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对中国传教事业的影响

中国人排洋轻洋，由来已久。要理解其中缘由，而将双方区别对待，是不宜之举，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洋人，都应平等对待。中国人鄙夷外人，憎恨外人，已经无须再加以赘述。清朝以前是否这样，暂且不谈，至少清王朝对待洋人，心怀嫉恨，缺乏信任。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祖辈当年浴血沙场，费尽周折，才定都京城，入住奢华的宫殿，所以大清国君无时无刻不在担忧，提防任何外人重演历史。他们深知洋人实力雄厚，虽有妒意，却只能刻意避而远之。此种心态，昭然若揭：上至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持此心态。造成此种状况，与中国的君民关系息息相关：在中国，民众绝对服从君王。换句话说，就是君要民死，民不得不死。

说到基督教，民众对其缺乏信任，确有其特殊原因。太平天国起义历时十五年，殃及中国大部，富庶之乡惨遭践踏，繁华都市被洗劫夷平。起义首领洪秀全，曾饱读基督教书籍，熟悉基督教教义，与诸多本国基督徒以及美国传教士罗伯茨有过深入交流。他揭竿而起，是为了颠覆国人信仰，另立门派，供人膜拜。但是很快，太平天国便庸俗变质，腐败不堪，自私自利，甚至亵渎神灵。直到数月后，太平天国运动的本质才得以揭露。其间，很多洋人对运动表现出极大热情，不加掩饰。他们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在正确的引导下，一举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重振国威。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起义的统帅们个个好大喜功，自以为是，骄奢淫逸，根本无力担此重任，洋人们的希望因此瞬间化为泡沫。当然也有些洋人，抱着冒险的想法，继续暗中支持太平天国，只是为了获得钱财、攫取利益罢了。如此一来，加上当时穷困潦倒境况的推波助澜，势必会对中国人的心态产生影响，驱使他们排外，对基督传教心生疑虑。

数百年来，中国人对“上帝”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但新教得以传播则只是近五十年来的事。在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中，这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与天主教教徒不同，新教徒在外不强调整齐划一，团结一致，他们更愿独自行动，散布教义。中国人虽不知道这些人从何而来，因何而来，去往何处，却恍然发现，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中国十八个行省。他们一路上要么售书，要么卖药，并且时不时地祷告。这一切，中国人看在眼里，急切想知道他们所为何来。十三年前，我与一旅伴，沿着官道，前往山东省城。偶遇一老翁，闲来无事，蹲在路旁，见我二人擦身而过，自言自语道：“川流不息啊！”看看他的表情，我便知他的所思所想。他肯定在想，以前啊，这一带没有一个洋人。后来呢，也只是三三两两，不成气候。哪知如今，洋人接踵而至，男人妇孺，成群结队，好不壮观，真可谓“川流不息”。这不是他想看到的景象，他甚至心生恨意，毫无缘由。他明显是在怀旧，也在感叹时运不济。

中国人可能是出于本能，比较排斥洋人，尤以文人为甚。洋人一旦在中国传授新知，教化民众，书生文人便会站出来公然反对，甚至言语攻讦，进行道义谴责，因为他们担心古人圣训会受此冲击，地位不保。这些人刻板保守，恪守封建礼数，要让他们接受西学新知，无异于痴人说梦、天方夜谭。实际上，西学新知与儒家学说并行不悖，能互通有无，启迪智慧。这些文人置此于不顾，对西学有疑惑，但更多的是鄙夷不屑。洋人传教士后来在中国屡受牵制，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凡事皆事出有因，正所谓无风不起浪，无根不长草。中国文人阶层庞大，上有手握实权的朝廷要员、衣锦还乡的官员，下有地方乡绅、乡村私塾先生，是他们在维系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均衡。一旦政府官员与民间文人就某事观点一致，他们定会兴风作浪，蛊惑民众，责难攻讦，最终达成目的。“风吹草动”便是这个道理。有人断言，历数针对洋人传教士的暴动，没有哪次不是因文人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所致。这么说，虽有夸大绝对之嫌，但是不无道理。

