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教士遭暴民袭击，领事发通牒要严惩暴民并维护传教士权利

中国幅员辽阔，与整个欧洲相当，很多洋人在各地游历，长达四十年之久，因此他们对中西民族关系有着珍贵而深刻的见解，能为现实所用。但是这种关系也是问题迭出，时有中断，要对此加以研究，有着潜在困难。而且考虑得越多，对此认识也就越深。鲜有外国人知道中国有十八行省，更别说知道名字了；多数洋人认为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了无生趣。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是一位业已被人遗忘的研究中国的权威，他曾说，中国在“万里之遥”，因此没人会留意它的存在。在华各地，无论是港口城市，还是内陆乡野，民众时常发起针对洋人的暴动。而除非暴民行为异常残忍，让人心生恐惧，否则此类事件就如过眼烟云，很快就会被抛诸脑后。根本没有人去思考其中的原因。而对于清朝子民，此类事件屡有发生，而且外因相似，时间间隔不长，因此即使记性再好，也难以一一铭记在心。

这些暴动鲜有历史记载，只是偶尔见诸报端，转瞬即逝。而洋人教士虽坐拥大量藏书，想要了解事件真相，也是一筹莫展的。基于此，对这些事件加以历史的批判的考察，分析其原因，了解其过程，统计造成的损失，洞悉牵涉各国对事件的处理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且颇有价值。本书限于篇幅，在此只能列举过去四十年间在华发生的一些典型事例，以辅助说明其中原因。由于当时传教士已经遍及全中国，民众暴动总以他们为敌，夺其性命，掠其财产，毁其房屋和教堂。但是，后来受害者范围逐渐扩大，受袭的也不再仅仅是传教士了，而是任何在华洋人。因此，严格来说，“排洋”才是这些暴动的本质。

迄今为止，在华的最大新教派别为内地会，它由戴德胜（J．Hudson Taylor）牧师于1865年创立，且担任会长至今。1868年，戴德胜牧师带着一名随从，来到扬州。扬州是长江流域的条约口岸，位于镇江以北十五英里，大运河流经境内，人口有36万。牧师费尽周折，为了租房，找了三十多家，最终只有一家答应出租。但是，镇江排洋的报道很快使得扬州本地乡绅蠢蠢欲动。他们联合起来，对租房横加阻拦。民众也受到煽动，情绪激动，他们满街散发传单，诋毁中伤。一时间，全城都倾巢出动。在此当口，科举开考。传教士们也获悉，当地民众意欲暴动，伤害他们。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全然不把传单和威胁放在心上，邀请民众参观住处，试图安抚当地居民的排洋情绪。但是，这一切都于事无补。

