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平河北之后，李世民精神为之一振，魏徵脚下的路，也逐渐清晰起来。
在鲜花与掌声中，魏徵自河北凯旋，立刻被升为尚书左丞（正四品）。
作为“三省”之一尚书省，在朝廷举足轻重，省内老大叫尚书令，老二叫左右仆射，老三叫左右丞。按照内部业务分工，尚书左丞辅佐尚书令，总领纲纪；尚书右丞辅佐左右仆射，掌管钱谷。因李世民早年曾做过尚书令，为了避讳，在他登基之后，尚书令一职无限期空缺。
没有尚书令，却有尚书左丞，太宗的意图无比清楚：魏徵当下的服务对象，是曾任过尚书令的皇帝。
魏徵从此成了李世民私人住所的常客，个人关系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魏徵曾经辅助李建成的黑色经历，已成为二人不愿提及的陈年往事。
生活如果总是一帆风顺，那还有什么意思？在九曲十八弯中长大的魏徵，又一次面临考验。正当君臣二人相交甚欢时，一则消息不胫而走：魏徵做了有损国家形象的事情！有人拎着钱袋子偷摸进了魏府，出来时钱虽然没了，人却很灿烂。
再亲再近，也得有个尺度。一向泾渭分明的李世民听说后拍案而起：私人关系只能台下提，留在台上的，永远是国家利益。只要有损国家形象，危及帝国统治，不管多么的“雕梁画栋”，我李世民见一个拆一个！
李世民雷霆怒发完之后，直接将御史大夫温彦博找来，让他对魏徵的不良行径进行彻查，一定要搞清楚，魏徵“阿党亲戚”的罪名，究竟成不成立，如果成立，那就立刻逮捕并移交司法部！不过，最终的调查结果是，所谓的魏徵阿党亲戚纯属子虚乌有。
也许情报错误？也许有人嫉妒？也许——糊里糊涂？
但温彦博上奏李世民，排除“也许”因素之后，有一条罪状是成立的，那就是一向邋遢惯了的魏徵，说话做事“不存行迹”。正是因为不存行迹，才会导致形迹可疑，“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
李世民听后连连点头，立刻授意温彦博对魏徵提出警告：以后说话做事不要太随意，要注意形象，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作为朝廷重臣，不能总被人抓小辫子，传扬出去，有失体统。
既然没有犯罪事实，太宗皇帝打算大事化小，以观后效。
李世民想静下来，魏徵却非要动起来。他的心里很难过，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需要发泄。
魏徵发泄的对象不是温彦博，他嫌力度不够。他直接找到李世民，要和李世民说道说道：“存行迹”毫无必要，只要官里子洁白无瑕，官表面溅上些泥点，丝毫伤不了大雅。倘若工作生活处处小心，时时谨慎，还要时刻注意“存行迹”，简直麻烦到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是高效的工作模式。(www.xing528.com)
“群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行迹，若君臣上下，同尊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忽略群臣之间契约的本质属性，过分追求表面文章，属于不正之风，任由这股不正之风狂刮，要说不翻船，我是不信。
魏徵说得李世民“瞿然改容”，连连道歉。不过他的一颗心，也因为魏徵提到的“契约精神”，稳稳地放了下来。李世民要的就是这句话，如果魏徵早点向他表明真心，李世民也不至于这么着急上火，兴师动众。
纵观李世民一生，尤其讨厌与顾忌的，就是有人“阿党”。拉帮结派、搞小集团、立小山头，你们究竟想干啥？
因此起初有人告发魏徵有阿党嫌疑时，李世民立刻充满警惕。虽然事后的一切证明魏徵是清白的，但温彦博的建议很有道理，当朝为官，必须存行迹！
他让魏徵存行迹，就是婉转告诫，一切都摆到面上，不要私下搞小动作。魏徵已经表明态度：他所恪守的，是君臣之间的游戏规则（协契、公道），而不是将这种规则视作游戏（简单地存行迹）。
两人坚持的，其实是一个东西。
知道魏徵没什么邪恶想法后，李世民的火气降了下去，但魏徵的火气又开始上升了。
您想让我做一个忠臣，还是做一个良臣？魏徵似乎准备谈古论今。处于被动地位的李世民充满迷惑：忠与良之间，有区别吗？
区别当然有，古代的稷（尧时代名臣，周的始祖）、契（尧的异母弟弟，商的始祖）、皋陶（尧舜时代贤臣，中国司法鼻祖）辅佐明君，千古留名，属于良臣；龙逢（被誉为“死谏开先第一人”，被夏桀所杀）与比干（被誉为“亘古忠臣”，被商纣王所杀）直言劝谏，最终身首异处，虽成就了自己的忠臣之名，却陷君于不义。忠与良之间，我想选择后者。
魏徵表面谈臣，实质论君。他想做稷、契、皋陶，是有前提条件的。
这个前提条件是，李世民只能做尧舜禹，而不能做夏桀、商纣。
一直将尧舜禹当成偶像的李世民，当然听得出这弦外之音。他最终含着苦涩的笑，赏赐魏徵五百匹上等布料。
魏徵凭着一股血气，引经据典地罗列出这些话语，似乎有点重——皇帝只是偶尔表达一下疑虑，提醒一下今后做事的方式方法，真没必要拿起棋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将皇帝的军。什么夏桀、商纣王，多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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