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晚清时局中的政治角色揭秘

中国人向来对洋人，尤其是对天主教信徒怀有敌意。要公允地探讨其中原因，新教传教士可能难以做到，因为他自身带有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谓的“阶级偏见”。还有一点，可能有甚于此，使其陷入尴尬境地，却又无法回避。一般来说，人们遇到争议，总会先听取争议双方看法，然后再做定夺，这很重要。但是在中国，洋人只要不是天主教教徒，往往只能听到中国人关于他们与天主教教徒差异的一面之词。因此，当我们审视某一问题时，如若不知其理，就有必要格外谨慎；我们最终得出的也不是定论，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对此问题，已有很多著述，这里我们只会理清大概，不作深入、详尽的探讨。如果读者想要看到更为详尽的论述，可以参看一些关于中国的专著、游记甚至是现今远东的一些报纸杂志。李佳白（Gilbert Reid）教士曾经就此论题写过几篇文章，颇为精妙，值得一读。此外，有必要提及亚历山大·米切（Alexander Michie）曾经刊发的两本小册子，最近得以在美国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与基督教》。虽然这些著述客观公正，无甚偏见，对读者能有所启发，但是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平铺直叙，观点模糊，缺乏有力论据，让人读起来不知所以然。甚至作者臆想充斥其中，说服力不够。有友人曾经告诉亚历山大·米切，说他的书中很多问题都无须争辩，因为都浅显易懂，不言自明。对此他不愠不怒，并且也承认自己早就注意到这一问题。他之所以这么做，只不过是想向读者分享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已。

1871年，大清总理衙门发布过一个备忘录，并通告了法国政府。这份文件对理解天主教在中国的际遇颇为重要，所以米切在他的书中全文引用，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在《中国历史》中也概括了其中的要点和结论。据说，这份备忘录是由文祥拟定的，当时他被一致认为是清政府内最为开明开放、刚正不阿的官员。米切认为，“此举开了历史先河，得益于文祥的首创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政府官文中对洋人的所有指控都能成立，都是基于客观事件的。但是既然指控出现在官文中，我们可以推断，中国政府是对此是言为心声，信以为真的，因为首先这篇通告是由文祥撰稿的，随后又以平和友好的方式呈递给法国政府，并一再宣称其目的就是要竭力避免与天津惨案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至于文中援引事例真假，我无从证实；但是时光流转，三十年业已过去，现在还有人在讨论时引用这些未经证实的事例，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由于当时新教在华并未兴盛，教众甚少，影响不够，因此备忘录当时将矛头直指天主教，一一列举其在华侵略恶行，并据此提出要求洋人洋教遵守的八条准则，声称只有这样，先前的矛盾才可能得以平息。对此，各国使节迟迟未予回应，因此这个备忘录并未产生实质影响。即使这样，它也被视为中国处理与洋教关系的里程碑，具有开创意义。对备忘录本文不作详尽论述，但是在总结天主教在华遭人鄙夷厌恶的原因时，我们也会偶尔引用其中片段，以资说明。

首先，天主教一直被认为是政治工具，来华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虽然清代以前，没人作此臆想，但是清朝历代国君对此深信不疑，挥之不去。这与罗马教皇的一个圣谕有着直接联系。当时，满族人入关，建立政权，教皇宣布不承认这一政权，并且认为其祭祖行为有亵渎神灵之嫌，当遭禁止。对此，康熙皇帝旋即回应，并争辩这些仪式只是民众的习俗，与宗教信仰毫无瓜葛。随后，虽然几任教皇都一再努力，试图澄清问题，都无济于事。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曾经有个意大利人来华，四处宣称当今皇上对天主教的理解有误，因此触犯了龙颜，埋下了祸根。就在康熙驾崩后不久，他的儿子继位，开始对天主教进行大肆镇压，驱逐杀戮教徒。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屡有发生。这一事实彻底否定了天主教侵华是问题根源的怪诞之谈。清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过犹不及，结果也适得其反。中国人善于观察，精明之至。他们发现，天主教来到安南地区，很快越南便被分裂，法国才得以侵占统治越南一半领土；他们也清楚，法国国内曾驱逐耶稣会会士，现在到了中国却俨然成了他们以及其他天主教教徒的保护神。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其中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在中国，官民有别，界限分明，这有甚于其他各国。同样，天主教也是等级森严，而且其历史悠久，势力庞大；对天主教教徒来说，拥有权力者公开彰显权力，合乎情理，无可厚非。因此，他们要求在华把持各大省份的主教，身为信徒的精神领袖，其地位头衔应与地方总督相当。他们应该佩戴与其地位相当的帽徽，以资区别。每逢出行，应当乘坐轿子，并配以适量轿夫；所到之处，应当有礼炮欢迎相送。这些琐碎要求，总理衙门在通告中并未提及，他们只是对主教要持有官印表示明确反对，并援引大量事例加以说明。主教们的要求还有甚于此，但是这些都是天主教规，由来已久，而且是在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虽然如此，这还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挑战了他们的习俗规矩，因此他们对此是无法容忍的。对此炫耀的行为诉求，清政府各级官员也不无嫉妒，只是不便显露而已。

