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此时经中共对传统互助组织形式的利用、深化宣传、典型示范和物质奖励，农民纷纷参加。作为补偿，他们获得了政府的粮食支持和官方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的农民越来越多，规模亦越来越大。随着社会声势的壮大，变工队内部也出现了以下问题。

首先是变工队员间的彼此猜忌和怀疑及其导致的“不公道”或“吃大锅饭”。对一个农村家庭经济而言，家庭协作劳动意味着在适于农耕的季节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共享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其他生产资料。这种模式通常存在于亲密的朋友或有宗族血缘关系的亲属范围内，其存续基本依赖于合作成员之间的协定。然而，这种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劳动互助模式与中共试图藉互助运动将整个乡村“组织起来”的社会改造目标并不一致。中共通过农民劳动互助，一方面希望能扩大生产、提高边区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又旨在整合乡村社会，使农村变得更集体化、农民更革命化。此时变工队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富农、中农、贫农、民兵和二流子，被纳入农村集体化范围，而大量人口的加入使变工队不再局限于宗族血缘的范围。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变工需要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农民对变工援助对象是否对自己进行同样等量劳动极为关注。如果说此前变工互助的范围主要局限在本族亲友间，大家相互熟识、彼此信任，如今大量外来人员的加入则打破了原来局面，那种建立在亲属和家庭基础上的传统模式开始发生变化。此时不按亲属关系组织、由不同阶层构成的变工队内部，成员之间并不信任，难免对集体帮工产生疑虑，怀疑其他人有私心，在变工耕作中投机取巧或“吃大锅饭”。这时变工队干部虽试图让农民确信自己的劳动可以换回别人的等量回报、自己的土地也会由别人按时帮种，但人们对彼此仍怀有戒心，农民在其他人的土地上耕种时，不是迟到早退，就是往往为照顾自家田地而放下手头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后的变工队并不稳固，成员仍是各顾各的。一些农民在劳动中故意懈怠、占别人便宜，给自己是一个样，给别人是另外一个样；还有人在自己家的地耕了后，不管别人，应付变工。

其次是干部工作作风问题。干部是实现边区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重要保证。革命要取得胜利，不但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为中共革命事业能征惯战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毛泽东针对这一问题曾专门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点在农村变工互助上也不例外。作为领导群众生产的核心，官方指出干部应由党员、积极分子、劳动英雄担任。特别是变工队长，应是村里“生产积极有经验”“公道正派”“能吃亏”“有威信”“有能力”“能团结人”的模范生产者。在领导变工运动中，原则上，党员干部要让群众，大家要让小家，同时按庄稼的情况，谁的地应先锄就先锄，谁的地先熟就先割。如锄草时先锄草大的，收割时先收成熟的、当风的，以保证庄稼不受损失。同时，在照顾庄稼需要的前提下，实行“先贫后富”“先小户后大户”“先客后主”的原则。干部应努力帮助变工队员解决困难，成为生产中的真正模范，“开荒、锄地时要走在前面，与群众比赛，在享受权利时，应让群众”。

然而，事实情况却并不完全如此。干部在劳动中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处处为自己打算，处处占便宜，对生产敷衍塞责的现象并非少数。他们往往先耕自己的地，不耕组内的地，“给自己锄地时，天不亮就叫起床，轮给人家锄却不想早起”，或早上出地迟，晚上回家早。如兴县白家庄变工队长白福大，“他每天上地上的很迟，人家都已经动弹了半晌了，他才慢慢地来，还要坐下吃烟，息上一气，才开始动弹，天天如此，到地里他还牵上两只绵羊，随便吃人家的庄稼，人家不好意思说，但背地里都议论‘这才给咱们找下老掌柜了’！大家都不满意。结果组里谁也不变了，要算账，他的账目又不清，也没算清楚，他是队长，于是便有人说他是有意马虎，停了几天，人家又变起了，就是把他一个人搁在圈外”。另外，个别干部怕劳动、不愿吃苦也是一个突出现象。有干部认为“自己是老革命”，不愿变工；也有干部觉得“生产丢人”，“担上粪不敢走大街”，借口工作忙，“不是叫别人多劳动，就是下地也不劳动，故意请假避开劳动”。更有甚者，还有干部强制群众劳动、不准退出变工。如岚县某村，村干部王四牛发动全村群众实行开荒，但王本人不劳动，而是叫群众每天开荒，甚至派民兵在旁持枪监督。每天去地里变工互助的群众排着队，“一打集合钟时砍柴的就得空回来，有的连饭也吃不饱”。时间一长，地主、富农抱怨干部“让干不给吃，不干了”。结果王四牛命民兵将闹事地主、富农捆住，规定“他们每天限期开多少荒，背多少柴，以后停了开荒还要送粪种地”，“要干甚就得干甚”。在这种情况下，变工成员在背后指责王四牛“往死里逼人”，个别愤怒的农民甚至将犁砸坏，把牛打残。结果开荒后地里只种了些荞麦、小米，还不够籽种，“一年打烂三四种”，产量和上年相比减少三分之一。更有甚者，不受监督的干部还出现贪污腐败的情况。如神府王家庄合作社主任贪污浪费，破坏分子从中捣乱，完全采取旧商人单纯营利观点，脱离了群众。这名主任喜欢拉拢商人老财大批买卖货物，不为群众服务，也看不起群众。商人贺四欠下17万元，张炳言光麦子就欠了15石，都没讨还。而卖给郭家崖老乡1尺布就赚了900元，甚至还用两种尺子。因此村民王六仁宁肯把麦子背到盘塘换布，也不到合作社去换。社内没有什么管理制度，也从未开会检查，主任和部分干部都贪污浪费——主任到临县办货，没办公事先给自己镶了一颗金牙，一把勺子三本账，账上金额各不相同。用破坏分子王金生做干部，让他到神木去卖洋布，一次就贪污损失了9.7万元，还把根据地消息报告了反革命分子。另一个干部也贪污了1.3万元，引起社员的极大不满。(www.xing528.com)

