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晋西北根据地：中共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就中国的大多数传统内陆乡村而言，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的束缚，一般表现为内向封闭式的聚居式村落。在长期封建小农经济影响下，村内各民居之间、村与村之间一般都存在比较固定的地理边界。这种固定的土地占有通常与所有者对土地占有的地权相连，这在乡村社会中既是一个经济事实，也是一种法权关系。它决定着乡村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一种决定乡村资源分配的社会机制。然而，这种机制并非一成不变，极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发生改变。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乡村即由于日军入侵和中共革命导致其地区社会结构和原有社会生态发生重大变化。下面以晋西北兴县黑峪口村为例来具体说明。

黑峪口村坐落于山西省西北部的兴县，这里西北、东部、东南、西南四面环山，依次同山西省内的保德、岢岚、方山、临县接壤，西隔黄河与陕西神府相望。境内大小山丘3300多座，沟壑3900余条，河流74道，地形上易守难攻，且背靠黄河，与陕北遥相呼应。黑峪口村则在兴县西部，该村西临黄河，隔河与陕北神府相望，东距兴县县城50里，南距张家湾村约7里，北距裴家川口约20里。这是晋西北一处典型的集农村与市镇于一体的二元村庄。1942年4月18日，张闻天率“延安农村调查团”从任家湾村转赴黑峪口村，开始对黑峪口行政村（包括黑峪口村、唐家吉村、任家湾村、中庄村、桑娥村、碧村六个自然村）展开为期5个月（9月19日“延安农村调查团”离开黑峪口村，过黄河达陕北米脂）的农村调查。

据当时“延安农村调查团”调查记录，抗战爆发前，黑峪口村的商业经济在兴县城内首屈一指，河岸边常有货船停靠，陆上骆驼、骡马成群，是一个典型的连接晋西北和中国西北的商品集散中心。村里货物齐全，物价稳定，有各类商铺四五十家，资本总额达四五万元。然而，1936年的红军东征却给黑峪口村的商业贸易造成影响，大批店面停业或迁走。1939年“晋西事变”后中共进入该地区，随后而至的日军扫荡给黑峪口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1942年，全村人口从1936年的245户减至200户，减少18.37%，商业贸易亦大不如前。但即便如此，历史上形成的繁荣商业贸易仍吸引附近各村的大量人口，不过这些人的阶级关系复杂，对中共的政治态度也各不相同，除少数“进步”外，大多数属于“中间分子”，还有个别“顽固分子”。在土地占有方面，黑峪口村所在的晋绥地区受外界社会变动的影响较小，因此在中共进入前，地主和富农占有农村绝大多数的土地。

由上表可见，在抗战爆发前黑峪口村地主以7.76%的人口拥有68.42%的山地，而人口占90.2%的中农和其他阶级（富农除外）却仅有山地总数的27.08%。按人口平均，每户地主占山地数（112.18垧）竟超过43户全体贫农的所有山地数（112垧），为62户贫民山地总数的2.13倍。而富农，不仅占有平地和水地的平均量在全村最高，山地数也居除地主外的第二位，户均29.8垧，超过其余各阶级户均数（4.96垧）6倍以上。中农方面，虽然土地总数（358.88垧）比富农稍多（353垧），平地和水地的占有率（分别为9.93%和29.6%）也比山地（7.67%）高，但山地方面，每户却不过12.7垧，比本村平均水平的13.51垧还低。而贫农与中农比，又差很多，平地、水地和山地总数都很少，只及中农总土地数的1/3。小商人则在山地、平地和水地的占有上，以及户均占有率比贫农高，山地是贫农的2.59倍，平地是8倍，水地也略高。

另一方面，抗战爆发前黑峪口村在行政上属于行政村，下辖黑峪口碧村、任家湾、中庄、桑娥和唐家吉六个自然村。其中，黑峪口村北面是中庄村，东北是唐家吉，东面桑娥，南面是碧村，该四村在地理上呈半圆环形对黑峪口村形成包围。正是由于这种地理上的接壤和黑峪口村在经济上的相对强势，导致该村和其他四村在土地关系上常常出现地权交叉的情况，即黑峪口村的土地不仅分布在本村，还有大量散落在中庄、桑娥、唐家吉、碧村、张家湾等毗邻的周边村落。因此在研究黑峪口村的地权变动时，就不得不考虑与其接壤村落的土地占有和分配情况。据“延安农村调查团”记载，抗战爆发前当时距黑峪口村7华里的张家湾村的大部分土地就属于黑峪口地主所有，而张家湾村村民由于缺少土地，不得不从黑峪口村地主那里租种那些本属于己村的土地。中庄也有黑峪口村土地174垧，占外村占中庄土地总数的73.42%，相当于中庄土地总数的30.53%。桑娥村亦有黑峪口村梁地257垧，占该村土地总数的40.28%。从黑峪口村占外村土地的总量看，该村共有外村山地2211.17垧，占黑峪口村全部山地的69.83%；平地47.55垧，占该村全部平地的17.18%；水地10.5垧，占全部水地的21.69%。这些数字都说明黑峪口有大量的土地在外村，特别是山地，甚至半数以上都在外村。