但是，由于法国领馆不断施压，清政府最终于1899年3月15号批准了天主教要求的特权。这一上谕也为天主教教士们平添了政治身份，影响深远。清政府作出的这一让步，旋即在新教传教士中引发热议：业已至此，新教何去何从，成了他们关心的议题。因为清政府不知出于何故，曾经透露，他们无意让天主教独享这些特权。而新教此时教派林立，彼此分散，观点分歧，没有人能够代表并统一各派意见。但是，各派一致认为，这些特权包藏隐患，极容易被滥用，而且也有违新教简朴纯洁的基本原则。

天主教在华受到排斥，招致不满怨恨，除了因为其通过非常手段获得惊人特权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必须加以考虑。早在总理衙门发布备忘录前十年，中国曾颁布上谕，明确指出，“洋人教士不得参政议政，无权插手公共事务”。然而十年后，备忘录公开指责天主教，控告其干扰内政：“现有收集到的证据表明，由于天主教横加干涉内政，‘国中国’现象在大清疆土内已是屡见不鲜。”也就是说，天主教以心灵救赎为借口，蛊惑、唆使其信众，要其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他们有时甚至违抗上谕，要求信众效忠天主教。对此，罗马天主教予以否认，他们宣称，并未要求信众放弃效忠清朝国君。事实上，他们或许对此做法欢欣鼓舞。同时，中国文武百官，都众口一词，指责天主教这一行径。

此时的清政府，司法不公早已是不争事实，官府难得民众信任。而且时事日益艰难，民生困顿不堪。每每深陷不公或争端，基督教信众常弃官府于不顾，转而投向天主教教士们征求意见，寻求帮助，因为教士们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见此情景，教士们也颇为难堪。如若袖手旁观，官府衙门的“豺狼”们便会为所欲为，肆意伤害信徒。这种行径为基督教徒与生俱来的正义感所不容，也有违自己的良心。但是，如果自己插手涉足，要为疾苦百姓与司法不公抗争，其结局如何，难以预料。

天主教的所作所为，日益昭彰，我们都看在眼里，却不知是出于何故。各地天主教教徒，都有贤能中国教士相助。这些人都精于官府之道，善于同官员交涉，所以如有案件，他们都会充当律师，出手相助，提供庇护。或许此举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极易被人滥用。天主教每到一处，这些掮客便率先在官府打通关系，为传教扫除障碍，铺平道路。他们也常放出风声，宣称民众只要皈依天主教，如遇诉讼不公，他们便会为其撑腰。虽然未经天主教教士明确授意，他们还是频频作此举动。由此可见，教士们对此事还是默许的。至于此举会有何后果，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人国民性稍有了解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虽然在中国以强凌弱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仗洋人之势，且目中无人，凌辱他人的事对中国人来说是忍无可忍的。一时间民间诉讼案件四起，多如牛毛。随着事态不断进展，局势即将失控，教士才出面斡旋，试图平息怨气。但是，一些不明其中玄机的人对此仍疑虑重重，他们认为事态已成死结，没有挽回余地了。况且，在地方官员眼中，教士显然威信不够，不足以成事。不错，教士们虽然屡屡败北，斡旋失败，但是事件本身因为一些非常手段而出现转机。

还有一点，与此息息相关，至关重要。那就是，在中国，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一致认为天主教俨然成了恶人的庇护所。他们在洋人的庇护下，逍遥法外，为所欲为。虽然天主教教士们可能并非有意为之，对此也加以否认，但是这一状况业已成事实，中国民众对此也深信不疑。总理衙门的备忘录中曾将天主教的这一行径，逐一列举，我们在此无须再做赘述。天主教当时在华各地的劣迹可谓罄竹难书，民众官员对此怨声载道，纷纷对其加以控诉。这些都在情理之中。

