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互助合作对抗战时期社会生态的改造成果

一直以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如陕北之延安、安塞、志丹、子长和晋西北之兴县、河曲、保德、偏关等地，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由于从事农业劳动（如播种各类豆类和麦子）的过程中该地区农村普遍存在单个农户劳力不足需要外力协助及一些不具有耕畜和农具的需要借用的原因，近代以来西北地区始终存在变工、札工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农民在人力、畜力、农具、土地上的相互调剂、相互交换、相互帮助的劳动互助形式，虽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但范围仅局限于宗族、亲属、朋友之间进行，许多变工是短期的、不固定的，参加互助的农民也普遍对范围外的社会成员较为排斥，担心因人力、畜力、土地数量、家庭经济情况的不同，合作起来吃亏或不自由。所以农民间的相互变工虽产生时间较早，却没有脱离自发的初级阶段。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内战结束，边区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同时边区政府施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也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边区耕地面积开始迅速扩大，人口不断增加，牲畜和粮食产量也不断上升。特别是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虽然不断有外来移民的补充，但劳动力的增加速度仍落后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劳动力仍然感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原有的各种劳动互助重新发展起来。如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为完成1942年开荒8万亩的任务，曾组织487个札工，另外吸收了4939个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占当时全县劳动力的1/3，在开荒期间1/3的时间内，就完成了58%的总开荒任务。不过，总体而言，此时边区政府领导农业生产的政府督导还远远落后于边区农民高涨的生产热情和农民自发的劳动互助，民间出现的各种劳动互助仍以自流为主。(www.xing528.com)

1939年后，正面战场进入僵持阶段，日军和国民党军队逐渐将注意力由正面战场移向敌后战场，开始对边区实行军事围剿和包围封锁，断绝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给养，与此同时各地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农民变工在这一形势下逐渐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是从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开始的，也由此拉开了政府组织变工的帷幕。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边区各级干部中普遍存在忽视发展经济的错误观点，指出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农民集体劳动应成为边区农业的主要政策。随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根据地各地应普遍开展组织变工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发表后，很快产生效果。1943年1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提出边区生产应以劳动互助为实现形式，将边区社会“组织起来”。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各根据地党组织发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强调组织变工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贯彻这个方针，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各种办法。紧接着，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发展农业生产的集体化应作为解决农民经济问题、发展农村生产的“唯一办法”。而对于如何发展集体化，中共中央的答案是，农民变工是“分散的小农业个体经济逐渐集体化的第一个步骤，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率先从1943年春季进行全边区的生产运动。同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题为《组织起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把民众力量组织起来是发展生产的方针。这次大会和毛泽东的报告，对提高边区民众的生产热忱和推广互助合作的经验起了很大作用，农民变工也由此从自流向官方主导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