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加重：抗战时期陕北地区农民负担增加3-5倍

然而，1940年后边区原先征粮比较顺利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地多位于经济落后、环境恶劣的偏远山区，粮食产量低。随着中共扩军和边区政权的逐步完善，部队和党政机关人数迅速增加，党政军部门用粮需求急剧增长。据统计，1940年中共党员已达80万人，军队50万人，各根据地总人口约为1亿。其中仅1939年“十二月事变”前，山西新军就发展40多个团、人数达7万余人。而此时根据地粮食产量却因日军入侵不增反减，大量农田因战争荒芜。此为一。第二，边区外部形势日益严峻，边区财政由于外部援助切断而捉襟见肘。1939年抗战陷入僵持后，日军加大对根据地的军事扫荡，1941年又开始对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治安强化运动”，冀图扩大和巩固占领区，摧毁抗日政权。日军的残酷扫荡，使根据地遭受了空前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根据地人口下降到5000万以下，军队也缩小到30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亦大幅削减财政补助，皖南事变后进而实行封锁，严禁军需物资进入边区，其他外汇无法进入和兑现。在这种情况下，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很快亏空拖欠。有材料显示，边区财政来源除少量来源进出库税、烟酒税外，已主要靠粮食维系的农业税。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使中共军队的后勤补给和抗战革命岌岌可危，“部队的物质生活很菲薄，每人每天的菜金只发三分钱。特别感到困难的是粮食，部队经常处在行军作战的环境，吃不上饭，吃黑豆也有限度，有几个月每人只能吃4两粮（16两秤），伤病员不过7两。由于没有一定限度的营养，害夜盲眼及肠胃病者，数量很大”。毛泽东事后自承“这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五年来所遇到的最大一次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边区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扩大负担人口，比例迅速由30%扩大到80%，征粮数额也大幅增加。1939年陕甘宁征粮5万石，1940年提高到9万石，1941年暴增至20万石，1942年虽略有下降，但1943年、1944年又增加到22万石和21万石。如此一来，农民负担陡然加重。此时征粮已成为根据地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甚至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所有农民都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粮食征收任务。

1941—1945年陕甘宁边区公粮征收的具体数字比较表(www.xing528.com)

如此一来，农民负担陡然加重。在陕北，农民每亩负担从1937年的0.16升提高至1939年的0.52升，1940年到0.83升，相较抗战初加重3—5倍。1942年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一般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只有300多斤小米，本来只能勉强维持生产和生活的最低需要，交了60多斤公粮以后，剩下只有200来斤小米，最低需要也就难以维持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政府征收的范围除粮食外，公草、寒衣、羊毛及征兵的工作几乎同时展开，严重影响了农民日常生活。面对沉重的公粮负担，农民苦不堪言。有人埋怨“这一下就刮光了，明年就活不成了”。1942年林伯渠在陕甘宁政府工作报告中亦坦言“这几年的负担是重了些”，1948年南汉宸也回忆说“这（1941年）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