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能创造一个完美个人，那就创造一个完美团队。
但完美个人与完美团队，在特定的时候，是一对矛盾——房玄龄准备用宽广的“爱”，去包容一切，理解一切，但李世民适时提醒他：“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
皇帝把话说得很明白：官员不图多，要精；治吏不能松，得审。
太宗将话说得又很含蓄：作为宰相，还需要将自己心中的爱，再放大些；与对国家的爱相比，对下属的爱，都是小爱。
这是李世民对完美团队的完美解读。
作为优秀政治家的房玄龄，当然理解领导的意图，于是很快，大刀阔斧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第一波，就是政府机构部门全国大裁员。
李世民指示房玄龄，直属中央的政府机构任职官员达到两千名，有点不正常，应该大力裁减。
话说起来简单，上下嘴皮一碰，就能出来，可真正把它付诸实施，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绝对不容易，因为裁员意味着要有人丢掉饭碗，要有人心痛。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手中的饭碗属于流水线铁质产品，此处弄丢，别处找找，没准还能找回来，但对于京都长安中央级别的官员们来说，拿在手中的，可都是私人订制的纯手工金质饭碗，一旦弄丢，再到哪儿去找？
但太宗皇帝说得很明白，本次中央政府机构大调整的主要目的是“裁”，不是“轮”，是回收饭碗，不是相互交换一下继续盛饭吃。
眼看着房宰相磨刀霍霍地要对自己下手，一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官员们开始坐卧不安，开始四处奔走，最终形成气候——一股若有似无的抵抗势力，正逐渐形成。
这注定是冷冰冰的较量。那种在温暖和谐的氛围中谈谈心，展望一下未来，便让人乖乖交出金饭碗的想法太过浪漫。房玄龄很明白：夺了人家的碗，就是碎了人家的仕途未来，得罪人是必然结果。
房玄龄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找到杜如晦，打算商量一下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房玄龄首先提出几种具体实施方案，但感觉都不合适。特别是对于先拿原秦王府的人开刀的想法，房玄龄讲出来之后，自己都不住摇头苦笑。
杜如晦握紧老搭档的手：咱就这么办！
杜如晦认为，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偏僻角落，而是来自于皇帝周边。只要将皇帝身旁的近亲旁支修剪整齐了，再对付其他招展着的花枝，就要好办得多。
不过秦王府可是皇帝梦开始的地方，原来府内不断隐现着的脸庞，对于太宗来说，可都是满满的回忆与情感，因此在将皇帝剪成“一枝独秀”之前，一定要征询一下本人的意见。毕竟，他是本次裁员运动的始作俑者。
结果李世民的回答简单而明确：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你们放手去干，我决不会因私人徇私情，为私人谋私利！
皇帝的话是风向标，是尚方剑。
有了李世民的支持，两位宰相开始对秦王府大刀阔斧起来，针对当事人哭爹喊娘、上蹿下跳的挣扎表现，房、杜二人毫不理会，直接拎起来，菜市场走走，不值几个钱的，立马舍掉——不是老百姓的菜，就不是国家的蔬，老百姓心里的秤称不出斤两的，压根儿就不往国家天平上放！
李世民躲在幕后，对于前台传来的阵阵哭泣声，假装没听见。
秦王府的事情一解决，其他的都不是事儿。一番动作下来，两千京官被裁去近七成，只剩六百四十三人。六百四十三这个数字读起来也不少，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宋朝仁宗时期的京官，达一万七千人。
唐太宗依据事情设官，宋仁宗依据人情设官。
中央的事儿一了，房玄龄，杜如晦便开始着手整治地方，针对“两多一少”（行政机构多，官吏多，老百姓少）的情况，大加并省，裁减州县，将全国仅划分为十道、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个县。
唐初的这次裁员无疑是成功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奠定了贞观之治乃至有唐一代的政治基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裁员运动，它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朝代。可历史上第二次大裁员运动，却葬送了一个伟大的朝代——明朝末期，面对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崇祯皇帝雄心壮志，义无反顾地走上政府机构改革之路，并一去不复返。与李世民自上而下的改革相反，朱由检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方案，过程中狠抓次要矛盾，对贪污成性、腐败成风的大官僚置之不管，对处于官级最底层的驿站小吏却痛下杀手，最终将那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生存的驿站小吏逼疯。驿站被无情取缔之后，失业人员李自成喝着西北风揭竿而起，将崇祯逼死在树影婆娑的景山之巅。
对于官员体制，李世民的战略思维是少而精，现在“少”的问题完美解决，“精”的问题立刻摆在房、杜两位宰相面前。“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李世民掷地有声。
如何让余下的官员“精”起来？皇帝的指导性意见是“审”与“省”。
房玄龄、杜如晦简单商量之后，有关政治体制的第二波改革开始，重点是治吏，手段是立法，目标是保证各级官吏一心一意搞建设，两袖清风建功业。
