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遇阻，1860年英国攻陷北京，晚清时局动荡

1860年10月，英军攻陷北京，强迫中国缔结《天津条约》。此后不久，咸丰帝于1861年在满洲热河驾崩。他与皇后并无子嗣，但是与最宠幸的妃子却有一子，年方六岁。于是，在其母以及道光帝六子恭亲王的极力促成下，该子登位，年号同治；该年号也暗示，就皇位继承问题，当年曾有人密谋造反，反对两位皇后及已故咸丰帝的三个弟弟，但是阴谋很快被挫败，肇事者被严惩。事后，两位皇太后以及恭亲王合力辅佐年幼的同治帝。而现在在位的皇帝则是道光皇帝七子醇贤亲王所生。

同治帝在位时间短暂，治国平庸，于1875年1月12日驾崩。他同样并无后嗣，因此皇位继承便成了敏感的问题，难以抉择。首先，两代人中合格的继承人选极为有限。恭亲王之子绝无可能，因为他若即位，其父便要俯首称臣，这种情况往往为中国人所不耻。当然，恭亲王也可全身而退，不再为官，但这显然不合他意。还有一位人选便是醇贤亲王年仅四岁半的儿子。两位皇后及清廷诸位亲王都一致推其就位，取年号光绪，意即“续写过去荣光”。身为年幼的光绪帝的养母，西太后颇有势力；后来也是老天相助，东太后于1881年病逝，西太后的权力影响便日益扩大。自此以后，因为是同治帝的生母，西太后得名“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出生的宫殿

慈禧全名有十六个音节，用英文表述竟有六十个字母之多。她1852年进宫，至今已快有半个世纪。世人虽对其知之甚少，写她的著作却是连篇累牍，数遍在世的全球达官贵人，鲜有能出其右者。在这些著作中，她既蒙昧无知，又教养有加；她既不乏皇室风范，知人善任，堪比已故的印度女皇，却又是个心狠手辣、喜怒无常的邪恶女魔。

真正的慈禧并不像描述的那么极端。她天生聪颖，长期历练于宫廷，对宫廷内的微妙关系和腐败了如指掌。她在宫内生活时间之长，令世界多数为政君王望尘莫及。她善于钻营，会巧妙维系宫廷内的关系。而且，过去的诸多事件都足以表明，她并无治国之术，倒是精于伎俩；她善于伪装，但是明白如何审时度势，量力而为，明白何人堪以重用。身为女流，她却骄横跋扈，恣意妄为，且能屡屡得逞；她善于煽动民众，发动让人胆战心惊的风暴狂潮，殃及众人。

1887年2月，朝廷发布通令，宣称慈禧太后认为幼皇登基时机业已成熟，所以通常认为光绪帝是那时开始执掌政权的，时年十三岁。据说，光绪帝得知此事时，战战兢兢，说自己就执掌政权一事，十分迷惘，恍如置身于茫茫大海，不知陆地在何方。两年后，即1889年3月，慈禧皇后为光绪定好了妻室，并表示有意隐身而退，不再参政。

一个满族妇女除了知晓紫禁城的经纬走向之外，难得有机会获知皇宫外更多的事情，但是慈禧太后却是例外。虽然对手强劲，她能够做到临危不乱，绝不退让，最终得以执掌朝政数年。这既能说明她有着出众不俗的个性，也能说明中国君王持有个人极权。中国政府与欧洲诸国政府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好比富人的私人会客室，外人难得一见；后者则如穷人的地盘，人人知其内情。大清朝野内部争斗仅限于方圆半英里的紫禁城内，民众无从知晓，就好比袋鼠囊中的幼鼠在吵吵打打一样。只有当一方惨败，民众才有所耳闻，但是对争斗过程与原因仍是一无所知。当然，不时也有太监或者在宫内有“内线”的高官贵人出来爆料，但是对洋人来说，这些人所提供的不过是稗官野史罢了。只要稍作研究，便能发现这些信息不够翔实，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让人困惑不已。