同年8月22日，暴民终于按捺不住，全力袭击传教士的住所。其间，牧师数次差人前往官府求援，都无济于事。于是，牧师本人带上随从，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当地衙门。此时，不远处民众在怒吼，焚烧劫掠他们的财产，甚至伤及留在屋内的家室亲眷。而他们在衙门整整等了四十五分钟，才得以见到道台大人。而且道台一露面，就态度蛮横轻蔑，质问民间风传的传教士绑架孩童一事。不过，他还是承诺，官府会介入此事，但要他们在衙门等候，因为他认为，只要洋人走上街头，暴民便不会散去。在提心吊胆等候了两个小时后，他们终于获准回到住地，发现房屋已被夷为平地，其他教士都四处躲藏，逃过一劫。暴民抢走了一切值钱的物品，甚至连门板、木墙和屏风都不放过。尽管他们精疲力竭，但仍不屈不挠，带着官府许诺回到住地，想要重新置业传教。殊不知，第二天住地再遭洗劫，悲剧重新上演。于是再次向官府求助，却遭受同样冷遇，道台迟迟不予接见。最后迫于无奈，道台差人前往事发现场，驱散了暴民，洋人们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后来有人建议戴德胜先生给道台大人去信，委婉提出要求，请求严惩被捕暴民，发布公告，以正视听。但是，信件中不能提及“暴动”字样，要代之以“骚乱”。虽然明知暴民是受官府暗中指使，才袭击住地的，去信势必会石沉大海，戴德胜先生还是照做了。与此同时，戴德胜先生还先后给位于镇江的领事馆带去口信和函件，通报此事。镇江的领事旋即率人赶来救援。上海的领事麦华陀先生（Mr．Medhurst）也对此事极为愤慨，获悉此事后立即作出反应。他从海军舰船上抽调了七十名海军，乘坐一艘小型汽船，来到扬州。他来到衙门，要士兵把守大门，要求会见此时早已魂飞魄散的道台大人。道台大人竭力淡化事件，企图掩盖其严重性，但均遭到领事的一一反驳，直至无言以对。随即领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严惩为首暴民，修葺被毁房屋，赔偿损失，释放无辜民众，并发布公告，承认英国传教士的基本权利。道台表示他可以接受部分要求，还有一些他自己无权定夺，要请示在南京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麦华陀领事闻听此言，决定带着他亲自前往南京去会会曾国藩，以防其心怀不轨，暗中作祟。但是道台坚持乘坐自己的官船，不愿屈就。在途中，他要求在河对岸过夜，并书面保证不会潜逃。最终他食言了，逃离了船只，可能意图在麦华陀赶到之前，向曾国藩禀报此事。领事如期到达南京，会见了总督。曾国藩也表现得颇为诚恳殷勤，并承诺要秉公执法。

然而就在此当口，随行的英军舰船船长突发重病，返回了上海。这虽是意外，但在东方人看来，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明证，一时间领事也是困窘不堪。曾国藩也旋即换了一副腔调，拒绝领事所提要求，不愿惩治扬州的文人乡绅和地方官员。他只是允诺会修缮被毁房屋，三两月之后，传教士们便可入住；同意发布公告，禁止民众骚扰传教士；索赔钱款也只得到一半。暴动三个月后，戴德胜先生再次入住。

这起案件敏感微妙，非常棘手，但是麦华陀能力超群，处理有方，很多人对此褒扬有加。他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得极为亢奋甚至不知疲倦，英国外交部对此有所不满。不仅仅在华洋人，就连满清政府，都知道这一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对此事负有很大责任的扬州道台，事后也承认他没有向总督如实禀报。

三十年业已过去，人们通过反思这一典型案例，逐渐达成共识，认为英国政府当年应该坚决果断，迫使清政府满足要求，这样便能为长江流域甚至全中国各地树立榜样，形成威慑。在这一事件以及其他众多类似的事件中，要摆脱困境，争得善果，唯一的路径就是践行额尔金爵士的那句简单却隽永的座右铭：“无理要求，一概不提；提出要求，绝不更改。”由此可见，洋人政府对华政策时松时紧，飘忽不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人无视甚至仇视洋人在华应该享有的条约权利。

中国人对洋人的残暴在1870年7月21日爆发的天津大屠杀中表现得最为惨烈，时至今日，还是这样。此前法国在天津就遭到报复。他们占据了当地一个香火颇盛的寺庙，用于修建领馆；同时，当时传染病肆虐，天主教堂辖下的育婴堂中很多孩童不幸夭折，顿时谣言四起，说洋人滥杀无辜，很多民众轻信此言。更为糟糕的是，法国领事依旧高傲骄纵，愚钝冒失；当地官员一如既往，人浮于事，对此听之任之。这一切，最终酿成悲剧：二十名洋人被杀，中国民众可能死伤更多。此时，曾国藩已改任直隶总督，他的处境艰难，因为国人对洋人所谓的“暴行”持有怨恨，因此同情施暴的民众。天主教大教堂，建在曾为皇室专用的一块土地上，此次被烧毁，成了废墟。二十七年来，一直是断壁残垣。长久以来，一种印有屠杀场景的扇子在当地很是畅销，可见民众乐于见到洋人被杀戮，其财产被摧毁。随后法德战争爆发，这一事件便匆匆结案，为事后惨案埋下隐患。十六名中国暴民被处以斩首，更多人被流放。但是这种处罚难以起到警示威慑作用，因为无法证实被处决的人究竟是否是暴民，而且据传言当地官府和官员给这些人的家庭拨发了不菲的银两，作为补偿。感兴趣的读者，如果想要知道这一事件以及其他诸多反洋人起义的详细经过，可以参看F．W．威廉所著《中国历史》的最后一章。他在书中也阐述了这一惨案爆发的原因，颇有见解，有心的读者可能会认同：“简而言之，暴动的前因后果、结局影响甚至后来遭到镇压，为日后中欧文明的和谐相处平添了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1874年，在上海的法租界内也爆发了严重的暴动，起因是法国当局要征用浙江商人会所的部分土地，用以修路。当时，其中有部分土地是用于安放客死他乡的人的棺材的，所以在中国人眼中，这块地如同墓园，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法方仍旧一意孤行，这即使在外国人看来，此举也欠妥当，不合情理。然而二十五年后，法国人遇到针对同一地块的相同问题，他们仍旧不思悔改，冲动用事，因为此次他们迫切需要这块土地。在法国总领事的授意支持下，法国当局强行占据该块土地及其周边区域。但是民众很快集聚，以示抗议，冲突中几名中国人受伤。