由于事态不断发展，在华的一些开明公正的观察家们也纷纷发表言论，亮明观点。柯乐洪（A．R．Colquhoum）就是一例，他洞悉清朝政府，对清政府的时务了如指掌，这些在他的著作《由陆路去中国》和《转型中的中国》中展露无遗。以下一段话摘录自前文，颇具代表性。

“法国在华扩张势力，扩大影响，是以民众弑血为代价的。法国政府利用传教士和基督教信徒，作为先遣人员，挑衅清政府和民众，激怒对方，造成矛盾四起。然后它便乘虚而入，威逼利诱，政治上屡有斩获。英法两国在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英国是以通商为手段，法国却以保护宗教为名，大肆敛财，最终攫取的利益也远甚于英国。在法国政府的精心‘照料’和庇护下，天主教在华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无视当地法律习俗，肆意凌辱百姓，罪恶滔天。每每遇到信众与人产生争端，教士便会横加干涉，插手司法。倘若他有力所不逮之时，威慑不了当地官员，逼其屈就，他便向法国领事申诉，寻求‘保护’。而法国政府往往徇私枉法，使得这些人屡屡得逞，肆意妄为。法国政府横加干涉中国内政，势必会酿成恶果。天主教教士目无国法，为所欲为；本国信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恫吓官府，施暴平民，无所不用其极。”紧接着是一个具体事例，然后作者评论道：“司法程序如此武断，难怪基督徒成了民众畏惧和记恨的对象。这一情绪如果蔓延全国，教士不时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我们所知的案例少之又少，但是天主教教徒为害一方的事实毋庸置疑。与此同时，出于多种原因，他们也开始加害新教教徒，施以暴行。我们对此已经掌握充分证据和细节，在此将会一一披露。

1899年11月，曾经在华生活达十六年之久的礼贤会叶道胜（Immanuel Genahr）牧师在《教务杂志》上撰文讲述了一则天主教教徒无耻地攻击新教教徒的案例。当时，一位名叫朱利安的天主教教士，无端诬陷新教教士弗兰茨·查恩（Franz Zahn）牧师，指责他率众抢劫。并以此为借口，将弗兰茨·查恩牧师及其随从打倒在地，并五花大绑，要将其置于死地。这位朱利安事实上就是众匪之首，他们洗劫了村庄和新教教堂，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

德国公使馆(www.xing528.com)

法国公使馆

事后，法德领事合坐一堂，审理此案。两位领事达成一致，要求朱利安当场向查恩牧师道歉，并承认是他本人率众洗劫了事发村庄。他还被勒令赔偿损失，退还非法赃物，包括一只手表和其他物品。他一一照做。另外，双方决定要将其从教堂驱离，另作他用。对于这起典型案例，叶纳清（Genahr）先生评论道：“天主教混淆是非，庇护恶人的行径，这已是不争事实，不容置疑；而任何对基督教尚怀有热忱之心的人，对此都应痛斥。同时，清廷十八行省皆因此而怨声载道。”

1896年，威廉耶士摩（William Ashmore）教士愤然提笔，在《教务杂志》上连续刊发四篇文章，声讨天主教。文中详尽地披露，天主教教士唆使信众，对汕头当地美国浸礼会施暴，并四处抢劫杀戮，公然挑战地方官府的权威。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喜默（Seymour）先生得知此事后，将其禀报北京，随后交由时任美国公使的田夏礼（Denby）先生处理。这一案件事实清楚无误，不容辩驳，但即使如此，法国公使也并不采信。当时此事并未提交给总理衙门裁决。迫于法方压力，美国最终不得不委曲求全，达成妥协：无辜的中国信众被释放，同时罪恶滔天的罪犯也被免于处罚，逍遥法外。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人指出，此举是一把双刃剑，只会使得两败俱伤。实际上类似的案件数不胜数，北到满洲里，南至浙江，都时有发生。近几年来，中国的外文报刊不约而同，对此类案件做了广泛而详尽的报道。