在下文中，我们无意去揭秘光绪年间的宫廷内讧，而只是想要对诸多事件进行简要梳理，预测未来清王朝走势。

恭亲王长期以来在清政府位高权重，但是1883—1884年间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惨败使其蒙羞，从此退居幕后。与此同时，其胞弟——也就是道光帝的七子——醇贤亲王走上前台，开始揽政。此时便出现了父为子臣、子为父君的现象。此举在当时不说是史无前例，也是极不寻常的。所以，当光绪上台，醇贤亲王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杀殉国，要么隐身而退。但是，他在短暂的执掌政权的生涯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可以想象，如果他能持续为政，或许会引领清廷政策变革。

后来，醇贤亲王去世，皇室内的势力均衡就此打破。恭亲王虽不问政，但其势力影响仍不可小觑，始终在维系着宫廷内微妙的平衡关系。但是，1898年春，恭亲王辞世，清皇室自此纷争不断，不得安宁。

其时，西方思想业已在中国传播开来，不可避免地对清皇室产生影响。1894年，在慈禧太后六十周岁生日前夕，一位新教传教士突发奇想，想要给慈禧呈送一份新约《圣经》作为生日礼物。这样的礼物既甚为妥当，而且也不失典雅。该想法一经提出，顿时一呼百应，于是众人开始着手打造一本特制《圣经》。其字体偏大，纯金书脊，纯银封面，并雕有竹子图案，可谓精美之至。此书总共耗费一千一百美元，全部钱款由新教女教徒捐赠，她们来自二十九个布道团，人数多达一万零九百人。11月10日，该《圣经》被妥善放置在一个精美盒子内，由英美两国公使共同呈送给总理衙门；次日，由衙门官员转交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为表达谢意，回赠了礼物，以答谢成就此事的二十二位女传教士。

皇宫内外，对《圣经》定是颇感好奇。光绪皇帝听闻此事，旋即派人前往美国圣经会的库房，索要数本《圣经》，要详加研读。后来，他兴趣陡增，竟要阅读《万国公报》的所有过刊。该杂志由林乐知（Y．J．Allen）编辑，在上海出版。可以断言，皇帝本人读完这些，心中定会对中国态势和世界时局充满疑问；但是，这些是否会促其启蒙，尚无法肯定。然而，时常有报道称，皇帝已经学会祷告，对基督教传教活动也较认同。多年前，他受教于他人，学习英文，曾引发外界诸多荒谬猜测。一时间，皇宫内游乐场中遍地都是小火车等玩具。由此可见，虽然光绪皇帝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但对其中一些方面是确有敬意的。

甲午战事后，中国厄运连连。随后年月，在对华友好人士看来，民众度日艰辛，满清政府举步维艰，令人担忧。这是一记重创，重击了清政权，并使其蒙羞。纵览世界历史，鲜有政权能腐朽堕落到如此地步。然而，年复一年，岁月消逝，战败带来的民族耻辱感也在不断消磨。明眼人都很清楚，拖延危机不是长久之计。况且，时机已经来临，但是清政权对此熟视无睹，满清王朝仍一切如故，随时会触碰礁石。

1898年春，也就是中日修和三年后，有种种迹象表明，改革的念头在一些身在北京的官绅权贵脑中酝酿，甚至已经占据上风；而且，皇帝本人积极推崇变革，拥护革新，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改革，清王朝想要独立自主就绝无可能。5月，外人看到了改革的苗头。但是随后不久，皇帝便被卷入一场大潮，差点功亏一篑。年初，“国家贷款”计划开始实施，富人自然首当其冲，被征收钱财。但是，中外媒体纷纷刊文，谴责征收过程中的强夺豪取，也有人对此表示公开反对。一名督察甚至上书皇帝，直言此举已引起民愤。于是，5月18日，皇帝发布诏书，对此举加以解释。他声称自己要效仿诸国，采用永久借贷的方式，征收钱财。但是民众有绝对自由，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他同时命令，各部各省立刻停止任何形式的强夺豪取，否则便会受到重罚。

