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陕北、晋西北的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征粮中出现的瞒报、包庇问题，不仅农民是这样，干部身上也有体现。作为地方组织的实际决策者，干部出身于农民，具有浓厚的局限性。有论者指出，中共的基层干部虽确是依靠信仰、热忱、激情在工作，被中共改造或置换成中共利益在乡村的代言人，但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报酬，甚至因为工作而损害本身应有的利益，那么很难保证他们会长期毫无怨言地坚持下去。在此情形下，干部行为要么躺着不干，要么以权谋私。事实上，就在中共进行逐户家庭调查的同时，干部少报、瞒报已屡见不鲜，甚至个别干部带头组织全村谎报。如前述陕北吴堡县和晋西北兴县三区村干部包庇本地农民故意隐瞒粮食，兴县四区官庄和岢岚县石佛村主任隐瞒收入，以及陕北华池县干部捏造粮账、偷支公粮等。上述情况都表明基层干部作风不端、以权谋私并非偶然现象。

由此观之，基层干部的拙劣表现，不仅不利于动员农民缴粮，反容易成为征粮工作中的梗阻。由此带来的是，村干部在农民抵制的情况下，为完成任务而更加依赖行政命令，由此使征粮陷入“命令—摊派—反抗—命令—强迫—反抗”的恶性循环。此时中共既需要调整政策，也需要满足农民的利益。为此，中共开始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边区政府决定各县区干部组织“公粮实习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选好试点，集体下乡代替村干部，加强党对乡村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对村干部的指导监督，纠正工作中的问题，克服基层干部的自私自利和专制独裁倾向。另一方面，为消除农民缴粮中存在的“不公平”看法，中共组织“评议会”，对每户经济状况和缴粮数量进行公开评议，目的旨在保障政府征粮的科学性，暴露那些不想缴粮的人，以便杜绝征粮中的少缴、漏缴现象。二者中，前者是中共在革命时期所惯用的一种工作方式，旨在透过工作团直接将国家意志贯彻到农村，在乡村建立自上到下能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的行政体系。故而，我们也可以将工作团看作中共革命进程中组织和治理乡村的一种手段，直接参与村务管理，领导群众运动，这对加强上级党政组织与基层农村之间的联络沟通，尤其是上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各项安排落实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后者也极为精妙，民主评议、批评与自我批评、开群众大会等群众路线方式的实行，不仅从思想上意图消除农民抗拒的根源，还试图在制度上对农民自由散漫的行为做出规范。

关于工作团的构成，政府规定主要从县、区两级抽调干部组成。具体而言，即每个专区可组织一个或两个实习团，“派得力干部任团长，每团按人数多少分为3—5组，组长亦需强硬干部”，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掌握政策法令的干部”。在工作团的组成人员上，必须有“熟悉珠算，熟悉公粮折算，对数表，各种度量衡的技术干部”和能够“深刻了解当地环境的区村级干部”。并且，在开始进行试验工作前，“凡属参加公粮工作之干部必须经过短期的3—5天的训练”。一般情况下“区县干部，由专署负责，村干部由县负责，教材除可用征粮条例保管支付及征草办法四种外，还可根据工作几点意见中所提出的各点进行深入的教育”，以便公粮干部能够真正熟悉各种政策法令条例。工作内容包括：（1）掌握征粮政策，制定详细工作计划与步骤，确保公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2）通过召集村干部联席会议、干部集训等方式，向村干部布置任务，并核对村干部调查登记的结果；（3）建立和完善各项报告和奖惩制度，培植村干部独立工作的能力，监督干部工作作风，杜绝征粮中的强迫和摊派现象。显而易见，这种工作机制，不仅凸显公权力对农民和乡村社会的介入，还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及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强力控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本地干部（即原来的村干部）逐渐蜕化为村工作的“配角”，成为下派到村的外来干部“从旁打听消息、打听情况的帮手”，以及按其要求，定期汇报工作情况。这种情况随着试点工作取得成效渐趋固定化，并逐渐形成外来干部指导本地干部，县区干部为主、村干部为辅的工作模式。(www.xing528.com)

然而，事实证明上述措施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反而给一些地方的公粮征收带来新的麻烦。原因是工作团里的外来干部虽取代村干部成为农村工作中的新决策者，但问题是这些外来干部并不熟悉本地情况，缺乏实际工作的“地方性知识”，因此这种由外来干部完全包办代替的工作制度很难使公粮工作细致深入。另一方面，外来干部的进入也打破了传统乡村原有的宗族和血缘基础，超越了既有的人际往来关系，是国家权力强力介入并建立的一种新的社会工作机制，这种变化很容易给农民带来疑虑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指出，县区干部的重心应放在培养熟悉农村内部情况的村干部上，征粮“由村政权的干部来负担”，外来干部只负责帮助掌握政策、解决问题和核实调查。然而，随着工作团的进入，农村原有的权力格局已被打破。外来干部往往以“任务紧急繁重”“村干部差”为由，包办代替村干部，只向其分配工作，“很少发动他们提意见，征求他们的意见”，往往“一开口即‘干部负责’”，有时甚至不仅不关心他们的困难，还对其大声斥责。1941年兴县某村干部提出工作上的困难，要求另派别人时，外来干部即斥问说：“公事，你不干叫谁干呢？……你这是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对上级派来的工作团干部极为反感，在实际工作中多敷衍了事，不认真进行调查，甚至配合农民，暗中抵制征粮。1942年晋西北岚县某村在征收公粮时，群众诉苦“今年收成不好呀，咱们村数字太多呀，今年比去年重，完不成呀……”，遇到村干部时嚷得更凶，村干部对此不但不进行批评教育，反而主动迎合，“跟着群众也高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