《北京条约》签订于1860年，按照条约规定，先前归属天主教堂的大量地产都应物归原主，这也是中国人仇恨天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就在十五年前，道光皇帝曾颁布上谕，默许教堂征收除民房寺庙以外的土地。但是后来的条约废止了这一禁令，引发了民众与天主教的冲突，并且矛盾不断升级。总理衙门备忘录中曾指出，中国存在大量此类地产，有的屡易其主，有的几经修缮甚至重建。“然而，天主教教士们置此于不顾。他们要求中国人退还房屋，却拒绝给予任何经济补偿。更有甚者，他们会要求别人对房屋加以修葺；如果遭拒，便索要等量钱财。本来中国人对传教士就已心怀警惕，颇有微词，这样一来，他们便变得义愤填膺，友谊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中国，西洋建筑拔地而起，与传统的楼宇风格迥异。它们的存在也无时无刻不触痛中国人，有时甚至会引发暴动。天津的大教堂便是一例。该教堂位于白河和大运河汇接处，据说是1865年在征用的土地上兴建的。1870年，遭到暴民摧毁；1897年重建之后，数次受到威胁；1900年，教堂再次被夷为平地。说到教堂，让中国人最为咬牙切齿、痛恨不已的当数建在当时叶名琛的总督府之上的教堂。叶氏后来在广州沦陷时被俘，被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直至殒命。这座教堂宏大坚固，与堡垒据点无异。洋人建造此教堂就是为了抵抗任何形式的进攻，其用心可谓是路人皆知。那夏礼（Noyes）先生在广州传教多年，颇有威望。他曾在一篇题为《五次泄愤潮》（载1895年2月刊发的《教务杂志》）中提及，在广州，他曾听到一位智者说：“我等子民即使耗费百年光阴，也决意要将此教堂夷为平地。”

洋人在华赎买土地，中国人心中不是滋味，甚至对此怀有怨恨，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便会宣泄不满，将矛头指向这一行径。他们无一例外，对洋人购地置业颇为反感。一有土地为洋人相中，他们便想方设法，找出万千理由，反对该地被移作他用。他们笃信的“风水”学说常被用来派此用场，洋人也因此难以立足。但是，天主教教徒置此于不顾，即使中国人强烈反对，他们也要强占某地，甚至大兴土木，建造高大巨型楼宇，占据有利地形。这样做刺痛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也在时刻提醒他们，祖国正惨遭列强蹂躏。也正是因为这样，天主教四处树敌。鉴于此，英国政府出于审慎，曾通告在华所有教会，“因为中国人对西洋建筑持有偏见和迷信思想，所以各教会要建房屋，定要对此详加考虑，再决定房屋的形状和高度。”

在中国的一些开放口岸，租界内天主教堂往往地产颇多；在天津和镇江的法租界，天主教堂则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们用放租的收入来维持教堂的正常运转。在中国内地，情况也是如出一辙：天主教教士们把持大量土地，信徒们群居一处，组成零零散散的若干社区。另外，据我们所知，如遇饥荒，民众只要顺应天主教教士旨意，便能从教堂获得小额借贷。当然，作为条件，他们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研习天主教义，并以谷租的形式按固定利率定期偿还贷款，直至还清。这既是生意，也是善举，一举两得，或许是好事。但是，这样做，势必会使精明多疑的中国人更加坚信，天主教会不仅想要篡夺政权，也想要占据土地，敛财获利。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民众更加痛恨和仇视天主教。

总理衙门对洋人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第一条与天主教在华建立并管理的育婴堂有关，因为中国人对此充满怨言恶意，并为此对天主教教徒的生命财产发动了最多的攻击。天主教堂在华设立育婴堂，本是善举，但是民众对此将信将疑。尤其是当无助婴儿大量死亡时，民间便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迷信地认为，洋人会肢解尸体，用以炼金，从而能将铅冶炼成银；同时，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广大民众，都对育婴堂的管理方法表示强烈抗议。因此，中国人频发暴动以表示抗议。1870年天津暴乱和1891年长江流域的一系列暴乱仅仅是其中几例。

总理衙门口头上希望天主教能改进育婴堂的管理，内心还是希望能够废止这一机构。“一旦孩童进入其中，禁止任何人领养，禁止其生身父母将其带回，甚至禁止他们探望。这么做，只会使民众心生疑窦，只能招致怨恨。这种情绪日积月累，最终酿成天津等地的民众暴动。我们已经发布公告，澄清谣言，指出教堂并无剜眼剜心的行为，但民众依旧心存疑虑。我们虽可堵民之口，却对他们心中尚存的疑窦无能为力。民心不安，遂成乱局。教堂若移交孤儿给中国人抚养，撤销育婴堂，返回欧洲继续行善，这于天主教堂，于中国民众，都不失为一件好事。中国各地有无数个育婴堂，收管无助贫穷婴儿，珍视生命；洋人出于善心，施以援手，而事实上中国育婴堂并不需要此类帮助。不错，教堂本意是好；但即使这样，民众仍会怀疑其用心，仍会动怒。因此，行善不去他国，便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争端，就不会造成悲剧结果。”