不久，又出现了一项税种，叫作“房屋与鸦片税”。该税种是经上书户部，得到准许，最后通过诏书，才获得合法身份的。但是，6月5日，皇帝再发诏书，通告民众，称自己已通过秘查，已经得知这一税种会给子民带来疾苦与不便。事实也确实如此，尤以南方为甚。皇帝陛下也很坦诚，他说该税种开征前，自己并不知晓会产生如此恶果。现在业已废除该项法令，民众如再遇各级官员以此名义强夺豪取的话，可以加以阻挠，甚至反抗。可见，清政权内已经悄然兴起了一种新气象。

六天后，皇上再发一道简诏，要遴选驻外使节。清政府也认为驻外使节代表国家形象，异常重要。各国在华总督可以推荐心中最佳人选，但是候选人须“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刁气，不故步自封，不因循守旧”。

不论官职高低，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推荐至总理衙门。随后，要接受殿试，合格后便可走马上任，出任使节。

同一天，光绪帝再次发布诏令，篇幅较长，论及改革事宜。光绪帝在诏书中概要介绍了他意欲进行的改革项目，其中包括改进军队人事制度，采用现代兵器和西方建制，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等，这些都是为了强兵强国。随后，他又说道，这些改革项目“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唯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

接下来的一段话尤为重要，而且意义深远。他说道：“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唯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随后，光绪帝接着论述：“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诏书最后指明建立京师大学堂，点中其重要性，要求逐步开始启动该校的创设工作。在最后，他说道：“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该诏令发布两天后，《京报》便刊文，称一名督察向光绪帝引荐时任工部主事康有为，并称其学识渊博，能力出众，思想进步。随后，光绪帝特意安排接见康有为。

康有为生在广东一个小村庄，在当地名声不小，乡里称之为“南海圣人”。他心系国家福祉，认真研习革新条件和路径，终于有一日，他豁然开朗，一切都了然于胸。像康有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并不多见。也难怪，当光绪帝颁布改革诏令时，康有为便走上前台。当然，他能走进皇宫，接近光绪皇帝，也要归功于另外两人的引荐，即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以及时任礼部尚书，二人皆注意到了康有为的变革思想，遂有意向光绪推荐他。

1898年1月3日，康有为得到应允，与总理衙门全体官员进行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论述其改革思想。他提倡先要变革司法制度，并要求为其配备一名洋人共事，因为这样两人能精诚合作，与他人一起修订法律，革新政府体制。他认为这些改革才是根本，没有变法做保障，建铁路、办学堂、强海军等这些举措都无法实现。他很清楚，光绪皇帝当时便在竭力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而忽视了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宗法习惯的改革。

翌日上午，恭亲王和翁同龢向光绪帝禀报会谈事宜。同时，光绪帝要康有为将革新思想写成文书，呈送给他。康有为后来奉命照做。该奏折大意便是，光绪皇帝应效法日俄两国，摒弃旧习，走彼得大帝改革的路子。他同时指出，在现有体制下，皇上无从得知民众之愿、民众之见。现有官员只能唯命是从，无法独立思维，束缚了手脚。因此，有必要广泛吸收年轻有为且精通西学的人才参与执政，要他们辅佐皇帝，探讨改革方法，但是首先必须全力修订司法和政体，而且应当免除因循守旧的官员。另外，他建议设立十二局，分别是：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和武备局。各局组建与功能都应效仿西方，并应有洋人伸手相助，或提建议，或给予实质帮助。

奏折中的建议条条翔实，切实可行。同时，康有为也指出，要废除厘金税，调整关税，发行纸币，确立印花税种，改革金融制度。这样，便能保证清政府岁收能够达到七千万两白银。

据说，奏折呈上之时，光绪帝喜出望外，旋即吩咐总理衙门就此拟成报告。当时恭亲王和荣禄对改革明确表示反对，因为改革建议过于彻底，甚至触及清朝统治的根基。因此，他们拒绝执行各条革新措施，甚至不愿向光绪转告传达。

