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合作运动在抗战时期的发展成果

然而，到1939年国民政府切断外界对根据地的物资补给，边区出现经济危机，合作运动遂再度成为边区政府缓解困境的有效办法，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而中共之所以重视合作运动，原因除合作社自身具有调节市场、刺激生产、打击奸商、平抑物价、巩固金融、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作用外，也似乎与中共想要借此来获得当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菲律宾、英国、美国、香港等地区的海外援助有关。其中仅1939年菲律宾华人领袖、木业大王李清泉通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次就向边区捐助2万法币。同年4月，中国工合协会发起人、组织者路易·艾黎访问延安后，发现边区虽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煤炭、石油、皮草、药草资源丰富，为推动边区工业合作生产，也向根据地提供2万美元贷款，此后又在陕北投资建立农业实验基地、疗养院、国际和平医院、D.F.E（Dear Friends Everywhere）国际合作社中心和“Hsiao kwei”学校（即“小鬼”学校，实际为延安战争遗孤学校）。1941年前根据地又得到菲律宾、爪哇、马来亚、英国、香港、印度和美国等地的经费支持，1939—1941三年仅菲律宾、爪哇地区华人、英美人士和菲律宾人就通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向根据地成功捐助138.57万法币。皖南事变后，陕甘宁根据地所有外部物资和资金支持全部断绝，中共又得到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的经费支持。1942年、1943年“保卫中国同盟”先后向根据地寄款法币9.35万法币和133万法币。以上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保卫中国同盟”捐助给根据地的金额共计达288.9269万法币。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相较海外华人、英美人士给边区的捐助款，还有更多援助款流向国统区。而路易·艾黎、斯诺夫妇、何明华、A.C.亚历山大、格兰特·墨菲、J.B.鲍威尔、贝特兰、坎贝尔、芮思娄、Ran C.Sailer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有浓厚的英美背景，并得到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蒋介石私人顾问拉铁摩尔、端纳、美国海军上将亚内尔及与罗斯福总统关系亲密的前总统卫队长卡尔逊等人的大力支持，而国民政府此时已向美国政府提出救济和援助中国的请求。一旦美国政府表示支持，就会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供为数5000万法币之巨的救济贷款。

因此，为获取更多海外援助，尽可能争取美国政府支持，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中共显然有必要重视边区合作事业发展。对于边区的合作化，毛泽东曾特别指出，作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必须破除，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特别是发展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为边区140万百姓和10余万部队机关学校人员服务。然而，究竟该如何建立合作社，特别是使之成为真正为群众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机构，边区政府却并无定案。在这方面，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推动合作社发展进行了探索。他主张边区农民自发生产的“农户计划”应与互助组相结合，通过集体化的合作社组织的建立来设计、协调和管理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林伯渠有关合作社发展的这条路径一经提出，即获得边区政府的高度肯定。时任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厅长高自立曾对之予以很高评价，并将其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一般工商业是以营利为目的，合作社是以发展生产和便利交通为目的；第二，普通工商业者是以工商业为谋生手段，合作社社员则不以合作事业为生活手段；第三，普通合股工商业，入股有限制，发起人有优先权限，合作社入股是自由的，没有优先权，社员权利是平等的；第四，合作社有一定的社章，有理监事会，在政府部门实行登记，向社会公开，所以它不是普通意义的工厂或商店，而是广大人民为发展生产与便利交换的合作经济，但不是政府公营经济，而是社员的私人合作经济。

由此来看，合作社固然以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发展生产为基础，但也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对其进行教育，“使群众运动更加深入，群众组织更加普遍与巩固”的革命意味。故而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根据地各级干部“应一律参加县联社或中心合作社中去，切实参加合作社工作，精通业务，并虚心学习如何为群众谋利益及如何在群众经济文化的利益上，把群众组织起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官方经分析和研究地方经验，提出在边区发展合作化事业的几点意见：

第一，合作社建立要立足调查研究，满足民众实际日常生活需要。1944年7月13日高岗在西北局招待合作主任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经验证明，只要给群众办事，老百姓需要什么，就按照条件办什么合作社，群众就会拥护，合作社就有力量。”因此，办合作社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办的问题”。换言之，社会的需求决定合作社的种类、性质和业务，一切都要以群众需要为依归，人民需要什么就办什么，“群众要的东西你就卖，群众不要的东西你就不要卖”。而著名的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一定意义上就是遵循了上述规律。合作社负责人刘建章发现这里的羊瘟死的很多，就提出创办一个养羊合作社，结果一办就成。而如果群众要求驮马运输，合作社也应该开展运输合作，“假如你们的区乡距离城市很远，群众的土产品不容易交换，日用品不易购买，那你就办一个收买土产、供给群众需要的消费合作社。群众感觉到对他们有利，那他自然参加合作社来入股了，信仰你的合作社了”。

