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隋太上皇杨广在江都（今扬州）死去之后，远在长安的隋恭帝杨侑将皇位“禅让”给了李渊。
李渊一坐上皇位，立刻放眼未来，准备四面出击。他很清楚，太原起兵以来进行的大大小小十几次战争，一再印证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千古名训。但自己坐上了皇位，受身份限制，已无法自由驰骋疆场；大儿子李建成身为太子，不能“轻举妄动”；二儿子李世民倒是很能打，可仅凭他一己之力，似乎还不够；四儿子李元吉是一个给他个玩具就能玩半天的主，只能做配菜，做不了主勺。至于其他儿子，就武功而言，可以忽略不计。
李渊考虑完儿子之后，开始考虑侄子——他始终认为，所谓的国家机器，本质上是家族企业，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军事领导权交给家族以外的人。
将侄子们遍览一番之后，李渊很伤心。他做出决定：李世民虽不是三头六臂，可在当前形势下，也只能当三头六臂用。
李渊给李世民下达了军事计划：以长安为中心，西部、北部、东部，都由李世民来负责，争取几年之内，让大唐管辖的国土面积翻上几番。若是人手不足，可以让李道宗与李道玄（均为李渊堂侄）做配菜。
南部呢？
南方的巴蜀之地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得关中只能偏安一隅，得汉中与巴蜀，方可觊觎天下。大唐既然已准备觊觎天下，就不能不先经营巴蜀，可派谁去呢？
只能碰碰运气。
很快，一道圣旨下给了文职干部李孝恭：带上山南（今秦岭以南）招慰大使的帽子，再带上一些兵马，到巴蜀去经营一下，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贪多图快。
其实英雄是时势造出来的，你不给人家时势，怎么出英雄？有时一个机会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李渊在无奈的情况下，最终给了大侄子李孝恭半个机会。
为什么说是半个机会？看看李孝恭头上的那顶官帽，便能知晓其中答案。
让李孝恭做山南招慰大使，而不是山南道行军总管，李渊显然经过了深入思考。(www.xing528.com)
纵观唐朝整个建政过程，完成领土统一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征讨，一种是招抚。如果是征讨，就派行军总管（或元帅）过去直接开打；如果是招抚，就派招慰大使过去直接谈。
在大唐的最高决策者看来，征讨的结果只能有一种——必须成功，但招抚的结果可以多一种——允许失败。万一谈不拢怎么办？接着谈，一遍遍谈，实在谈不下去的时候，再改派武将过去征讨。
征讨意味着强大，招抚意味着先要装得很强大。
打着大唐的旗号，去巴蜀走走，能吓住几个就算几个吧，反正带兵打仗也不是你的强项——李渊没说出来，李孝恭却猜得出来。
不过李孝恭很清楚，想吓住巴蜀人，可能比走蜀道都难。只有另辟蹊径，才能确保成功。温文尔雅的李孝恭一踏上了巴蜀的土地，立刻做了一套完整动作，这套动作竟然让巴蜀人为之疯狂，三十余州不久纷纷归附！什么动作这么厉害，大力金刚掌还是北冥神功？都不是。
李孝恭对着巴蜀山川，来了“温柔一刀”。他没有将叔父的“招慰”精神贯彻到底，而是稍稍做了点变动，修了一字，添两个字：招携以礼。
李孝恭带来的不是“慰”，而是“携”。“慰”使人忧伤，“携”才会带来希望。淳朴良善的巴蜀人民等来的不是豺狼，而是“阿礼郎”。
只要让我们大步流星走康庄大道，这片热恋的土地究竟姓杨还是姓李，并不是不可商量——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人，最终也会受惠。李孝恭凭借着他的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征服了蚕丛的子孙。
李孝恭怀揣阶段性成果，向远在长安的李渊汇报：可以把巴蜀当做大后方，向东征讨，因为东面忽然冒出一个异端，顶着个吃米的名字，竟干着吃人的勾当，应该教训一下。
李孝恭的意思很明了，“文”已经动过了，他想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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