康有为先前著有《日本变政考》和《大彼得变政记》二书，详细谈及日本和俄国改革事项。他也将此二书呈送给了光绪帝，随后附上奏折一封，力劝光绪皇帝早下决心，不能对改革建议草率敷衍。6月16日，康有为获准觐见光绪帝，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其中细节，康有为几个月后在香港接受采访时才加以披露。显然，光绪皇帝为之动容，并欢欣鼓舞，遂在当年夏天发布多道诏令，践行变法。

同年6月23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废八股改试策论。文中援引康熙皇帝为此举先例，虽然康熙任内废八股仅仅持续几年时间而已。同时，上谕指出，现在国内学术水平低下，坑蒙舞弊现象猖獗，至今无甚建树。“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一时文运昌明，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贡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该计划的具体细节由礼部制定。

年轻的光绪帝思想开明，追求进步，数次颁布诏令，实施改革。此举彻底改变了业已僵硬停滞的中国思潮，并广开渠道，吸收新知。新政政策一出台，震惊朝野，民众愉悦，对其影响我们此处不作过多阐述。但是，如若改革并未遭阻，新政一旦实施，定会泽被万民，影响深远。毕竟，中国此时已有一些贤明之士，看到改革势在必行，也渴望革新，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乐意臣服大清皇帝。

不错，确有不少洋人对这一改革运动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横加指责，认为这不过是一群无知之人的冒失行为罢了。在这些洋人眼中，这些改革者虽热情有加，却学识不足，所以改革就像五彩斑斓的肥皂泡沫一样，一触就破。但是，还有一些洋人，他们借工作之便，获得很多的一手的证据，也因此深信这场改革意味着复兴，其本质是知识运动，已经波及全国各地。在各省省会，在各个开放口岸，中国人都热情高涨，不遗余力地践行革新措施，启蒙民智，开化民风，传播新知。一时间，各地书店林立，售卖各种书籍，科学类、教育类和宗教类书籍琳琅满目。报刊也如雨后春笋，广泛发行流通；各地讲学活动盛行，图书馆也应运而生。书籍与新知的广泛传播，刚好也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满足了民众求知的渴望，可谓一举两得。很快，这一运动便涤荡了民众原有的偏见，洗刷了种族间的仇恨。这一切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激发了他们的兴趣，触发了他们求知的愿望。就这样，这场运动对社会思潮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能够决定上层社会的思想。

即使在较为偏远的西安府，各阶层民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潦倒书生，都纷纷抢购书籍，争相阅读。他们不再高傲轻蔑，他们如今待人友好，求索新知。官员们逐渐重获信心，士大夫们则重拾自尊。当地权贵请求开设学堂，邀请一度被鄙视的洋人们来传授新知。他们也请洋人参观学堂，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基督世界的成功秘诀和其无穷能量的来源。

如此思想大潮，席卷全国。众多文人学士被迫摒弃陈旧腐朽的理论，认真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他们主动结社，书籍便得以流通，报刊便得以发行；他们设立各种协会，重新诠释儒教，意欲重振孔子学说。总之，思想变革风起云涌，无孔不入，学人思想彻底被颠覆，他们也能敞开胸怀，接受新兴事物。西安府并不是个案，清朝各地的学人士官都如出一辙，西学一时兴起。他们的思想业已改变，而他们的理想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可以说，革新运动撼动了清王朝。如果没有后来蛮横无理的反对，没有顽固势力的横加干涉，中国可能就会因此而更换容颜。

6月26日，光绪帝再发上谕，命令诸位亲王和大臣，不得怠慢京师大学堂筹建一事；并劝诫他们立刻着手，不准无故拖延。很快，又发一道诏令，要严惩其中怠慢拖延者，起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同一天，光绪帝再次发令要求加快卢汉铁路筹建工作，因为他看好这一工程。