新教教徒遍访中国各地，深入各阶层民众，偶有布施传道。其间，他们难免会有言行不当之处，触怒哪怕是最为克制的文人书生。毕竟，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经验丰富，谨言慎行。与中国人交往，哪怕其人极其友好（当然友好人士并不常见），只要自己言行稍有不妥，对方便会蹙眉不满，甚至会拂袖而去，因此至多只能期冀对方看待事物能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长久以来，在华新教徒在传教中，总会流露出不屑孔孟学说和贬低两者贡献之意，因此鲜有民众轻信传教士所言。此类事件屡有发生，传教士们也为此饱受责难，吃尽苦头。事实上，虽然很多传教士久居中国，但要向教外之人描述中国历史和文学，他们要么夸大其词，要么讷于言语，要做到恰如其分，非常困难。这似乎有违常理，本应越来越简单才是。

洋人来华传教，多不愿入乡随俗，这对中国人来说就是罪恶滔天，不可饶恕。中国有句古话，叫“入其俗，行其令”。大意就是，人们身处异乡，就要随本地风俗习惯，避讳本地人的禁忌，只有这样，才能举止得体，受人尊重。于是，在他们眼中，这些洋教士俨然成了顽固不化的异端，来华就是为了麻痹劳苦大众的。然而，中国各地风俗迥异，虽庙宇鳞次栉比，民众却敬重不同神灵，但是拜祖是所有中国人的传统，也是重要习俗。外人入乡，难道也要让他拜祖吗？对此，中国的有识之士也难作答。

与中国人讨论神灵崇拜似乎不太妥当，但是我们的这些推论也有理有据。比如，基督教徒们会质疑，这些仪式制度是否为中国人首创？即使经人解释，他们是否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内涵？另外，“worship”这个词翻译成汉语就是“崇拜”，这个词本身就有歧义，因为它还有“尊重”和“举止得体”之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追根溯源，考察其在古汉语中的用法。结果发现，该词源于祭祖习俗。由此可见，基督教对祭祖并非毫不关注。这种方法，虽切实可行，但会遇到重重障碍，因为多数准信徒们从未受过教育，目不识丁。因此，在传教布道时，必须有十足耐心，就像对待学龄儿童一样，先要让他们明晓一些戒律，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然后就是在生活中绝对服从，贯彻执行。至于为何如此，他们需要假以时日，才能领会。

当此关口，我们无意就中国人拜祖为基督教辩解，也不想行中庸之道，想方设法将敬人与敬神合二为一，以达到彼此互不侵犯的目的。我们只想澄清一点：当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阻碍了福音在华传播，致使他们仇视洋人洋教。

法国神父于克（the Abbe Huc）曾著有《中国的基督教——从鞑靼到西藏》一书，该书论述客观公正，内容翔实，其中讲述了康熙皇帝与科隆主教的一段对话，谈及中国人祭祖的真正意义。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辩了很长时间。后来，康熙不再与其争论，而要考考主教的汉语水平，要他读一读刻在觐见殿的四个大字。但是主教只读出了其中两个，而且四个汉字均不知何意。（当然，决不能因此断定主教本人无权对此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也不能说明主教汉语水平低下。）康熙据此断定，既然此人无知之至，怎能堪以大任，来教化文人书生呢？至此他大获全胜，心中窃喜；而主教自然羞愧难当，铩羽而归，但仍心存疑虑，认为这个问题尚无定论。纵有皇上旨意，教皇圣昭，也无法阻挡中国人前行求知。与此同时，基督教传播严重受阻。很多人不懂中文，对中国祭祖全然不知，而且举止毫不顾忌。他们认为，造成此种局面是因为有些传教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而中国信徒又不加鉴别，盲目跟风。他们甚至为如此轻而易举能找出问题所在而自鸣得意。

当时，中国的基督信徒们命运多舛。按照教规教义，无论是过农历新年，还是遇到婚丧礼仪，都不得上坟祭祀，因为这有偶像崇拜之嫌，是亵渎上帝之举。因为这一教规，他们往往会惨遭迫害，甚至会被逐出家门，财产被侵，远离宗族，甚至背井离乡。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洋人教士看在眼里，痛在心头，难以忍受。于是他们便诉诸各个条约，以匡谬正俗，保护信众。然而要达到信仰自由的目的，绝非易事，只有通过卓绝斗争才能争取得到。往往斗争结果只是教外之人答应不再仇视信徒而已，但是这些人只要一有时机，随时可能背信弃义，卷土重来。此类迫害事件，往往与财产争端、家族世仇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会非常棘手，处理起来便会难上加难。有时教士们也会出于无奈，将一些案件移交衙门处理；但是另外一些则置之不理，不便让官方介入处理。

