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评议会、群众大会：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征粮工作的核心是按时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但这并不是征粮工作的全部，因为征收公粮之于中共，不仅是一个财政经济层面的任务，还是一个“运动”。中共指出“要在公粮工作中获得严重的附属的收获”，意即“就是在这一工作的进行中，经过宣传解释，做到提高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提高群众对政府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而使各社会阶层的关系更加融洽，各阶级各阶层更亲密的团结起来”。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共先后采取政策宣传、干部动员、典型示范、开展试点等方式，然而不断提高的征粮标准严重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征粮由此与农民经济利益构成一种矛盾。而另一方面，工作团来了以后又另起炉灶、抛开原有村干部的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使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形成一种潜在的冲突，这使得地方干部在抵制外来干部方面其实和一般群众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想要在完成征粮任务的同时，“提高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提高群众对政府统一战线认识”极为困难，这一点可以从前述农民采取的缴纳坏粮、拖延抗缴、破坏生产的消极抗拒，以及农民与村干部的相互包庇、瞒报产量等情况看得出来。实际上，这种地方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协同配合，对中共想要在征粮的过程中既要保障粮食供给又要动员农民的计划构成巨大挑战。为达到这个目标，解决现实存在的“个人隐瞒”“集体瞒报”“缴粮公平”问题，把征粮工作变成真正有力量的群众运动，就必须形成上下一气、互相督促、互相批评的民主作风。“评议会”这种旨在调查登记农民经济状况、实现公平征粮的工作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群众评议、监督斗争也由此成为征粮工作的中心环节。

所谓“评议会”，指的是中共在征粮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对农民自报土地、产量进行公开评议核实的工作方法，旨在用链条式的方法把农民联系起来，加强群众间的相互监督，以保障公粮征收的有效性和农民纳粮的公平性。为保证调查确实、征收合理，“提高民众相互监督的责任”，中共在修订公粮条例中规定各地须以行政村为单位组织代表成立“评议委员会”（下文简称“评议会”），负责对各村内农民所上报之土地、产量进行民主评议。其中“调查与评议”一节在该条例中明确规定：

凡居户之家长或厂号之经理，须遵照规定进行登记，对于登记不实者，得采用清丈土地查阅账契等办法，人民不得拒绝。……根据调查材料先由自然村代表团评议，评定后之各户收入及应征分数，应向民众公布，限期征询意见，民众或民众团体有充分根据认为评定不合格者，得申请重行调查与评议。……各自然村评定之材料及应征分数，须经村民大会正式通过，再由村公所汇齐送经村代表会审定后，呈请区公所转呈县政府批准，开始征收；县区政府认为调查或评议不确时，得以驳回令其重行调查评议与决定。

显而易见，上述条款以制度化的方式规范了公粮调查与评议工作的各项程序，使公粮调查与评议工作有法可依。事实上，公粮调查主要由工作团指导下的“人地两熟”的村干部完成，内容包括全村各户的实际收入如土地垧数、地名、租佃关系、收成、副产等。值得注意的是，干部在记录农民经济状况时，特别要求被调查者务必在土地和产量审查后进行登记，且“必须找证明人，并在登记的数目字上盖章或盖指印”，“如果有自报不确无人证明的，则可停止以至拒绝其登记”。而评议会的构成，也一般“由人民推选公正无私熟悉地方情形之党政干部、积极分子、劳动英雄及能照顾各阶层利益的人民代表组成”。换言之，村干部、积极分子和劳动英雄及其他代表各阶层的农民组成评议会，负责人则是有政府背景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因此体现党和政府意志的干部实际掌握着评议会的组织及其工作方向。此外，除上述“自上而下”工作模式外，评议会自身还有一套“自下而上”的旨在凸显群众路线的再评定机制。意即一方面干部动员群众选举评议员，通过他们将群众的意见反映到评议会；另一方面当评议会结束，农民也可以随时将自己的意见进行反馈，如大家对结果有异议可推翻重议，直至最后无异议为止。