第二，群众入社要自愿，管理要民主。合作社，顾名思义即民众自发形成的为解决当地民众经济生活而成立的联合劳动的集体组织。然而从既往合作社创办的过程看，很多合作社从成立伊始，就带有强迫摊派的“官办”色彩，无论是政府宣传，还是创办合作社的资金、物资乃至干部均与政府相关。这种经营和运作的弊端极为明显，严重依附政府指令、脱离群众，最后不得不解体告终。所以合作社要发展，就必须植根社会，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而若要做到群众性，就必须实现社员自由进退。对此中共申明，合作社必须采取从下而上的群众自愿原则，绝不能用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组织，特别是要反对强迫摊派股金，要让群众懂得、自愿来办。而过去合作社的失败，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没有执行群众路线，“股金上面分配，逐层往下摊派，结果群众‘解不开’（意即不理解、不支持），把合作社股金当作一种负担”。故而这种既不问时间地点，也不按群众需要和要求的合作社，不可避免地会蜕变为“官办社”，不是群众性的合作社。因此，官方特别强调，合作社要实现入社自由和管理民主，社内所有重大决定都由全体社员共同讨论决定，“群众需要个甚，合作社就办个甚，群众能做个甚，合作社就计划个甚”。只有这样，合作社才是群众真正拥护的合作社，才能获得好的发展。

第三，入股形式要灵活，分红要注重信誉。根据地地处闭塞落后的农村，自然条件恶劣，生产能力低下，农民生活贫苦。在这种条件下，社员入股的方法必须灵活多样，不一定非得采取现金入股形式，考虑到民众一般缺少现金，因此入股可以通过米粮、干草、麻、毡、鸡蛋等实物折价入股，且均予高价折合。“如农民李世萱给沙峁合作分社投资荞面42斤，市面价格是100元一斤，入股便作120元，麦子普通800元，合作社入股则折900元。”如此高价折算的好处是，表面合作社在经济上吃亏，政治上却能提高群众投资的热情和兴趣，使一般贫民都有机会入股，定期分红。至于分红标准也不一定按出资额来定，产量、劳动量也是重要依据。中共认为，这种灵活务实的入股和分红制度是巩固合作社、维持社员与合作社关系的重要方法，对解决农民经济顾虑，吸引农民注意，扩大合作社的社会影响，提高合作社的社会信誉有很大帮助。

第四，吸收社员要充分借助原有商业和传统人际关系。地广人稀、群众基础薄弱是根据地进行群众动员的一个重要问题，发展合作社也不例外。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主张合作社要先在各区群众基础较好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村庄进行试点，尽可能使每个经济繁荣的主村都有一个合作社。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原有小商人经营的小商店、小货摊，特别是吸收小商人参加，帮助联系群众，发展股金，扩大社员。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小商人发展经济，二来可以利用他们在主村的社会关系和贸易经验促进当地其他合作社的发展，群众则看到这些人能带来财富，也愿意加入。例如陕北合河等地的合作社就是在几家小商人的自愿要求下，改造、组织起来的。安塞西河口的民办社，也吸收了小商人参加，而且由于实行股份自由出入，自由退股分红，当地几乎所有的小商人，都参加了合作社。神府县合作社资金的40%以上，也是靠这种方式发展的。先是村里的积极分子、村干部和商人、富农“打冲锋起模范，群众们看见他们都加入了，便会跟着投起资来”。另外，传统人际关系也被合作社用来作为发展社员的办法之一。其中最典型的范例，就是边区著名劳动英雄吴满有将其家所在的村整村组成一个合作社。吴满有虽出身贫农，但经过勤劳耕作，迅速成为全边区享负盛名的劳动英雄，经济条件迅速改善，上升为地主。由于村里不少佃农跟他有土地关系，吴满有很快就动员全村农民参加自己组织的合作社，此举在边区传为美谈。至于延安县另外两个劳模——田二红和申长林组织合作社的方式也大致与吴满有类似。