中国人有一个特征，就是如遇不治之症，会极为坚忍。同时，他们有仇必报，近些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仇恨可能会延续终生，甚至代代相传。在中国，只要有人摒弃传统习俗，皈依基督，便会引起公愤。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不胜枚举。基督信众虽然能自由行事，但如遇婚丧，便会屡屡受阻。如果坚持信仰，一意孤行，便会招致怨恨，甚至会遭到无情报复。义和团起义时，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很多时候，尽管他们是无辜的、清白的，毫无歹意，但仍无济于事，依然会受到迫害，人身财产不保。也就是说，教徒们遭此命运，并非因为他们言行不检点。而且中国民众，一旦被煽动，去迫害基督信徒，便立刻显露出狰狞面目。他们诡计多端，执拗顽固，虚伪邪恶，无所不用其极，真是印证了那句谚语，“不论是水罐敲石头，还是石头敲水罐，都是水罐遭殃。”新教徒如此，其他教派信众也难逃此劫。(www.xing528.com)

新教在中国迅速扩张，信众众多，其中难免会有害群之马。他们心怀不轨，入教并非为了追随教义，而是要借机接近洋人，攀附权贵。他们这样做，给基督教蒙羞，甚至招来恶名；这些人一被发现，立刻就会被清除出教门。据我所知，世界各地的新教教派，对此种行径从未姑息容忍，因为这些败类无疑会损害教会形象。在如今的中国，因为民众本来就对“洋人教化”警惕排斥，甚至怀有恶意，这种行径就显得更是罪不可赦了。每每遇到此种情况，新教便会求助清政府地方官员，要求匡扶正义；而那些官员多数对新教不无反感，而且总是办事拖拉，持有偏见，执法不公现象时有发生。当社会风平浪静，他们会自诩为新教忠诚友人；但当社会动荡、风起云涌之时，他们会迅速翻脸，召集乡绅头领，澄清自己素来反洋教的态度，并集结众人，要彻底铲除洋鬼子，废除洋教。

洋人传教所到之处，都会置地购物。每当有财产争端，中国人便会一拥而起，发动暴乱，平息争端，了结宿怨，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中国信众如果不祭拜神灵，不上坟拜祖，便会引火上身，招来非议甚至杀身之祸。与此同时，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洗劫一空。

按习俗，中国乡村遇到大事，就会搭台请人唱戏，或者设立道场，费用由各家各户按人头收取。新教徒们不愿缴纳，便会惹怒乡邻，招致不满。如果因此戏没有唱成，道场无法设立，情况便会更加糟糕。只需稍许煽动，他们便会群起而攻之。之所以这样，确实是事出有因：第一，基督徒对此类活动漠不关心，拒不出钱，就意味着他人要多出钱；第二，中国人对戏剧极为痴迷，为了看戏，甚至能废寝忘食。遇到这种情况，和尚道士也会乘机痛斥洋教，说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甚至要颠覆中国传统。他们身居庙宇道观，自认能体恤民情，为民祈福。殊不知，他们这么做却只能彰显自己的愚钝无知。值得注意的是，在义和团起义中，和尚道士也是一马当先，甚至充当统帅。而这种现象，此前鲜有发生。

不可否认，有大批洋人信徒，他们对中国语言、礼仪、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都知之甚少，便来华传教；传授基督教教义学说时，他们又拘谨僵硬，不会变通，这无形中便会激发中国人的鄙夷心态。至于如何将基督福音在中国民众中广为传播这一问题，即使穷其一生致力于此的传教士们也难以给出定论。无论基督教教义有多么崇高，其传播过程总会有磕磕碰碰，在中国如此，在其他地方亦然。事实上，基督教在不同时期，在世界各地，都曾受到抵制，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并不鲜见。但即使这样，推崇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们仍被看作蛮夷，其教义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和思考。

