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陕北、晋西北根据地的变工队建立与困境

在日军扫荡过程中，根据地乡村遭受到了重大财产损失。与此同时，旱灾、蝗灾亦接踵而至。身处逆境，根据地政府不得不执行军事条例，宣布禁止离婚、屠杀牲畜、伪造货币和出口商品，目的旨在希望农民在恶劣的条件下能充分团结起来。

为了保证部队军需，中共中央提出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1943年夏一场以锄草耕地为主要内容的变工生产运动开始在根据地各地兴起。边区政府命令“各专署应根据实际情况教育村干部发挥创造性、积极性，突出锄草互助工作……了解每户具体条件和困难，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清理各种存粮及未贷出的贷款，解决锄地的困难”。不久宣布1944年为“生产年”，要求各级政府制定出全年生产建设计划和组织农民变工的办法。此后经数月研究，边区政府正式提出建立变工队的办法。概言之，变工队的建立“得由政府号召和奖励”，由群众自愿结合组成。具体而言，是先召开各县扩大干部会，进行干部动员，接着开区干部会，由区村干部中有农业生产经验者组织负责制定生产计划。计划拟好后，再通过各区村干部、抗联主任会议进行传达布置。为更好地发动群众，中共要求行政村农会和各自然村干部在传达布置农村互助和组织生产时，首先确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再确定村的生产计划，然后深入宣传、个别教育。其中中共特别强调，在村动员时应先在农会动员，讨论如何发动、组织，然后再有计划地分配积极分子到群众里面去酝酿、教育，以他们为骨干，个别团结，再征求群众意见，经商量后，最后召开自然村群众会自愿结合、民选组长，这样互助劳动组就建起来了。另一方面，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也为政府动员农民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据统计，晋西北地区占农村人口14%的地主、富农占有55%—60%的土地，而80%以上的贫农和中农仅占有总土地的40%左右，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占很大比例。为维持生活，他们在经济上或给地主或富农当长工、短工和雇工，或依存于从地主那里租佃来的土地生活。这意味着政府若要吸引农民变工互助，首先就要解决农村土地分配问题，因为如果“光要求民众帮助抗战，虽然在当时抗战的政治意义是异常重大，但如不再加上给人民以实际利益，要群众热烈的动员起来，总比较是不容易的”。减租减息遂成为根据地开展变工互助运动的引擎。事实上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一部分地主和富农被迫出卖土地，无地或少地的贫农和中农则趁机买入，农村土地由此重新分配，解决了农民生产需要的土地和租佃负担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一背景下，根据地各地纷纷召开扩干会和群众会，加速推进农民变工队的建立。如1943年2月5日，陕北同宜耀后殿村，区干部在乡上召集了村以上干部会，提出各村赶快成立变工队着手进行开荒。乡长（即该年曾代表县参加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田云贵）、村主任都提出各自的开荒任务，会后他们就回到本村去“瞅对象”。村里有个赵天发，当过多年包头，工作既积极又有办法，在群众中也有威信，他们马上找到他和及其他几个村里的积极分子商量，向他们说明开荒的好处：“多打粮食是自己的，公山谁开下就是谁的地，私山上5年不出租子，难民开荒3年不出公粮”。于是当下就决定第二天成立班子。经过他们号召，第二天就有10人自动参加。不几天就增加到15个人，10天后就有了25个人，差不多包括了全村的劳动力。而在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新正县三区二乡别岭村，1943年2月2日，三区干部找二乡乡长商量组织变工，乡长找到村积极分子李常青，后来李常青又先后找了另外两个积极分子王老三和胡占奎，把村里人都集合起来，他们自己拿钱买酒买肉，请大家吃了一顿，并当众立约“大家情愿在一起，守规矩，服从命令，谁耍脾气，那可不行”，遂组织起了村变工队。