7月4日，经总理衙门举荐，光绪帝发布上谕，在上海农业协会的基础上组建农业局。大量书籍被译成中文，日后充当拟建的农业学堂的教材。(www.xing528.com)

随后，有人呈奏光绪帝，要彻底改革武会试制度，并建议西学学堂毕业生准予参加科举考试。很快，光绪帝责成兵部和总理衙门就此进行调查，并及时禀报。7月7日，光绪帝发布短谕，制定了一项制度，与现在的版权与专利保护法别无二致；同时责成总理衙门拟定其中必要的规章。六天后，光绪帝收到报告，并表示首肯，随即该计划在全国实施开来。

7月10日，光绪帝发布诏令，要求在省、府、州、县各级地方组建大学和中小学，以期为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各地总督被允以两月时间，统计出辖内学校数额，并及时上报，因为所有学堂都要更改课程设置，要求学生修读实用的中国文学和西学课程。办学所需费用，主要由大清招商局、电报局和一个在广东发行的彩票提供；同时，也号召民众认购，并给予一定奖赏。另外，为节约资金，所有民间的祠堂和寺庙，只要在太常寺并未登记入册，就应稍作改建，充当学堂，用以传播新知。

这一创新之举，着实惊人，全国民众也为之欢欣。但是，保守派依旧我行我素，对改革举措要么拖延敷衍，要么横加阻拦。北京的改革者们对此已忍无可忍。他们认为，古老腐朽的中国正迎来新的气象，百废待兴。

7月16日，前一诏令再度延展，包含了经济和紧缩开支事宜；诏令结尾警告一些王公大臣，奉劝他们不要在皇上举步维艰之时暗自从中作梗，并称：“他们周身荣誉，报恩之心何在？他们粉饰自己的言行，一再试图瞒天过海，有欺君之嫌。此次乃最后通牒。如若他们在改革中再有迟疑慵懒，皇上定会动怒，他们也定会受到严惩。”

7月18日，朝廷发布上谕，提及有意要将在上海出版的一份叫《时务报》的报纸定为官方报纸，并要求相关部门作出一份翔实的报告。两天后，朝廷再发长篇上谕，为新的考试制度制定规则，其中一条显然有意降低了书法在考试中的权重。22日，户部受命严查官府中买官卖官之行径，并即刻废止这种贪腐行为。25日，光绪帝发布诏令，提及张之洞的《劝学篇》（即《中国唯一的希望》），并认为此书能教化中国文人学士，大有裨益，并要求众人传阅此书。此书充满爱国豪情，颇具煽动性，细读该书定会使人热情高涨，迫切除旧迎新。

7月29日，光绪连续发布两道诏令。其一，就是建立诸多学校与学院，以期为京师大学堂源源不断输送人才；其二，对各部、各院的案件审理进行迅捷、彻底的改革，其措施严厉，程序公正。8月4日，朝廷下令采取措施筹建多所预备寄宿学校，以期为京师大学堂提供人才支持。9日，京师大学堂校长孙家鼐提议的建校规则得到批准，学校选址确定，同时任命丁韪良（W．A．P．Martin博士）为该校总教习。作此任命是“对其先前贡献的认可，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再接再厉。我们因此授予他二品官衔，吏部已受命关照此事。”（这个官衔就意味着，对马丁博士要以“大人”相称。）

同一天，《时务报》被指定为官方报纸，由朝廷为其提供资金，就其用途与价值做了详尽说明，要求其在中国全境发行流通。

次日，光绪帝再发长篇密令，其中向心腹阐明了自己的宏图大志，并要求他们给予理解，并与其并肩合作，向其举荐贤能。他高度赞扬沈葆桢其人，讲道：“通过不懈努力，说服了顽固保守的湖南乡绅文人，使他们认识到此次改革是务实的，其中有诸多优势、长处，并要他们一起参与改革。他行事认真勤勉，你们要多向他学习。”如果还有人“因循旧法，执迷不悟，便不能委以重任，便应受到重罚”。