洋人传教需要书籍材料，对其功用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审视。一方面，由于成千上万中国民众有皈依基督的意愿，对相关书籍需求巨大。与此相比，现有书籍显然匮乏，无法满足需求。另一方面，考虑到书籍文字因智慧经验而生，只能渐进发展，无法批量生产，所取得的进步也颇让人欢欣鼓舞，使人憧憬美好未来。但是，必须承认，现有书籍材料良莠不齐，好比一尊雕像，其中既有金银铜铁，也有沙石泥土。九年前，有一位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中国文人在上海一家报纸上撰文，痛陈基督教，指责基督书籍一味描述世间黑暗。在我看来，这种指责站不住脚，因为黑暗并不为恶，而且只要稍有曙光，便旋即消退。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福音协会和圣经公会等机构的不懈努力，各种书籍开始在全中国流通，数量惊人。其后果如何，难以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籍会给民众带来曙光，能够启迪智慧，振奋人心。同时，有迹象表明，随着书籍的大规模流通，一些顽固保守的文人对基督书籍颇感不满，常常是恶语相加，攻讦不断。这不同寻常，出乎预料。这恰恰说明书籍流通、思想传播的力量。

西医与基督教好比孪生兄妹，如影随形。传教士所到之处，只要精通医术，就会治病救人，这也部分缓解了中国人对洋人的偏见，缓和了民众对洋教的抵制情绪。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教会行医会触及一些固守中医并从中渔利的中国人的利益。他们便恶言中伤，说西医只是洋人的把戏，想要“收买人心”罢了。民众本来就对洋人缺乏信任，对西医心存芥蒂，如此一来，只会更加排外。西医也并非万能，对有些病入膏肓的民众也是束手无策的，手术也间或失败，造成不幸结果。每当此时，中伤攻讦之言便不绝于耳。有时即使医疗效果立竿见影，也会有人横加质疑，指手画脚。由此可见，洋人教士在华行医配药是多么艰难。我们统计了一下近五十年来接受西医治疗的数据，欣喜地发现，多数病例都得以成功救治，纠正了民众的偏见，缓解了它们的恶意。即使如此，只要民众受到唆使发动暴动，便会迁怒于洋人。他们的医院和药房于是首当其冲，遭到焚烧摧毁。乡民们这么做，有点儿令人匪夷所思，因为他们是受益者，也并不认为西医不可靠而应该取缔。以前洋人要建造医院、设立药房时，总有一些文人乡绅会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拦。但是清朝各级官员却乐意资助。总体而言，西医在过去几十年间，救死扶伤，不计其数，积善积德，功不可没，也势必会有更多更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新教教派众多，教义有别，而且它们之间各自独立，行动起来不够谐调一致，中国民众对此难免会感到困惑。甚至有人据此推断，说基督教很多观点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对此，我们要时刻提防。我们认为，这只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对基督教所作出的诠释，虽然有失准确，但是情有可原。中国人向来强调多元一体，和谐统一，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主基调。比如，他们的“八卦”思想，各部分自成一体，却又和谐统一，构成神秘的世界。基督教思想与此如出一辙，虽然教派教义有别，但是核心一致，本质无异。如果新教内部不同教派互不承认，彼此为敌，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统一了。中国人是这么看待的，我们也是。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革故除旧，推陈出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高效经济，达到最佳效果。

新教教徒在华兴建教堂，传授教义，守法安分，因此多年来，从未有人指责其图谋不轨，带有政治目的。当然，新教自身管理方面也有不足，并非至真至善，在处理与教外民众的关系方面，也时有欠妥之处，并非完美无缺。但是瑕不掩瑜，它本身还是利多弊少，能造福信众。而且，只要假以时日，弊端和不足会日渐消逝。这样，中国民众会对其更加友好，各级官员也会更加宽容。

中日战争结束以来这五年，中国民众重新思考了新教在华的使命与目标，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是质的进步，令人欣慰。同时，他们刊发洋人的书籍文章，尤以中国益智会的文章为代表，得到广泛传阅。这些文字甚至走进皇宫，供国君垂阅。就算是在反洋排洋情绪最为高涨的湖南省，民众也是争相传阅。可以说，传教士们的文章书籍，孕育了新知，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1898年，倘若当时的清皇力排众议，坚决实施革新，那么他们的影响就会立显。毕竟，在那个关口，这些学说思想可以引领中国人，明确中国的发展方向。但是，不幸的是，维新很快遭到挫败，对此新教也有责任，虽然他们的责任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