手，便会酿成重伤。一次，在庞庄附近，一个年轻拳民为了证实自己刀枪不入而被炮击，尸首顿时被炸成两段。按理来说，这次事故会使义和团蒙羞，但是他们却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个小伙子没有完全神灵附身，当前并不适宜作此实验。围观众人纷纷解囊捐助，筹集一些钱款，给死者的父亲用以安葬。而拳民的行为并未因此受到丝毫影响，一切照旧。

类似意外时有发生。在满洲里，一位拳民刚刚灵魂附体、浑身抽搐之时，意外倒下，头部撞在石头上，当场身亡。同样是在满洲里，一位拳民刚刚抓获一家父子三个基督徒，其中一子精通西医，正要将他们砍头示众时，谁知，他在炫耀自己刀技的时候，不小心刺中自己的腹部，伤势非常严重，肠子都开始外露。此时，该拳民才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便和这几名信众商量起来。他对精通西医的儿子说，你如果能医好我的伤，便饶你不死，但此人坚决要求释放三人。几次三番，他最终妥协，要求那位拳民放自己和父亲一条生路，而其哥哥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义和拳名字中因为含有汉字“拳”，很多人据此认为该组织派系众多，拳民人人都习武强身。更有甚者，认为中国人个个都是如此，精研武术。此种概括，只是想象罢了，远非事实。但是确有此类组织。在山东，长久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个派别，是白莲教的分支。虽然屡经官府打压，但仍然得以延续。在此教派中，人人习武健身，但他们似乎与义和拳并无瓜葛。

义和拳教义中强调神助，广大拳民坚信神灵会附身年轻男子，庇佑信众。因此，“神”“拳”二字在义和拳早期总是如影随形，同时出现在义和拳的口号中，他们的旗帜上往往会印有“神助义和拳”的标语。正因为如此，义和拳每每出征，总是年轻人冲杀在前，因为他们有神灵附身，刀枪不入。据说，义和拳进京时，一群年轻拳民走在队伍最前端，威风凛凛，所到之处，无不受人尊崇、敬畏。基督信徒见状，迅速归来汇报，认为这是大难来临的先兆。一般情况下，只有孩童才会操练拳术，这么做的原因有二：首先，如遇追究，好有推托之词，说这不过是孩子们在强身健体罢了。其次，这也用来试探官府态度，确认当地官员是否会插手进而镇压义和拳。

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神灵附体，拥有金刚不坏之身，能出神入化，拳民们竭力表现。他们要么举起石磨，要么任由刀枪棍棒攻击而自己毫发无损，要么玩起杂耍，不一而足。中国民众对此往往信以为真，而基督信众则认为拳民们是魔鬼附身。派驻通州的清军士兵告诉洋人，他们与义和拳民交战之时，虽有交火，但拳民似乎安然无恙，毫发无损。还有一件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北京被围困期间，有一拳民来到英国公使馆附近的一座桥上，不时做出各种动作，公然挑衅。公使馆内有一名海军士兵，射击精准，远近闻名，然而他连开六七枪，只见那位拳民左挡右闪，安然无恙，直至最后才慢步离去。

前文已经提及，清政府历来禁绝所有秘密社团。如有社团拥有军事能力，成员操练武器，官府便会认为其更具威胁，遂更加提防，治理措施也就更加严厉。但是，义和拳和大刀会之类的社团，虽令人生畏，官府却听之任之，任其发展，官员本应对其彻底根除，却甚至暗中资助他们。这些究竟该作何解释？早期官文中痛陈义和拳，指出他们装神弄鬼，装腔作势，蛊惑民众，就是一种可耻的邪教。但是现在，义和拳却又成了刚正爱国的社团。这又该如何解释？

中国历朝历代的法令都颇为实用，民主权利虽未明文陈述，但都是暗含其中的。其中一条权利便是：民众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比如防止劫匪横行乡里，可以自由结社，联合起来。每逢冬日，此类社团的旗帜在乡间随处可见，并且配有告示：他们是由县令任命的，如有任何人为非作歹，他们有权对其逮捕羁押。此类社团后来得名“联庄社”，每个村庄都有，所以逃犯便无藏身之处。他们持有武器，俨然就是民兵。好在中国民众遵纪守法，热爱和平，否则这些“联庄社”对任何政府都是巨大的威胁。

中国人善于小规模结盟联手，但是一旦规模扩大，便容易失控。每每有人为非作歹，时局不稳，地方官员便会希望民众能出手相助，维护治安。但是，如果所有民众都一致抗法违法，官府也就无能为力了。

前文所述的村庄联盟通常被称为“团”。有时，县令会挑选黄道吉日，召集四邻乡绅和头人，齐聚一堂，任命团首。拳民联盟成立之初，他们便以“义和团”自称，后来官府也以此相称，这就意味着义和团获得了官方的许可。后来，《京报》甚至称其为“义和勇”，可见此时它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清朝的重要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