次日，法方动用武力，一时间水手、警察甚至一些法国志愿者，手持枪械，向中国民众开枪，致死十五人，致伤数人。清政府介入平息此事，对峙持续了几天才逐渐缓和下来，人们生活才得以照旧。但当时所有在上海甚至是全中国的洋人都认为自己成了民众泄愤的靶子，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一刻也不想等待北京的谈判结果。事发两年后，即1900年7月，上海的报纸刊文，说由于浙江人大量涌入上海，使得民众排外情绪高涨，最终导致惨烈结果：至少八名内地会传教士及其子女、几名天主教牧师和中国信众被无辜杀戮。这一谬论简直荒唐之至。(www.xing528.com)

天津与广州相距千里，此时天津排外情绪强烈，而广州也是动乱不堪。《天津条约》签订后的头十年，慑于列强的洋枪舰炮，广州一度风平浪静，民众的排外情绪有所缓和。然而，1871年7月，广州街头四处张贴着告示，痛斥洋人。他们认为洋人给民众派发的用于治病的药粉，全无疗效，实际上是一种慢性毒药。这些告示无疑是在煽风点火。第二天，全城风起云涌，暴民肆虐，滥杀无辜，其惨烈暴力程度空前，洋人们闻所未闻。全城七八成民众轻信了谣言，遂产生恐慌，“两周以来，每天都有暴民聚集，见洋人就杀，遇洋人居所便将其摧毁”。

很快，因为时任总督对洋人比较友好，处决了为首的暴民，平息了事态。但是，这种排外情绪如同瘟疫，已经蔓延至厦门、福州等地，重创了当地的洋人教士。

十二年后，当广州人还在为法国侵占越南安南感到义愤填膺之时，一名洋人醉酒后无意射杀了一名中国青年。后来又有一名葡萄牙籍的巡夜员将一名中国人从船上推入水中，致其溺水而亡。这便如火上浇油，迅速引发了暴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暴民们怒气冲冲，豺狼般地涌入租界。洋人们见状，男人迅速起身离开办公室，女人们则抱起小孩，匆忙带走一些珠宝首饰，逃离到停泊在港口的唯一一艘船只。租界内很快便浓烟滚滚，所有房屋都消失其中，屋倒墙塌之声不绝于耳。焚烧劫掠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来总督派兵到来，驱散了暴民。事后，四名暴民被处以极刑。十三家商铺损毁严重，满地都是熏黑的砖块和烧焦的木头，一片狼藉。