显而易见，上述变工干部自私自利、不参加劳动、强迫主义、命令主义，乃至贪污腐败的作风，不仅不利于激发农民的生产兴趣，反而伤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长此以往，农民对劳动合作自然反感。而队员之间的猜忌和怀疑所导致的“不公道”“吃大锅饭”又激化了这一问题。追根溯源，乃是群众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才使得农民反抗，并给中共发起的合作化运动带来困难。此时对中共而言，既需要在政策上进行调整，满足农民的利益需要，也需要加强管理，强化对干部的指导监督。为此变工队开始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改革。一是为消除队员“吃亏”的看法，变工队开始对每个人的劳动量记账。这样的好处在于，既保护那些全工的生产积极性，又暴露了那些不愿劳动的人（二流子），杜绝劳动中的“吃大锅饭”现象。二是从1944年夏开始，边区政府决定各县区干部组织工作团，集体下乡代替村干部，纠正工作中的问题，克服村干部的“自私自利”“专制独裁”问题。

然而，工作团下乡并不能解决变工中的问题，反而给一些地方的农村合作化带来新的麻烦。这主要是有些从县里派下的外来干部到下面后试图将原有的变工队改造为规模更大、更加集体化，旨在囊括生产、消费、供销、运销等领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从而使整个局面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外来干部想要建立的合作社实际是建立在打破原有传统宗族和血缘基础上的超越农民亲属关系而强力推动建立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但这种变化使农民变得极为不安，更何况这些推动合作社成立的外来干部并非出自本村，有些还出身富农。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开始传播，并在队员间流行。这使得队员与干部之间、队员与队员之间的协同配合变得越来越困难。更多问题亦很快随之出现，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因外来干部没有将没收的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进行合理分配而引发的矛盾。一些少地的农民，特别是雇农对那些多地的农民心生嫉妒，闲话也越来越多，“不是说这家便宜，就是说那家吃亏”。更严重的是，一些地主开始用干部与群众间的矛盾进行挑唆，劝说群众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推翻干部，并由此在一些地方酿成了严重冲突。其中典型的当属1944年岚县五区会里村干部武秋生记录的以下一幕：

……由于锄收是先给穷人闹，老财的还有没收回来的。这时他们就单独组织了农会，闹下主任，要推翻我们，写状子，告干部，把自己的粮食背上到各村给群众，给群众宣传，利用捆吊过的矛盾来进行挑拨。这时地主代表张金金、二个民兵，暗自开了几次会，计划要推倒主任和分队长。当时利用我的亲戚，叫我随他们，不叫告别人（我的亲戚是中农，受了拉拢）后这代表说叫我随，叫离村。我觉得代表说和就随了，参加了人家开会，要与主任算账。据说主任王四牛过去贪过污，要换主任，后来我对主任说叫注意，主任就和（驻村五连21团指导员商讨，然后指导员带了一个排，主任就召集我们开会，往回团结，并给每人借了二斗粮。这时地主迫使说服从他们的二个民兵归随他。后来开全队生产大会，开会时主任说开生产大会有什么不合适的提意见，可提出，结果有人提出要与主任算账。他们一派可坚决，咱们的一个积极分子提出今天开会是开生产会，不是开别的，后来人家就骂溜沟拍马屁，结果人家都捆下地来。这时指导员也参加会，这些地主们就把主任、分队长拉上往村外的河滩往死打，指导员喊不住，就朝天打了一枪，队伍回去后，地主们就跪下哭“统治的他们不能活哩”，将指导员手枪夺下要下，指导员发火就叫战士将地主捆起，捆到连部，第二天送往公安局。然后把被地主拉拢的人叫过来，我也随时过来，作了思想工作，教育他们坦白上了地主的当。主任、分队长都没换，就这样结束了。……敌人扫荡我将地主带上到沟里，怕他们捣鬼，冬天闹冬学整风，一夜不到个一点，三夜不到，就整个叫谈思想，谈不出就捆打，吓的人跳了山崖，有装病的，逼住说闹的家里也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