但事实上，当时农民对政府主导的变工队运动，除个别自身困难多、觉得变工对自身有好处的贫农外，多数农民都觉得变工“没利”，不愿参加。如地主、富农害怕别人用他们的牛吃亏、受束缚；中农嫌开会不自由，担心参加后“人不合适，变起来吵嘴”；贫农，虽通过减租减息获得土地，但嫌地主、富农不能吃苦，“跟不上，受不行，又爱随便”，甚至有人怀疑“多生产还不是多出公粮？怀疑干部们那样蹦跳，还不是为了变起工来好叫大家给代耕”。一些外地退伍军人也不愿参加生产，“想跑小生意，建立家务，不想长期住下去，打出日本后他们就回家去”。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变工队困难重重。为完成任务，一些村干部转而采取强制举措迫使群众参加，不向群众进行任何宣传或与群众商讨，采用“抄名单”的方式“编制”；即使有宣传，也只讲“变工好”的空道理，讲完后万事大吉；变工队成立后，不给群众考虑的时间，陕北米脂县甚至有乡干部只给群众“一顿饭时间的考虑”！还有的直接下命令全区收麦必须变工，禁雇麦客；有的甚至直接以乡为单位成立变工大队，以行政村为排，自然村为班，下设小组，把干部预先讨论好的名单向群众宣布，指定负责人。凡此种种，导致新成立的变工队，劳动效率不仅没有提高，甚至比不组织前还低。一些有牲畜的中农，怕变工吃亏，或装病、破坏工具，或把牛卖了，表示抗议；还有的被拉至相距六七里远的庄子参加变工，农民叫苦不迭。

在这种情况下，为摆脱困境，政府开始鼓励在村里面那些从减租减息运动中受益的积极分子依照“合得来”“土地靠的近”“日常关系好”的方式建立变工队。譬如，吴满有组织的变工队就包括他的三弟、四弟、长子、姑舅、雇工共5人，与张成方、李生旺两家的3个劳动力互相变工。该变工队由于吴满有家人比较多，因此吴家每轮2天，张李两家各1天，其他如王成占、王成祥、刘玉英三家合伙，杨明山、张裕德两家合伙，高守俊、贺瑞忠两家合伙，都系本地人与本地人、河南人与河南人自动组成变工。在兴县开展变工运动的模范村温寨村，1943年7月该村实行变工的条件也是“亲近本家”“过去关系好”“生产差不多”“劳动力差不多”“成分不要太悬殊”“地与住地比较接近”，参加的农民共编成6组，每一组多由亲戚、朋友或邻居构成。其中，县劳动英雄温象栓任组长的第一组共9人，9人中有5人是宗族关系，5人中又有3人是温象栓的叔伯弟兄，2人是温象栓的儿子；第二组温国芝组，7人中4人是一家亲兄弟；第三组刘九栓组，8人中多为过去曾一起变过工的旧故，还有2人是组员温兆孩的女婿；第四组郭长海组，6人都住在一个院；第五组温贵富组，4人中有2人与温贵富是亲兄弟；第六组温永生组，人数虽仅3人，但3人都是好朋友。由此可见，这些小组都建立在成员亲密的血缘宗族和私人关系基础上，成员之间比较容易结合和互相信任，这种方式为农村变工队的普遍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中共推动劳动互助的另一种方式是抓紧对翻身户进行政治教育，扩大发展对象。经过减租减息，穷人虽经回赎得到土地，但往往对自己为何得到并不了解。村里的积极分子便从农民中进行选择，进行个别谈话，经常接近他们，帮助他们，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利益是怎样得到的。如保德县孙家里村县劳动英雄高丕昇对翻身农民说“咱们翻了身要扩大好好生产，这样才能对得起政府对咱们的帮助”，经他的教育，村里6户贫农迅速转变认识，贫农高海喜高兴地说：“咱们以前在闷罐里活着，得到利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下可把盖子给揭开咧，壁虱挖出来了。”不久高丕昇便引导这些受他教育的农民建立了村子里面的首支变工队。