那么，黑峪口村为何会占有如此多的外村土地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黑峪口村地理位置优越，隔黄河与陕北相望，市镇贸易发达，吸引了不少邻村村民移民于此，故而造成地权转移。二是该地区盛行村村通婚所造成的地权移转。因此，不光当时黑峪口村占有外村土地，外村有时也会购买黑峪口村的一些土地。譬如，黑峪口村就有2户地主先后移居桑娥村和碧村，造成原属黑峪口村的20垧和50垧土地划归桑娥村和碧村。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黑峪口村也不存在张家湾那样本村土地不够的问题，不过这种犬牙交错的土地占有状况却很容易导致邻近村与村之间地权上的交叉和模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种状况在中共进入后很快发生变化。首先，在黑峪口本村，随着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黑峪口村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中农、贫农经济状况获得改善，与之相伴的是黑峪口村的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形发生巨大变动，土地开始由地主和富农向中农、贫农阶层转移。据“延安农村调查团”统计（见下表），原本高度集中的村土地产权出现明显弱化趋势。其中，地主的山地由1936年的2264.5垧减少到1942年的1406垧，减少858.5垧，占全村山地总数的比例由68.42%降至49.74%，不足山地总数的一半。平地、水地也大为减少，从1936年占全村平地和水地的43.36%、48.22%分别降至1942年的28.21%和35.15%，平均每户所占的平地和水地由1936年的6.32垧和1.23垧减至3.34垧和0.303垧，降幅分别达47%和75%。

与此同时，与1936年比，1942年黑峪口村内除地主外的其他阶级的土地却明显增加。其中，中农增加的土地最多，由1936年的254垧山地增加至1942年的472垧，占全村山地总数的比例从7.67%增至16.7%，每户平均由12.7垧增至18.88垧。贫农增加的土地也不少，从1936年的112垧山地增加到1942年的193垧，占全村山地比例由3.38%提高到6.83%，每户平均从2.6垧增至5.36垧。而富农，虽然土地总数和比例也增加了，但按户均计算的话，反由于户数增加而减少。至于小商人阶层，土地总量虽然减少了，但每户平均数却由6.75垧增加到10.23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黑峪口村各阶级在全村土地减少的背景下会出现有的阶级土地增加，而有的阶级却减少的现象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与中共进入乡村后人为对乡村实行阶级划分而导致各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变化的结果有关。

（1）对地主而言，土地减少主要是由于躲避政府负担而出卖土地造成的。1942年黑峪口共有12户地主卖地，其中有3户卖山地208垧，占全部地主卖地的80%，此外还卖出平地4垧、水地6垧。地主卖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减少摊派到自身的抗战负担和抵抗减租。同时，阶级划分造成的土地减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黑峪口村划分阶级后，全村先后有6户地主因分家降为富农，导致239垧山地、14垧平地和4.5垧水地的地权发生转移。

（2）对富农而言，山地和平地的增加并非源于土地买卖，而是与阶级变化带来的地权转移相关。中共划分阶级后，本村先后有7户其他阶级的村民变为富农，由此带来136垧山地、59.5垧平地和4.5垧水地。如果除去2户由富农变为中农所带走的66垧山地和12垧平地，则整个阶级变化造成的土地转移中，黑峪口村富农的土地增加是大于减少的。(www.xing528.com)

（3）中农之所以出现山地增加而平地和水地减少，也是阶级成分的改变造成的。抗战爆发后黑峪口先后有3个地主、1个富农、5个贫农、1个贫民、4个小商人变为中农，使中农增加253.5垧山地、10.83垧平地和0.33垧水地，而中农变成其他阶级的仅9户，带走山地68.5垧、平地10垧。因此，同富农一样，中农也是移入多于移出。其次，中共减租减息政策造成中农土地购买大于土地出卖，也是导致中农土地增加的原因。抗战爆发后，黑峪口村一共有7户中农买地，总共购买山地98垧、平地2垧，而卖地只有3户，卖山地38.5垧，其中2户因劳动力弱、生活困难出卖，1户是为减少自身负担（以前属于地主成分，后来分家降为中农，“四大动员”时仍被政府征用了一对手镯，自己认为负担重）卖地。