同一天，颁布了另一条上谕，要求军中高级将领协商，探究为海军举荐贤能的可行渠道，王文韶和张荫桓受命关照此事；同时，“因为现代工业初来中国”，两位大臣也被要求就是否建校培养铁路和矿藏管理人才进行调查商讨。

8月16日，光绪帝再次颁发上谕，在上海成立翻译局，负责将西方文学、科学、艺术以及各类教科书籍译介成汉语，供国人阅读。后来担任《时务报》总编的梁启超，被委以重任，掌管翻译局。他获准制定了行事准则，并获得相应配套经费，用以支付酬劳，置办印刷设备，采购美国教材。8月19日，又一上谕出台，因为殿试无用、过时，仅徒有其表，所以予以废止。至此，进士便成了最高学位。

两天后，总理衙门将整理好的康有为的意见写成奏折，呈送光绪帝；随后，意见被采纳，成立了农工商务总局，并在各省设立分支。各省具体成立时间，要用电报通知朝廷。举国上下，州府县上，农业改革的报纸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现代高效省力器械，也在不断引进；中国人正竭其所能，全力研习西方的工学和国际贸易。

同一天，总理衙门发布的一份报告引起注意，光绪随即下令，清王朝在外使节要在当地兴建学校，使当地华人后嗣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驻英法两国使臣甚至接到命令，要求聘请资深翻译，将涉及政府管理科学类的最为重要书籍译成汉语，翻译要忠实原文原意。同时注意引进一些有影响的教材。

随后光绪诏令天下，宣布要在10月18日到11月8日间，在天津等地进行军队大会操，并由慈禧太后莅临阅兵。天津的阅兵式极为铺张奢华，花费了大量钱财；另外，此次皇室出行来津，是首次乘坐火车远行。8月26日，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遭到严词斥责，因为他们两个月以来，未就改革事宜呈送过奏折，因此有拖延敷衍之嫌。同时，光绪帝警告他们，如此以往，定会处以重罚。最后，他还奉劝其他总督：“众爱卿当就改革事宜勤于思，敏于行，对职内之事理当尽职尽责，不容耽搁。至于慵懒无能之辈，朕定会迁怒于他们。”

众人皆知，此二人思想进步，开明务实，却受此“礼遇”，可见改革派对于其他诸多官员确是怨言有加，极为不满。当然，两位官员也不忘为自己辩解，说有所拖延，实乃出于无奈，因为皇室宦官传令路途遥远，行动缓慢。第二天，光绪发布诏令，规定以后圣旨传达一律采用电报形式，众臣接旨后当照旨意行事。这样做快捷高效。次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全国各地逐步建立商务局，总部设在上海；具体规章，由总理衙门负责拟定。

8月30日，光绪帝再发诏令，重申改革与经济发展之必要，要求在京设立六个机构。然而，这些机构要么并无具体分工，与闲职无异；要么就是职责义务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完全可以并入其他部门，一并管理。9月1日，六部门被撤；同时，光绪帝准予五日，要六部尚书商定，如何承接原先六个机构的职责。可以说，这一上谕朝令夕改，严重破坏了革新派的正面形象。

该上谕同时指出，管辖广东、湖北、云南以及黄河流域的众多职位职权，应该移交给其他地方，这样可以大幅削减开支，不用支付日益增加的薪水。运河漕运也被终止，部分盐税部门也被关闭。所有的地方大员都受命执行革新建议，须殚精竭虑，否则便会成为眼中钉，肉中刺，很快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就在这一当口，发生了一件事，本身虽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但却影响深远。光绪皇帝觉得，自己身边缺少开明进步之人，给自己进言之人少之又少，鲜有人能与己感同身受。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进步人士虽思想开明，力主革新，却人微言轻，没有机会给他呈上奏折。于是，他下令，六部中所有主事，都可将自己对改革的所思所想，写成奏折，由各部尚书代为转交皇上。至此，康有为也早已不再是一人孤身作战，和他在一个战壕的还有众多翰林、督察和士人，他们占到在京官员的一半左右。各部侍郎，往往思想超前，对改革满怀热情，有时甚至敢于直面他们各自腐朽的上司——各部尚书，力争自己的改革目的能够实现。

