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及影响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农业大国，从中共建党伊始，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就纳入了中共革命的视野。而对农民和农村影响最大的，就是粮食问题，因此征粮始终是中共革命的重要内容。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就提出“废除汀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收，规定累进所得税”的政治主张。然而囿于国共内战的特殊形势，截至抗战爆发前中共始终未能付诸实施。抗战爆发后，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战备资源，重要性更加凸显。为此，中共一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口号，积极动员民众出粮、参军，支援抗日战争。征收公粮遂逐渐成为每年边区党委和政府的一项例行工作，由此拉开了根据地征粮工作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征粮对于革命抗战阶段的中共，既是保障部队供给的必需，也是组织革命的一项动员任务。在征粮宣传中，中共特别注意将保家卫国与缴纳公粮相结合，唤醒农民的民主主义情绪，激发爱国热忱，力图使征粮变成一场农民自觉参与的群众运动。1937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中指出，公粮征收不仅事关边区的经济补给，还是一次广泛的政治动员，是“为了自救和救边区、救中国的最好办法”，要求“全体党员，全体人民一致动员起来，为完成救国公粮而努力”。为激发民众缴纳公粮的积极性，中共指出“党政军以及一切群众团体，应利用各种方法。如宣传队、各村农（民）会议、晚会等等。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这次救国公粮是为了打日本救自己的重要事件”，“应由党员做榜样，鼓励民众缴公粮。应以多缴一升救国公粮，就是在前线上多杀一个敌人，来鼓励群众，使一般民众认识多缴公粮即是多助国家、多杀敌人的光荣事情”。

为了尽可能动员农民缴粮，中共一面着眼于宣传，一面也运用行政力量予以推动。在发出征粮命令后，各级政府通常召开政府委员会、干部扩大会议来动员党政军民以及县、乡参议会，布置征粮工作，实行“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就在这一原则基础上颁布《救国公粮条例》，正式实行征粮累进制，意即按各阶层居民占有土地多少和收入多少，分为若干等级，定出不同税率的粮食征收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对土地少、收入少的农民，税率从低，个别土地很少的贫苦农民甚至可以免征，而对土地多、收入多的地主，税率则明显提高。事实上随着边区政府征粮的有序推进，1937—1938年的征粮工作效果显著，不仅按时完成定额，还超额完成，1937年超出原计划的43%，1938年余出部分更高达59.6%。

从以上数字我们不难看出，根据地征粮较为顺利。而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边区人口不太多，特别是军队与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较少，因此税率较低，农民负担也较轻。如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粮食负担分别为13859石、15927石、52250石、90000石，负担比例分别是0.79%、0.78%、3.63%和6.29%。加之中共的统战宣传和民生改善极大调动了农民的政治情绪，许多人都加入了农会，认为“公家是扶他往上爬的”“一辈子忘不了农会”，因此征粮易于完成。二是根据地财政此时也不太困难，粮食及依靠其产生的农业税在当时政府财政中的比重不高，中央拨款和外来援助占当时边区财政的重要部分。有资料显示，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中有50%—86%来自国民政府拨款和国内外人士捐款，因此边区从外界得到很大的物资援助，故而总体上边区财政较为平稳。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历年公粮占粮食产量百分比统计表(www.xing528.com)

晋绥边区抗战时期历年征收公粮及公粮占农民收入百分比统计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边区征粮的过程中一个较突出的特点是，中共一方面注意在征粮中实行轻徭薄赋的累进税制度，尽量减轻农村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沿用苏区革命思维，加大对地主、富农的征收力度，指出“地主加倍、佃农减半”，欢迎超额缴纳，地主、富农是此时中共征粮的重点。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就按照阶级分野，实行阶级区别的税费政策。毛泽东曾极明白地讲“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革命的原则之上”，“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对于向地主和富农征收捐款，中共认为“我们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打击，我们要坚决反对阶级妥协，发动广大群众向富农募捐，迅速达到并且超过三十万的规定数字，同时我们要准备以群众的力量来对付富农的反抗，强制他们拿出钱来。”而到红军长征前，这种革命化、唯阶级论的赋税政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份公开的政府文件中，官方公开宣布“地主应该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该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当增加”。此后中共虽被迫撤出苏区，转战西北，革命政策也从阶级革命调整为全国各阶级的统战团结，但经济政策却始终未褪去“唯阶级论”、进行阶级区别的革命底色。据后来一份回忆材料说：“这一时期的粮食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部分靠征募，对象是地主、富农，先经干部动员，然后发动他们‘欢迎’，每次都很顺利的完成了。至于采购则分两种：一部分按需要量，各分区、县、区、乡以至于村摊派下去，向地主、富农以官价购买；另一种是派人从西安洛川采购，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任务。”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也说，“那时公粮偏重于富农地主的负担，中农很轻，一般贫民则全无负担”，间接印证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少数地主、富农为主要对象的征收政策，直至抗战爆发后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地主、富农在群众斗争下不得不多缴粮食，承担更多的负担。1938年陕甘宁边区关中专署官员霍维德在向边区的工作汇报中即提到“在各种区中团体会议上，赤水二、三区群众向富有者斗争，增加粮二、三次，直属四区湫坡头、赵庄人民的斗争更为热烈”。在晋西北，公粮负担也大半摊在地主、富农身上，中农负担很少，贫农几乎毫无负担。兴县王家塔行政村，地主负担占全村负担的21%，富农占57.7%，而与之相较中农22.9%，贫农仅0.9%；在保德县，地富占全县负担的75%，中农占25%，贫农则基本没有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