第五，政府要加强对合作社的扶持和指导。中共眼中的合作社，不仅是一个调节市场、负责供应民众日常生活的经济组织，也是一个初步集体化的社会组织。中共希望在地广人稀、闭塞分散的农村，合作社能遍地开花、普遍发展。因为农村距离城市遥远，农产品不便于交换，有了合作社，就便于人民交换了。这样合作社就能起到调剂农村经济和促进社会组织集体化、组织化的作用，就能和群众结合起来了。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在千沟万壑、交通不便的黄土高原，物资供应是一个难题，单靠合作社自身的商品运销困难极大。因此中共希望边区各级贸易局和政府下属各贸易公司扶持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具体而言，贸易局和贸易公司要密切与合作社联系，向其提供低于市价的土产日杂必需品，收集生产产品，并不失时机地推销当地剩余生产品。必须指出的是，中共认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向合作社提供经济支持，还要加强政治上的宣传和指导。这是因为，合作社作为一个生产经营机构，本身是趋于“商业性”的，如果不对其进行指导，就会脱离集体主义轨道，滑向“投机主义”和“发财主义”的深渊。故而中共要求每县都要设立合作指导员一人，由各县最好的干部担任或兼任，并赴延安学习研究一个月。其次，还要加强对合作社干部的宣传教育，重点是让他们了解合作社的意义和民办重要性。(www.xing528.com)

第六，注意对合作社干部的挑选。合作化政策一旦确定，干部执行就是关键，这与合作社的成败有直接关系。对此官方指出，合作社建立时，“党必须加强对合作社干部的教育和领导”，有计划地派遣“最好的群众最有信仰的干部”或每个区每个乡最好的人去办合作事业。而为了加强对干部指导监督，上级政府不仅要派指导员进行督查，各群众团体也要派最好的干部作为第一批合作社的骨干。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观察，以后干部挑选就可以从合作社内部职员着眼，从群众中去找，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于具体如何选择，官方认为最好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选择”，但标准一定是在当地群众中有威望、忠实积极、群众信得来、具有合作社工作经验且精通合作业务的人来担任。因为他们和群众关系最密切，最熟悉群众的真实想法和了解当地情况，同时也有生产经验，“党的号召经过他们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有他们走在前面群众就能很快的动起来”。如晋西北兴县苏家里、西山角、张家坞等六个村，就是在白家沟行政村运输合作社劳动英雄贾怀德的影响下，购买12头毛驴，成立起了运输合作社。临县碛口镇索达干行政村，女劳动英雄刘能林也是凭个人影响和物质奖励，不仅在当地妇女中形成纺织竞赛的热潮，还改变了男人的观点，积极投身纺织。此后刘能林又带动108名妇女参加合作社。时间长了，各村妇女有了问题，都愿意找刘能林解决问题。其中不仅有生产问题，还有家庭婚姻和婆媳关系问题，刘能林都能圆满解决，故她在群众中非常受欢迎，“现在村中男人和女人、婆婆和媳妇关系都很好，大家时刻都谈论着生产”。

综上所述，中共对发展合作社无疑给予了高度重视，边区政府关于发展合作社的原则之坚定、政策之灵活、手段之多样对边区合作社事业发展显然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正如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使用并非机械教条一样，在发展合作社的问题上，中共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往往会用很“实用”的方式来策动推进。中共深知，合作社要吸纳和带动更多的农民参加，光靠政治热情、道德教化、精神激励来构造新的生产制度和经济秩序是不够的，关键还得靠合作社提供的现实经济援助和物质刺激。因为“社会运动最常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只有运动参与者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社会运动潜能才可能变成现实”。民国时期梁漱溟在论及合作社时也认为合作社是“经济上弱者的自卫”，而弱者之所以要加入合作社，就是因为从合作社能得到利益。因此，在社会缺乏自觉协作精神的前提下，体现弱者的利益就是合作社存在的理由。基于这一点，中共在动员建立合作社组织时特别强调，“必须使合作社营业成功，切实给人民以实利实惠，使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合作社是与自己有利的，自动的起来组织合作社”。在这种政策路线指引下，入社的社员既可以从合作社获得食品、衣服、住宿、药品，还可以获得合作社免费提供的生产原料、牲畜和农具，还能获得政府贷款，甚至农民还可以用现金和技术（甚至母鸡、鸡蛋）等多种形式入股获得不菲的股金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吸引了不少农民，这些农民很快转变成边区集体农场或工场的工人。具体而言，其方法主要如下：