（4）贫农在村里开始成为仅次于中农土地增加最多的一个阶级，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直接得益政府分地、扶持贫农政策，贫农分得40垧山地和16.5垧平地，加之新移入村贫农带来的土地，使贫农占有土地增加；第二，由于政府减租、免田赋和勤俭节约，部分贫农开始购入土地，其中在买地的6户里，有2户是政府减租得利，1户是做生意和勤俭，1户是政府免征田赋，1户是未遭受战争破坏、没有负担，1户是因勤俭和地贱；第三，是因为划分阶级造成的土地（主要是平地）变化，增加20.5垧平地。

（5）对小商人来说，虽然他们的土地总数减少，但比例反而增加。而导致他们土地减少的原因，首先是阶级变化带来的土地减少。抗战爆发后，虽先后有6户原其他阶级村民转为小商人，带来97垧山地、5垧平地。但相较转入的数量，转出的更多，达到18户，带走山地168垧、平地53垧、水地3.5垧。因此，受阶级变动影响，小商人少了大片土地，特别是平地和水地。其次，商人从事土地买卖，且买进的土地少于卖出的土地。买地方面，有15户买地，入山地144垧、平地15.5垧、水地3.5垧；而卖地有7户，出卖山地158.5垧、平地4.3垧。另外，黄河泛滥推掉不少平地，也是小商人土地减少的一个客观原因。

与此同时，不仅黑峪口本村的地权发生变化，黑峪口村与邻村的土地关系也受革命战争影响出现一些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本村土地开始向本村集中，外村土地也逐渐被其本村人获得。以下即以“延安农村调查团”调查的桑娥和中庄两个自然村为例，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在桑娥自然村，1942年该村的土地由抗战爆发前的636.5垧增加到701垧，这些新增土地主要得自于外村。而所谓外村地，又主要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新移入桑娥村的新村民，他们把地带来。譬如，1户从黑峪口移入的富农就带来本属桑娥村的38垧地，另1户从赵家川口过来的贫农也带来8垧梁地、5垧平地。桑娥村新增土地的另一个来源是从外村购得的新地。抗战爆发后桑娥村共有3家买进土地，其中有2家是从外村购地（均为黑峪口村在本村的土地），1宗为40垧，另1宗是20垧。与此同时，与本村地增加截然相反的是（由下表可见），外村地在本村的减少。1936年外村占地323.5垧，1942为302.5垧，1936年外村占本村地的50.7%，到1942年降为43.5%。

1936年和1942年桑娥村与外村的土地比率变化

其次，在中庄自然村，与桑娥村相似，中庄村内也有许多土地被外村所占有，但从下表可以看出，1942年外村所占土地总量已经比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大大减少，由1936年的237垧减至1942年的129垧。从比例上看，1936年外村占有本村土地占本村土地总数的41.5%，1942年仅为16.74%。其中，仅1942年黑峪口村地主李玉贵在中庄的76垧地，就被本村4户贫农购去60垧，剩下的16垧也主要由于土地太差而无人问津。另一方面，从外村减少所占地的类型看，虽然外村占中庄上等梁地和中等平地比例仍有少许增加（由1936年的44.7%提高到1942年的60.27%、中等平地由12.8%提高到25.6%），但中等梁地、下等梁地和下等平地的比例却出现大幅下降，中等梁地由1936年的53.1%下降到1942年的24.88%，下等梁地由36.3%降到11.2%，下等平地由38.9%降至15.78%。

1936年与1942年中庄村与外村的土地比较土地（土地单位：垧）

总之，从前述的黑峪口村的土地占有情况看，该村在抗战爆发前土地大量集中于地主和富农之手，且他们拥有的土地分布较广，不仅本村有，周围村庄也有不少。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土地占有情况，直接导致附近乡村的村界有较强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状况在抗战爆发后出现明显变化，呈现出一种由集中向分散发展的态势。中共推行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村选、“四大号召”等革命政策，迫使地主和富农不得不缩小了土地经营规模和经济活动范围，为减小目标、少承担抗战负担而不得不出卖土地。与此同时，广大农民因减租减息的刺激也渐有能力购买和回赎土地，从而使黑峪口村的土地关系和该地区各村庄间的原有土地归属结构发生了以下两个显著变化：一个是乡村土地占有变得愈发分散，家庭式的小农经济愈发突出；另一个是在村与村之间的土地买卖中，卖出的地绝大多数在外村，买进的则基本位于本村，各村土地开始向本村集中，促进中庄、桑娥等小村脱离黑峪口村的影响获得独立发展，并客观上使该地区原本混乱失序的村村土地关系和村界变得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