其中，礼部就有一人，名曰王照，官至礼部主事。他曾径自上书光绪帝，建议民众剪发断辫，着西式服装；国家成立议会，力荐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能去日本，拜会天皇，如此一来便会明晓中日两国国力之悬殊。

一个小小官员，出言不逊，俨然要推翻传统，这使得礼部尚书极为震惊。他们传唤王照，要其收回此折，不可再有狂妄之语。然而此人坚称，写此奏折，完全是奉旨行事，满纸都是肺腑之言，所以只字未改，执意要将此折呈递给皇上。后来虽心存顾虑，尚书怀塔布还是说服其同僚及下属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人，联名上书光绪，谴责王照这种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言论。

9月1日，光绪帝发布诏令，通告自己想要广开言路的初衷。他还提到，有人说王照在奏折中所言狭隘荒唐，这分明是在质疑他辨别是非的能力，小觑他的智商。他为之愤怒，并看穿了其中的阴谋，决意要加以严厉打击。随后，几名涉事官员因“阻塞言路”而遭罢黜。礼部和吏部官员大换血，相互调换任用。这是一记重拳，是对违抗君命、阻塞进言的重罚。

据说，后来光绪帝将吏部诸多官员叫至皇宫，当面警告他们：如若对前几人从轻处罚，敷衍了事，那么他们的后果也会一样。这样做也是为了以儆效尤。如此一来，吏部诸官无不胆战心惊，旋即下令：涉事者一律官降三级，具体职位听从分配。但是后来，光绪帝仍对这一裁决不甚满意，遂将其改为永久革职，不可再用。

这一裁决是9月4日公之于众的，在该诏令中，光绪帝直言自己的立场，表明了自己革新变法的决心与不做亡国之君的尊严。王照本人也因为观点特立独行，勇于捍卫自身权利，而受到擢升。如若不是光绪帝位被废，他的官路定会一帆风顺，一路飙升。随后，光绪帝再次降旨，免去李鸿章和敬言在总理衙门的职位。这一消息在《京报》上仅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数月之间，政坛动荡，因为革新变法，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唯恐拖延耽搁，但也有人有意作梗，敷衍了事。这一切，慈禧太后自是了然于胸。人们都知道，德国占据胶州后不久，光绪皇帝向慈禧太后索要实权，否则便以退位相要挟。后来，他虽如愿，掌握实权，但仍不免会有窠臼制约。此前五年，某部两位侍郎上书慈禧，要求对光绪皇帝委以重任，配以实权。慈禧顿失怒火中烧，旋即将此二人革职，终生不得再用。

当然，当时皇室内部的争斗角力外人并不全然知晓，但是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事件的轮廓及其来龙去脉。革新派连续迅速出击，屡出新政，让保守派应接不暇，甚至为之震惊。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并未就如何还击达成一致。后来，数位高官达人遭到贬职、革职，甚至连李鸿章和敬言这样德高望重的官员也受到牵连，保守派才觉得必须采取行动了。他们一致认为，要联名上书慈禧太后，主张慈禧能垂帘听政，废黜光绪，严惩革新派，否则国将不国。

当时，慈禧太后身居颐和园，养花弄草，颐养天年。一行官员鱼贯而入，他们要么被贬被废，要么便是对变法怀有恶意。慈禧读罢奏折，面无表情，也未作任何表态，便遣散众人。然而，她一出手，必将是惊人之举。她笼络所有皇亲贵族，希望诸位能齐心协力，罢黜光绪帝。同时，她又给他们空头支票，许诺他们事成之后，一律许以要职。

同时，光绪帝仍在降旨变法，但是对于皇室阴谋，他也隐约知其一二。他曾对康有为直言自己的困境，给他下发两道密令，其中充满悲伤之情。堂堂国君，虽倾尽全力，欲重振国威，然而遭人阻拦，身陷囹圄，可见其是何等悲观绝望。他在密令中写道：“我心悲怆不已，难以言表。你速至海外，竭你所能，救朕于水深火热中，不容耽搁。”