与此同时，一些村里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还试图通过“民众自发”“典型示范”的方式来推动农村合作化发展。事实上“民众自发”并非真的放任不管，而是领导干部亲自领导，在每个自然村建立若干“中心组”，以中心组推动其他，让群众知道劳动互助的好处后，主动自愿参加。如陕北镇原县劳动英雄李汉杰一开始光向群众宣传变工队时，没人愿意参加。但后来经过他和申文治、段风林3个人试验，结果1个人得花4天锄的3亩麦地，3个人半天就完成了。其他群众看到真的变工快，也就很快组织起来。晋西北保德县榆树里村，群众一开始也不理解变工的好处，不愿变工，干部们就将村里8户积极分子先编组变工，组织集体送粪，1人可以赶几头牲口，而不参加变工的1人只赶1头，于是大家说还是变工好。这时他们就以这个例子向群众做宣传，组织起变工队来，然后再组织一两个较好的组，推动成立其余的组。

伴随政府和农村党员、积极分子的不断推动，农民家庭在抗战中的劳动力死亡和畜力损失，也客观上增加了农民对乡村互助组的兴趣，而政府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政府宣传并不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还努力使其与物质利益结合，增加对农民贷款，特别是对那些在抗战中经济蒙受损失、生活出现困难的家庭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生活照顾。与此同时，从地主和富农家没收充公的粮食、农具、牲口、种子，也被边区政府当作物质奖励用于鼓励农民加入政府发起的合作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村干部、党员、积极分子是中共连接乡村的纽带，官方更倾向于利用与普通农民朝夕相处、在农村中“有威信”“能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和劳动英雄来替代政府。这些人常常将从政府那里获得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来照顾群众生活，鼓励他们参加政府发起的变工运动。如在岚县组织变工的“模范村”会里村组织农民的经验，就是“关心群众”“解决群众春耕中的粮食、种子问题”，经此一举很快“就闹起来了”。保德县“模范村”孙家里村，劳模袁谦不仅为变工队员筹米、炒面，解决劳动中的种子、肥料和队员的穿衣问题，甚至借钱给二流子，帮助其娶媳妇。村干部高丕昇发放1.2万耕地贷款，免除村民负担0.7万元，资助9户贫农1.9石粮食，帮助村困难户耕地。地处抗战前线的岚县白塬村免除农民麦租和秋租，发放1.25万元贷款用于没有农具户和难民购买头。保德县胡家庄，变工队不仅负责保障队员在日军扫荡期间土地产量的丰歉（没有加入变工队的农民由于缺少这个保障而损失惨重），还主动将县里买来的日用品低价卖给队外群众。宁武县劳动英雄张初元，为发动变工，解决穷人土地问题，先后买地240多垧。有一次他自己计划买地，但还没来得及买，就先把钱借给了更需要的人。他说：“不帮助他们一下，就变不起来。就先借给别人吧！”

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和劳动英雄对群众生活的悉心照顾及其无私精神受到了普遍赞扬。农民在得到好处后响应政府号召，纷纷参加变工队。例如，保德县胡家庄农民在得到利益后，变工人数迅速从最初的6户扩展至全村（富农5户，贫农5户，中农20户）。贫农金叩子，在大家“不要他时，他哭的非参加不可”。岚县毛窝村贫农冯满金、牛留宝在得到干部发放的农具和种子后高兴地说：“现在生产组织起来我们成了一个团体……对大家好有吃有穿，公公道道，我看这社会（指根据地）是再好没有了……毛主席的生产办法，像今年这样布置下去，再布置二三年，大家都拍手笑。”此时农民集体劳动的范围，除了在春季测量土地、犁地，在夏季锄草、播种，以及在秋季收割、脱粒和晾晒粮食外，成员自己的驴、牛和更多的土地都囊括其中。为方便农耕，女人也开始从事手工纺织、送水和清洁工作。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自愿加入变工互助的动机并非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劳动合作的意义，而主要为获取物质利益。这种快速发展组织的结果，对官方而言，虽然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迅速和有效地将农民动员起来，但这种只为农民需要、为群众谋物质利益的发展模式，并不足以让建立后的合作化组织真正成为“有力量的群众组织”，组织并不稳固。这种经物质刺激促成的变工队，很快便因变工队人数扩大出现新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