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宗族的生态改造研究-陕北、晋西北为中心

宗族是同一祖先繁衍下来、聚居在一个地域、以父系相承的血缘团体。作为家庭的扩大化形态，宗族又是若干以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集合体，是传统农村社会的核心群体。具体而言，宗族一般由祠堂、族谱、族田、族长、族规组成。其中祠堂是宗族的标志；族谱是宗族的联系纽带；族田是宗族存在的物质基础；族长是宗族的主宰，族规是宗族的法典，族长和族规合在一起是宗族权力系统的象征和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对乡村社会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从而有利于加强农民对封建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主要表现为：祭祀祖先、救济与协助、教育、内部自治、对外交涉和共同防卫等，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职能在基层乡村的缺失，以至于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传统中国就是靠家族制建立起来的。对此，1928年毛泽东面对旧中国乡村家族组织星罗棋布的社会现状，也分析说“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同姓一个村子，或同姓几个村子”。而事实上，这种同村同源，自然村为同姓村的情况相当普遍。如晋西北兴县任家湾村，该村41户184个居民中，只有一户是异姓的，其他均为“本地户”，在血统上可以“排”起来“任”姓同宗。谁家同谁家属于哪一支，谁比谁大几辈或小几辈，村民们都能说清楚，而且在取名上都看得出来。据村民们说，他们的祖先原是陕西人，因为那里自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和土匪袭扰频繁，天灾人祸不断，生存环境恶劣，所以才逃到山西，而任家湾村的建立，就是他们“父子们”历代勤劳经营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宗族血缘关系在普通农民的意识形态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在政治观念方面，中国乡村浓厚的宗族文化、科学文化的落后以及自然地理的隔绝，限制了农民的政治视野，为封建宗法思想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使农民很容易成为封建思想和家族观念的俘虏。譬如，在前述任家湾村，村内任姓族人共有五支，有亲疏远近、服、门的不同，非同宗支的村民常发生口角、斗争，而这些口角、斗争均必须经过宗族关系才能解决，甚至某些政治问题也是如此。因此在任家湾村，人们之间的阶级矛盾及政治趋向常被某种宗族血缘关系掩盖。由于受家族本位和传统尊家长、重忠孝的意识形态蒙蔽，导致近代中国国家主义薄弱，始终难以破茧而出。

对于脱胎于农村家族的“地方主义”对中共革命的阻碍，毛泽东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提出要注意“姓氏主义”的危害性，指出“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根据地的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向他们讲共产党是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而毛泽东的上述担心在抗战爆发后陕北、晋西北农村也得到印证，农村宗族血缘关系在边区减租减息过程中，非但没有任何减弱，反而得到强化。为此官方先后诉诸政治、经济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革，试图对原有乡村权力网络进行重新调整。

首先，中共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提高超血缘地缘的群众组织的政治威信。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根据地乡村实行村选。村选后，根据地传统乡村权威逐渐由地主、士绅和家长转变为中农、贫雇农为主的农民代表，从而为官方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提供有利的政权保障。然而，陕北、晋西北乡村社会偏僻闭塞、民众封建意识浓厚，对传统权力组织的依赖较强，因此民主政权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不断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和“阶级革命观念”取代民众的宗族家庭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基层组织进行再造。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的基层组织与过去依附于家庭宗族血缘建立的宗族长老制不同，是以农会为中心，包括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以及民兵组织在内的新型超血缘的组织，从而使民众对旧有的权力网络和昔日的乡村权威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成为新的团结农民的中心。(www.xing528.com)

其次，发动农民互助劳动集体化、合作化，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来消解宗族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认为要消解密切家族血缘间联系的动力，打破家族主义和农民本位主义思想根源的乡土观念，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家庭经营方式。为此1944年毛泽东提出发展农民互助劳动的集体化组织。于是，经边区政府的大力宣传动员，以变工互助和合作社为核心的集体化运动迅速兴起。

在此过程中，中共除强调农业生产中成员间的相互帮助外，还特别重视农民思想教育，特别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阶级观念”注入民众意识。其中，中共对于民众文化教育尤为重视，主要以实施和贯彻阶级论的教育观为主，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体现官方坚持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在教育内容上完全依据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和政治动员放在突出的地位，提高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例如中共提出“群众运动一起，积极分子涌出，就要抓紧教育。要认真准备好一篇讲话：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创造的。饭哪里来的？房子哪里来的？一切都是工人农民创造的。但是未创造世界的，却占领着世界。这里要注意打破农民的迷信，说明人受两种压迫，一种是自然的压迫；一种是人的压迫，人剥削人，人吃人”。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上述三方面措施的实行，边区宗族组织开始失去在乡村的重要地位，迅速走向瓦解。首先，在政治上，中共政权向基层的延伸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族存在的封建制度根基，改变了宗族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族长已不再在村里起决定性作用，取而代之以家境中等的中农和贫农。同时传统宗族组织也逐渐被各种新式的社会组织替代。经济方面，革命亦使村里的土地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宗族制度失去了经济的基础。特别是普通贫雇农依靠变工互助和合作社摆脱了对家族的经济依赖，打破了封建宗族关系对他们的束缚。文化方面，革命也冲击了封建家长制，带来了民主、平等和农民阶级觉悟的提高。不少农民都意识到，地主、富农不管是否同姓、同族，都不再是同路人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农民的政治觉悟也显著提高，逐渐认识到自身阶级的力量，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形成。譬如，晋西北农民经政府反复动员、教育，开始自发举行减租集会，主动同地主进行斗争。兴县召开减租大会23次，涉及524个村，7700余人参加；保德县有30个村的佃农集会减租；岚县60余个自然村都开过减租会议；偏关共开过减租斗争大会15次；交西、宁武等县在减租会议上并展开了反恶霸的斗争；岢岚县群众主动改选干部180余人，改选村政权。在此过程中，过去饱受压迫的农民，逐渐敢于表达自己的意愿，揭露过去地主的剥削压迫。兴县二区马明启说：“过去因交不了租，被地主从身上剥去皮袄，因为过去的租子里谷子中有几颗豆子，被地主吐了一脸吐沫，打了几个耳光子……”由此可见，经过中共革命的暴风骤雨，传统乡村宗族已开始解体。加之前述之革命造成的阶级分化与斗争、战争和负担政策引起的农民分家和地权迁移，都改变了原有的宗族网络，有力地瓦解了宗族组织在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