第一，股金分红奖励。合作社对农民而言，虽有利于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对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收入来说，其实并没有直接立竿见影的作用。在这方面，股金分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例如1943年陕北神府合作总社分给社员114万元红利的事实，就改善了群众生活待遇，打破了群众对成立合作社的怀疑。晋西北临县梁家会合作社，贫农白候喜也以本币3元入股，分盐2两多；刘占发入股200余元，分盐8斤多，够全家吃8个月。他们到处传播，群众纷纷入股。这使得梁家会合作社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短短4个月就发展股金20余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合作社较为成功的地方，股金分红都十分灵活，不拘泥于某一固定形式，既有按股分红、分红加利入股，也可以先后入股、平均分红。1942年延安南区合作社即采取分红加利入股的形式，群众分的红利如愿意入股，7毛红利就可以当作1元股金，1元红利可当作3元股金，大大提高了群众入股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南区还采取先后入股、平均分红利和工资分红等其他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根据地劳动力和股金得到充分结合，社员由于自己在合作社有利，会视合作社为他们自己的，合作社赚得多，他们就分得多；反之，合作社赔了钱，农民就分不到红利。因此，在实行分红制度后，工人生产率迅速提高，生产质量亦大有改进，生产热忱也大大发扬。不仅启发了大家的积极性，还提高了社员的生产情绪，促进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互相监督生产。在这种良好氛围下，“一些社员除身股外，又另外投资合作社。职员有的在家里找衣服，拆洗缝补尽量节省，脚夫不好好喂养牲口、伙夫不节省粮食，大家都对他们提出意见，非常关心合作社”。

二是尽可能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刺激民众参加合作社的兴趣。陕北神府县沙峁合作社向二流子提供工具、种子，助其改造，帮助外来移民安家，给小贩借麦子、打饼子、垫资本。群众一有困难就走到合作社去寻求帮助，把老刘主任称为“穷人有求必应的好主任”，并说“合作社是咱老百姓的参谋社，咱们缺少甚，就能给咱参谋甚”。临县合作社亦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向群众供给日用品，春耕时贷给群众9只大牛、组织12头牲口，编成运输队驮了6次盐，组织了370户纺妇，发出2600斤棉花，廉价供给200辆纺车，又给食粮困难的纺妇贷粮25石，收回线子400多斤，每斤使群众获利300元到600元，订出标准布80尺，每尺使群众获利500元。由于获得群众的拥护，半年来营业总额已达150万元。截至1944年已有股金12万元，社员200人，地区普及到13个自然村。静宁三区合作社也向春耕的农民提供大小铧子200余个、铁锨50余张、拾粪铣20余个。4月间莜麦下种，需要烧酒拌种子，合作社又组织群众运输驮骡10头、毛驴7头由合作社出资到岢岚驮回烧酒1000斤。在供给群众必需品方面，先后提供土布500余尺、食盐10000多斤、麻纸100多张。此外还低价向群众提供粮10石，借给莜麦、豌豆2大石，向合伙开煤窑的贫农供给粮食麻油。秋收开始后，他们又提供200多件木铣、四股杈、筢子给群众使用。因为该合作社处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因此声名远扬，受到当地人的拥护。8月份任家村10余户贫苦农民，就在该合作社影响下，赶着自己的毛驴自愿参加运输队。很快该合作社的显著成绩，也影响到了附近各村群众，纷纷自动集股成立了好几个消费、挖煤合作社。盘塘、黑峪口等地的合作社，也因为认真执行自由入股、自由退股、定期分红的政策，在当地造成入社参股的热潮。如盘塘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当场投资即达22万之多，兴县黑峪口等村群众在入股热潮下，亦给神府民众合作社投资5万多。有不少家庭妇女，卖了自己做的鞋，卖了首饰，将纺纱赚来的钱投资到合作社。“如王仲梅投资5000，马镇海子婆姨卖鞋投资2700元，接着她姐姐也投资1500元，焦其南母亲卖了毡、草、麻等物件后，一个人便投资4万，并且说‘合作社是咱们的摇钱树，把钱投资了便愈滚愈多了。’”