先立法，再“立”人。房玄龄、杜如晦在《武德律》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论证，编制了一部划时代的、类似现代刑法的依据性文件《贞观律》，并分别在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给出了专门用于“治吏”的五十九条，合称《职制律》。
这部由房、杜二人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亲手创制的《职制律》，内容广泛而具体，可操作性强，使用起来非常方便。(www.xing528.com)
《职制律》涉及 “五刑”，为了保证接下来的内容能够被充分理解，需要先科普一下有关“五刑”方面的知识。
在中国奴隶社会，存在墨刑、劓刑、大辟、宫刑、刖刑五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均是通过对人体组织做减法来达到惩治目的：墨刑是对脸上的肉做减法，劓刑是对鼻子做减法，大辟是减去人的头颅，宫刑是减去人身体的某一部位，刖刑是减去人的手足。
到了封建社会，人类文明得到发展，刑罚方面，相对于古代五刑来说，要“温柔”些。隋文帝时代颁布的《开皇律》规定了五种法定的刑罚：笞、杖、徒、流、死。简单理解，就是抽你、拍你、劳你、走你、灭你。
笞刑，是用细荆条抽屁股，按照抽打次数分为五个等级：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每等加十。
杖刑，是用粗荆条抽屁股，按照抽打次数也分为五个等级：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每等加十。
徒刑，是戴着镣铐参加义务劳动，按照劳动时间，分为五个等级：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每等加半年。
流刑，是戴着镣铐去远方参加义务劳动，按照空间距离，分为三个等级：离家两千里、离家两千五百里、离家三千里，每等加五百里。
死刑，即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按照身体的完整程度可分为两个等级：绞、斩。
房玄龄、杜如晦在编制《贞观律》时，充分借鉴了《开皇律》中有关刑罚的内容，在量刑定罪上，相对于《开皇律》，又有所减轻。
科普完毕。
为了防止出现官员数量再次泛滥，路边的野官儿遍地开花的现象，《职制律》明确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两年。
也就是说，对于特定的职位，人员编制的方式、数量都有明确规定，倘若哪位领导一时头昏脑热，搞了许多编外人员进入仕途，一定会有人被打屁股。编制超一人打一百，超三人打一百一十，超过十人，干两年苦力。
打谁？当然不是进入编内的“编外人员”，打的是为特定人群狂开绿灯，动辄就签字盖章，黑夜中频频收取好处费，身体与精神受到严重污染的贪官腐吏。
当然，打人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官员的去留平衡，避免求职者连绵不绝，官员泛滥一发而不可收的情况发生——既然好不容易将全国的官吏裁减到正常状态，就要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去维护。
针对官员在正常上班时段内的迟到早退现象，《职制律》也有相关规定，官员每日都要“点检”（类似于学校学生的点名，单位员工的刷卡或刷脸），“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迟到或早退一次，细荆条会狂抽屁股十下。
如果不慎迟到，为了减轻皮肉之苦，能不能暂时让屁股背一下黑锅？
当然不能！屁股与黑锅又不是无缝契合，揭下来很容易。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国家正式干部，平时有头有脸的人物，倘若总是迟到、早退，时间久了，不止屁股红，脸也会红。
是不是存在有制度不遵循、有法度不执行的现象？肯定存在，但不会多。房宰相是一位追求完美的人，该打而不打，让他知道后，后果会很严重。
点检只是“特征点”控制，在上班、下班两个时间点上，点点名，如果都在，就算满足要求。
一早一晚都在，不早不晚时溜号怎么办？
那就要进行全过程控制。
所谓全过程控制，就是不仅仅控制你的工作过程，还要控制你的休息过程。
《职制律》的规定很明确：“诸在官，应直不直，笞二十；应宿不宿，笞二十；通昼夜者，笞三十”。
该上班不上班的，要打；不该上班却上班的，也要打；上班上瘾，忘记休息的，更要打！
黎明时分放下手头的工作，在身心疲惫中努力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躯体被人拖出去狂扁，这是什么节奏？
加班非但不给加班费，还要挨打，房玄龄、杜如晦的做法，似乎太不近人情。
不过二人几乎是异口同声：政府分配的工作，只要合理利用上班时间，均可顺利完成，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给谁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晚上加一宿班，白天撒半天癔症，这不是什么好模式。
国家刚刚裁去那么多人，留下来的可都是精英，如果你们前仆后继地想通过加班来透支身体，我们决不答应！为了更好地工作，你们要更好地休息！房玄龄、杜如晦没学过辩证法，也没研究过方法论，但是他们懂。
可两位宰相只会将该项条款用到别人身上——为了国家，他们“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一如既往地加班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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