第二年，时任总督张之洞和水师统帅共同发布公告，悬赏捉拿不怀好意的法国人。在公告中，他们有意措辞婉转，是为了平息民愤，让他们不要把矛头指向所有洋人和本国基督信众。公告悬赏五千两白银，要拿法国海军司令的人头；其他各级法国官员，悬赏递减。即使是普通士兵，也有一百两白银。然而事与愿违，民众很快便将悬赏对象肆意扩大，波及所有洋人和本国教民。这种曲解很快便传至街头巷尾。十八处新教教堂在数日内被毁；数月以来，在广州的洋人都如坐针毡，提心吊胆。同样是在广州，十年之后，瘟疫肆虐，夺命无数，民众间于是便有针对洋人的流言蜚语。两位洋人女医生在出诊途中，遭到袭击；如不是及时救援，她们可能早就在乱石中殒命了。

位于西部的四川省，地处边陲，疆域广阔，当地人对洋人不无友好。但是，一经官员唆使，他们也会失去理智，攻打迫害洋人。有证据表明，该省外事官员妖言惑众，排洋反洋，造成多人因此而丧命。而且，不知出于何故，当地民众对天主教尤为仇恨，恶毒有加。目前可以证实，有几名牧师丧命，众多信徒命运多舛，长久以来饱受凌辱，遭受到非人待遇。1886年夏，随着新的教会大楼在江城重庆建成，谣言四起，遂引发了暴动。很快，所有教堂以及英国领馆被暴民劫掠摧毁，领事本人身受重伤，随二十余名外国人藏身于衙门内两间狭小屋内，艰难度日，而民众依旧在外四处杀戮劫掠，为所欲为，持续两周之久。冲突中，暴民公然宣称，自己得到朝廷授意，要灭除洋教，替天行道。事后，官府赔偿了传教士们的一切损失，也承认了他们享有的条约权利。但是每当教堂修缮完毕，重新启用时，就有暴民群起而毁之，此种暴行屡有发生。甚至有一处洋人房产在四年之内被毁三次，令人气愤难当。这些事件中最让人感到不安的并不是民众的暴力残害，而是他们的执拗不悟。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便会造势扰民，威胁洋人，执意要灭掉基督教。因为“山高皇帝远”，当地官府徇私枉法，甚至强迫基督信徒当庭宣告脱离教会，其用意昭然若揭，就是要不断蚕食基督教，直至将所有洋人洋教驱离出境。

1895年春，中日刚刚修和，四川再发暴乱，将八十余名洋人驱逐出境。其来势之突然，犹如热带风暴，让人措手不及。迫害不断持续，后来据报道多达五万基督徒要么被杀，要么受虐，四川的基督传播到此中止。

这些暴动屡禁不止，而且性质恶劣，于是牵涉其中的各国政府开始加以重视，严阵以待。美国公使要求成立调查组，前往四川去查实暴民与官员串通共谋一事，矛头直指时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后来田夏禮公使给国务院通告此事，信中说道：“中国数日来一直反对成立调查组，但最终迫于压力，答应组建，并允其由陆路前往四川省府成都。对于要处罚总督刘秉璋的提议，中方执意不肯接受，可能是因为刘本人向来受慈禧恩宠，也可能是因为此前并无先例。随后，我国政府态度强硬，命令组建的调查小组前往四川，见此情景，清政府终于松口。与此同时，英国公使也步步紧逼，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严惩涉事官员，并调遣舰队前往四川附近水域，形成威慑。法国公使也向清政府表明立场：如若不严惩官员，他们便会采取行动，加以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四川总督才被革职，并“不得再用”；还有很多地方官吏都得到了相应的处罚。成功处置此事，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诸国一致认为此举至关重要，为以后处理类似事件提供参考。

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在广东，民众暴动的主要原因与两次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中法之战和中日之战。在四川，四处张贴的告示上赫然写着：“此时此刻，日本强占中国领土，你等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却袖手旁观。有朝一日，尔等想要在中国传教立说，必须先从我国铲除倭寇。尔后，你们在我国便会畅通无阻，传播福音。”

在结束本章之前，还有必要提及1891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一些暴乱，因为这些事件自成一体，也颇为重要，下一章节将对此详细论述。经过大量的描述，我们逐渐发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此前频发的排洋暴动，在很多方面都如出一辙。当然，义和团运动有其特殊之处，它是因为皇室唆使而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