由上可见，合作社的经济刺激和生活救济，对群众入社产生很大影响。事实上，边区合作运动在得到边区政府和海外资金援助后也确实发展迅速，从单一消费合作社很快发展为包括生产、运输、借贷、农业、卫生、信用、牲畜等方面的多类型合作社，行业涉及纺织、造纸、印刷、被服、食盐、造铁、挖煤、机器、兵器、制油、制糖、植树、畜牧、供销、运输、卫生、信用、教育等数十个领域。合作社经济开始成为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甘宁根据地的各县、区、村，都有纺织、裁缝、零售、运输、住宿、卫生、信用小组等合作社单位，大约有10%的人口参加合作社。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总计有420个农业合作社，900个小组，255个消费合作社，212个生产合作社，302个运输合作社，92个旅馆，32个借贷合作社，23个卫生合作社和7个合作社管理的农场。成员有25万人，资金达到120万，总资产达到210万边币。春耕、夏耘和秋收时期，每年都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边区各种互助组织，数量至少比抗战爆发前增加了45倍。特别是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数量在抗战爆发后得到很大发展。据统计，1937年消费合作社社员人数有57847人，交股金额55255.83元。到1941年时，社员人数增加至135269人，已交股金额达到373110.04元。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1944年6月，边区合作会议决定大量发展信用合作，每区建立一个信用社，至该年12月，边区共成立86处信用社，资金达5亿元。与此同时，生产合作社也取得较大发展。1943年各种生产合作社共有56个，到1944年时已经发展到114个，1945年时更达到235个。

由上可见，合作社在边区已俨然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众性经营组织，业务覆盖边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合作社作为一场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这种生产关系变化也直接带动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原来木工独立工作，1人1天至多可制造1架半纺车，现在5个人每天可生产10架纺车，提高了25%；3间大房子的木料，原来两三个人拆卸，得一两个月，现在30多人半天就拆完了。铁工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过去两人做一个炉子，每天至多生产5把头，“如今烧成了一块铁，吼吼上三两个人一下子就打成了。平均还是两个人做1个炉子，每天可以打出7把头”。由于省时省力，工人们感到参加合作社的好处，异口同声地说：“咱们这样儿受苦，能干出营生哩，越做越有劲，一个人越做越打瞌睡。过去各做各的，家家都得揽工考价，采买原料，误了好多营生，如今大家分工合作，生产就增加了，生活也过得美哩！”伴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地方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明显进展。以陕北鄜县张村驿区三乡的水利建设为例，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先后修过几次，都未修成，1944年春合作社组织了30多个人，四五天内用130多个工，就修成了灌溉80亩的水利设施。又如延安南区的信用合作社，仅8个月就在两个乡吸收了100多万存款，放贷300多万，解决了当地农村的金融问题。延安县刘永祥的运输合作社，1943年采取了公私合作，利用公盐代金的办法，也大大发展了交通运输，完成了全县运盐任务。原来负担公盐代金的人民，不但保有了原本，还分到八九倍的红利。此外，合作社在手工业生产、妇女纺织、农民日常用品消费、农村信用借贷、交通运输、出入贸易等方面，也为群众谋到了利益，受到他们的爱戴。相比较过去，一般手工工人连高粱糊糊都吃不上，参加合作社后却能经常吃糜米饭，隔几天还能吃一段白面。工人的工资，甚至刨除生活费和清理债务外，还能攒下余钱，如每天按时上工，合作社还会发给奖励。所以工人在入社后十分满意，闲谈中常说：“不是新政权，谁管咱们这些穷鬼。”

不过，另一方面，合作社虽发展快、成绩大，问题其实也不少，特别是消费合作社多、生产合作社少，合作社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十分明显。在这方面，1944年6月27日朱德在陕甘宁合作联席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合作社本质是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目标是组织所有劳动力参加生产，解决老百姓困难。因此合作化的方向是面向生产，发展生产合作社是最主要的，消费合作社辅之，而不是反过来成为少数商人的商品经济，专注赚钱。但实际上，消费合作社由于比生产合作社工作强度低、获利多，因此消费合作社多于生产合作社又是一个普遍现象。与此相较，更令中共不安的是，消费合作社还会助长合作社脱离生产，向商业化方向发展。长此以往，不仅不能激励土货生产，还会让少数合作社变得“奸商化”，贩卖群众不需要的奢侈品，导致敌货绝对入超，法币外流。而这种情况，不仅民办合作社有，军政机关开办的合作社也有，“不犯上述错误的，寥寥无几，至于挂羊头卖狗肉，‘合作社’其名，单纯以营利为目的所谓合作社亦不在少数”。因此，如何发展生产合作社，去除不少合作社存在的商业化、发财主义倾向，就成为边区合作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