光绪皇帝深知，成败与否最终取决于谁掌握兵权。当时，荣禄大权在握，掌管清军多数兵力。此人圆滑机智，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官居要职，执掌大军。在此情况下，光绪皇帝接受革新派意见，想要利用袁世凯来制衡并最终消灭荣禄。首先，他想要袁世凯派兵进驻颐和园，切断慈禧太后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她插手变法；如此一来，自己便能大施拳脚，放心变革。袁世凯是河南人，天生聪颖，曾旅居朝鲜，官居山东巡抚。后来从戎，在德国教官的领导下，操练一万两千五百余人，终于练就一支清王朝最为精良可信的部队。袁世凯本人主张改革，但是他也和其他为官者一样，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这一次，他背叛了光绪皇帝，将其计划泄露给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荣禄闻听此事，火速赶回北京，面见慈禧太后。慈禧大怒，痛斥光绪皇帝，并收缴其玉玺，将其囚禁在深宫大院中。

曾给光绪帝进言的诸多爱国进步人士，和康有为一道，历经千难万险，逃至天津，在那里登船前往南方。即使这样，盛怒之下的慈禧仍不放过，一路追捕，四处悬赏通缉，誓要将他们处以极刑。这种状况竟然持续了一年有余。康有为虽侥幸逃脱，但是他的胞弟康广仁以及其他五位仁人志士却未能幸免，于9月28日被砍头。就义时，他们齐声高呼道：“我辈可杀，但后继有人。”

之后，迫于压力，光绪皇帝不得不签署诏令，自废皇位。至此，慈禧太后再次走上前台，执掌清政权。据《京报》披露，慈禧一上台，便颁发数道诏令，停止光绪在位时一切变革，追究一切曾经主张变法的官员。其报复行动，来势之汹，范围之广，史无前例。

囚禁光绪皇帝的宫殿

光绪囚禁地的院落

慈禧所思所想自是深不可测，但是我们十分清楚，其后两年她听政期间，肆意报复，几近疯狂，似乎要宣泄自己在隐退时心中积聚的所有不满与愤恨。她只要一想到这些，便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她决意要清扫一切残留，不留任何变法革新的踪迹。久而久之，她摇身一变，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成为实际的头领，想要将所有洋人从中国驱离，重振泱泱大国的威风。

然而，就在中国变法革新之时，时局动荡，民心不稳，西方列强对此危机了解不够，甚至是置若罔闻，实在可悲。在结束本章前，我们有必要对此稍作交代。光绪帝在身处危难之时，定会乐意求助于英美公使，希望两个大国能够施以援手。但是，结果却颇让人失望。两国公使对中国时局知之甚少，不敢妄自行动；同时，他们也是有心无力，因为英美两国对清皇室内的争斗只是冷眼旁观，不愿牵涉其中。时任上海广学会总干事的李提摩太牧师一直孜孜不倦在中国宣传革新思想，想要促使中国人萌发改革意念。他著作等身，无人能及。就在清政坛风起云涌之时，他试图向英国公使诉说其中利害关系，却无功而返。至此，历史的绝佳机遇与西方诸国擦肩而过；在他们眼中，这场危机不过是“清皇室的内讧”罢了，与他们毫无瓜葛。

就这样，中国陷入了动荡的漩涡，不能自拔；同时，社会生活也出现了异样。这两者存在必然联系，就像战后必有瘟疫一样。西方诸国不仅在危机中不作为，而且对危机后的微妙时局也毫无察觉。光绪帝被迫退位，酝酿了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两者构成因果关系；没有前者，后者便绝无可能发生。以后，当中国强大复兴时，1898年9月28日必会成为神圣的日子，用来缅怀变法中英勇献身的“戊戌六君子”。终究会有一天，当时事不再如此艰难，人们便会明白，他们的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