除此之外，官方还试图通过制定规章的方式将评议会运作制度化，来避免评议会出现徇私情、挑拨评议员与群众关系和隐瞒包庇的情况。如“评议员如有不法行为者，加征公粮五升至一石五斗，错误严重者并应受政府处理”。显然，与农民登记收入需要“证明人”相同，规章制度的设定也暗含着农民“相互监督”“相互保证”的意味。在评议过程中，政府要求农民务必如实相报，以避免各种以多报少、故意瞒报等不合理行为，保障公粮评议的正确合理。反之，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干部就组织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批评斗争。譬如，1943年晋西北某村在召开评议会时，干部为动员群众宣传说“今年的公粮有按财产部分计征，若地主的财产调查不实，种庄稼的人家就要吃亏；而且有村款田赋在内，不完钱粮、不出村款的人家，一定会替地主们完粮出村款”，群众听罢纷纷将他们知道的材料报告出来。一个贫农说：“我知道谁家在某村有地，我今日黑夜就去向某某调查，他给地主揽过十几年工，地主的出入动静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评议会和群众大会形成的纪律约束、互相监督、斗争批评，对抗拒缴粮者形成巨大的制度威慑，因此为避免犯错误，他们在中共征粮制度化的建设过程中不得不表现“正确”，否则就会面临“斗争”，甚至由政府“强制执行”。对此，地主、富农虽有很大怨气，但也无可奈何，认为“政府是八路军的政府，反正咱们是倒霉就是了”“新政权很厉害，自己的粮也不由自己处理”“这个时期还不是由你们吗？你们说怎样就是怎样”。慑于群众斗争的形势，他们被迫缴粮，有时甚至缴得“比政府计划的还多”，因为他们害怕“出的少了，群众也不让过去”，于是一种假报可耻、拒交受罚的社会共识很快出现。有时为动员群众，一些干部甚至提前“准备必要的斗争对象（如好隐瞒的人，而且经斗争后影响最大的，如最顽固者）对他的情形要做彻底了解，以便斗争时提供材料”，“把好隐瞒的人先调查清楚了，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不敢不实报”。如有“执迷不悟”者仍然假报或抗拒缴粮，则大会在“找到证据证明他确实是假报时”会给予严厉处罚。如兴县著名绅士牛友兰在1940年秋征收公粮时，因违反政府法令、拒交公粮，被评议会定为“落后分子”而进行群众斗争。1941年5月17日《抗战日报》曾对此专门进行报道：(www.xing528.com)

兴县县政府以牛友兰为首之七户不交公粮，影响军食妨碍军令之推行甚大，特派秘书协同二区区长召开全区评议会……对于牛家过去之不当，有所批评与检讨，乃牛友兰在会上仍极力掩饰，奸猾百出，竟至提议减低公粮应以原来负担比例为原则，违反政府规定减轻负担过重者之原则……蔡家崖村民闻讯慨愤，号召举行全区民众大会，拥护政府依法制裁牛友兰。28日上午12时，在二区××村举行大会，到有9个行政村民众共千余人。其中妇女百余人，当地开渠部队百余人，亦自动参加，群情激奋。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及通令等。并派代表向评议会表示群众大会拥护并盼望之意，至此政府将牛友兰当场扣押。群众绕该村进行一周，高呼拥护政府法令，反对牛友兰抗拒公平负担等口号而散。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巨大政治压力的不仅是少报、瞒报的地主和富农，包庇隐瞒的村干部，甚至评议员亦概莫能外。有群众指出，既然评议员有评判他人是否实报的权力，那么首先应先让这些评议员自动登记、自报产粮。因为“一般评议员往往以自己的产量为标准用此去评议别人，所以必须在调查工作中把评议员的收成弄确实，才能把全村的收成弄清楚”。农民甚至在评议会上会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存在问题的评议员“先把自己屁股上的屎擦干净，再评议别人”。1940年兴县农救秘书和村长即因隐瞒10多垧土地、六七石粮食，引来群众不满，后来被政府撤销职务。如此一来，广大群众在“评议”“斗争”的过程中，既得到了组织锻炼，又通过抗拒分子的“现身说法”，心理上逐渐认同中共征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经过斗争，那些少数谎报产量、拒交公粮的“不合作”群众很快迫于评议会的压力和群众斗争的威慑被迫进行自我否定，勒令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检讨，承认自己破坏征粮的反动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身上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实报逐渐增加。至1943年临县临南一带的村庄，“群众均相继自动实报，评议员当场评议，实报者即行登记”。到1944年，农民实报已相当普遍，公粮工作“完全在群众实报下就完成了”，有村甚至“两天内便告结束”。

饶有意味的是，评议会的成立，目的虽旨在克服征粮过程中的各种不良行为，保障公粮负担的公平合理，中共为此提出“由难而易”“抓典型”的具体评议方法，然而随着群众动员的升级，农民通过评议会已不再是自然共同体的成员，而是政权共同体的成员，已无法决定自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必须服从统一的组织管理。虽然农民在评议会有一定的申诉权，然而军事行政组织的命令—服从机制只能使农民处于被动的地位，失去了自主性和积极性，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一些地方干部为完成并超过上级指定的数目，“评议会”后往往并不“评议”，而是直接强征和摊派，往往在评议会开前，被斗争对象的缴粮数额就固定下来，会上“只是宣布一下”。而如果有人“宣传不听就斗争，斗争无效，就交政府强制执行”，美其名曰称之为“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配合”。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群众把评议会当作每个人必过的“关口”，干部也依赖评议会，视之为完成任务的靠山，由此形成了群众不实报、等评议，以及干部不调查、靠评议的怪现象。另一方面，随着评议会“相互监督”“互相批评”的实行，作为斗争者的干部、积极分子和贫农、中农同消极抵制征粮的以地主、富农为代表的被斗争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公开化。这样的结果，一来原来国家征粮、农民缴粮的关系开始转化成农民与农民的内部间矛盾冲突，二来征粮也成为中共“启发农民政治觉悟”的一种手段，使农民内部发生分化，原来农民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被打破，农民内部出现高度分化和再整合，逐渐形成“敌”与“我”两个敌对阵营。这导致原先最少组织性、对政治冷漠消极的农民，通过征粮评议和群众斗争在政治上变得积极起来，为中共培育了有利的革命土壤。由此征粮运动从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经济运动，逐渐转变为中共领导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整个乡村亦由此融入中共革命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