中国向来对流浪儿童和孤儿鲜有关注，而洋人此时对他们照料有加，是出于好意，也是一大善举。但是自始至终，中国对此举一直存有误解，极为执拗。我们不难相信，如果教堂开明一点，能稍作让步，安抚民众，他们的猜疑、敌对情绪定会缓解，直至消失。

在华期间，天主教教父们从不开放教堂，对外布道；他们也从不利用一技之长，救死扶伤；更有甚者，他们甚至独居一处，与外隔绝。这一切对中国民众来说不符常理，极为怪异，因此疑窦顿生，争相猜疑天主教教士们是否图谋不轨。有一位兜售《圣经》的洋人曾来到位于湖南省的衡州府，他发现，虽然洋人两百多年前就已来到此地，但是时至今日，路人仍把他视为怪物，争相围观。李佳白先生在他的书中曾援引此事，并补充道：“天主教教士们整日独居，与外隔绝，颇显神秘；当地人无从得知他们的一举一动，因此猜疑谣言四起。”无论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有何理由，中国民众都极为不快。民间有流言蜚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天主教的一些仪式也加剧了中国民众的误解。比如，天主教教士会为垂死的婴儿施以洗礼，民众对此不解；尤其是当他们联想到洋人会用人体器官来冶炼金属的谣言时，他们便怒不可遏。同样，天主教的涂圣油礼也有争议，容易引发误会，招致怨恨。

任何对中国怀有善意的人都不能诋毁天主教在华的贡献。天主教长久以来在华各地，乐善好施，为民众造福不少。教内也有很多虔诚的男女信众，他们品格高尚，克己献身；尽管中国民众对他们的举动不甚理解甚至有所误会，他们仍旧一如既往，为民众谋福，不计得失。在新教觉醒前的几百年间，天主教一直坚决隐忍，心怀民众福祉。近年来，虽然屡遭批评与敌视，它依然如旧，默默传教。尽管如此，或者说恰恰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注意，现在的天主教在华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因此为祸一方，影响极坏。天主教也定会食其恶果。二十五年来，我们一直在观察天主教在华的所作所为，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所陈述的事实。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行恶者必食恶果。而早在三十年前，总理衙门就预见了这一结果。“此情此景，我们怎能期冀民众能与天主教达成谅解，长期友好相处呢？我们怎能阻止中国官民同仇敌忾呢？”可见，当时在总理衙门，无论是亲王本人，还是众多官员，都对现状颇感忧虑，甚至不乏恐惧。因此，他们都想劝阻天主教回头，控制局势，避免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他们担心民众排洋情绪经日积月累，一旦爆发，便会酿成灾祸。到那时，一切为时已晚，无论是地方当局，还是各省高官，甚至是总理衙门，都无能为力，难以挽回局势。在中国，只要民众起义反叛，皇上便会任命高官率军讨伐。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历史表明，总有人不惧武力，愿意杀身成仁……简而言之，时局如此，就应效仿欧洲做法，满足民意。如若弃之不用，代之以武力镇压，更大规模的起义定会发生。

果不其然，不幸被总理衙门言中，中国百姓终于再次造反。然而，他们的矛头并非只指向天主教，而是将满腔愤怒向所有洋人宣泄，公然打出“灭洋”口号。孔子曾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洋人不得不自食其果。由此可见，天主教在华六十余年，恣意妄为，为祸一方，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招致了耸人听闻的恶果。如若换作他国，结果可能更糟。这次暴动有别于历次起义，性质迥异，因为清政府对暴民先是包容，再是怂恿，最后甚至将其收归麾下。虽然种族仇恨和西方列强对华政治侵略是这次暴动的主要原因，但是广大民众对天主教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则是火上浇油，使得这次暴动极为惨烈，伤亡史无前例，也使得暴动难以平息。坦承这一事实，符合中国民众的利益，也有利于屡遭杀戮和迫害的宗教在中国的和平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