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阶级关系变革研究：陕北、晋西北抗战时期根据地案例

伴随1940年后中共政权在根据地的巩固和中共势力的发展，边区经济政策越来越不利于地主阶层。此时，除前述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地主经济也遭到抗战负担的沉重打击。事实上，在抗战爆发初期，由于边区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和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捐款，因此边区民众负担的数额不大。但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特别是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完全中断，政府运作只能靠边区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提供。1941年，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由于边区的工业基础很差，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主要靠救国公粮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税收负担就大半落在了地主身上，地主支出大幅增加。以陕北米脂杨家沟大地主马维新为例，1939年前公粮负担不过每年20石，到1940年猛增至121.79石米，占其全部收入的48.06%。另据米脂县银城的六户地主调查，六户地主1942年抗战负担和家庭开支竟占全年收入的143.3%，1943年稍有下降，也达到139.7%。更有甚者，银城地主冯华甫1943年收入9.5石，抗战负担却有18.8石，几乎是其年收入的2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个案，而是相当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1942年银城市地主平均负担占总收入的比例就是69.8%，1943年更攀升至72.8%。民丰区三乡共有255户，其中地主常向贤1943年全年负担23.865石，占全年收入的119%，占全乡负担公粮数的20%。

因此，在边区征收公粮、减租减息、通货膨胀的共同作用下，地主经济迅速恶化，收入锐减、支出剧增。从上述经济境况不好的地主看，许多地主已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为摆脱困局，他们只好靠出售土地来维持生存。如前述银城地主冯华甫在1940年有170垧地，1944年就因负担太重，不得不出卖土地，到同年秋只剩68.5垧，迅速蜕变为一个小地主。银城市四乡三区23户地主，1942年前原有土地3795垧，1942年典出110垧，卖出144垧；1943年典出63垧，卖出189垧。两年中地主土地共减少了506垧，占其土地总数的14%。米脂杨家沟地主的土地总数也由1941年的13977.5垧，降为1947年1月的8447.7垧。为解决经济危机，绝大多数地主除了典卖土地，还不得不紧缩家庭开支。银城地主冯社臣在减租前，每年收租近百石，还有副业收入，生活好，应酬多，饮食颇为考究，早上吃烧菜蒸馍，晌午多吃干饭白面，不仅常吃肉，还常添置衣服用物，每人有一两套出门见客的绸子衣服。到抗战爆发后，边区物价腾涨，地主负担逐年增多，冯社臣家遂不得不开始节约，不仅很少添置新衣，肉面也很少吃，早饭时蒸馍炒菜也取消了，应酬更是尽量节省，待客也少了。银城冯华甫家也是如此。1940年前丰衣足食，雇了三个雇工，1940年后，冯家开始入不敷出，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到1944年只留下地68.5垧。为了维持生活，冯氏不仅辞退了长工，自己操持家务，还不时典卖土地；母亲姚氏也放弃了昔日养尊处优的生活，与雇工老妈子一样，开始做家庭生活，几年没有买新衣服，只是缝补破旧衣服来穿。日常生活方面，全家除84岁的父亲能吃上白面外，其余成员均食家常便饭，日子长时家中吃三顿饭，早晚黑面窝窝，中午吃些黑面或干饭烩菜，白面和肉都很少吃。为应对经济上的困难，一些地主纷纷选择逃离。前述银城地主冯华甫就因1941年政府摊派他出15石，他觉得负担过重，一度偷跑了，政府封了他的家，押了他的妻子，导致他妻子得病死亡，对他打击很大。而在这些举家外逃的地主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主动迁到国统区，原因除边区抗战负担沉重之外，1943年后边区开始的锄奸运动也使地主成为政府斗争的主要对象，常会遭受政府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指控，因而被迫逃到国统区。

值得注意的是，与地主经济的衰落相比，农民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都增加了土地，这使得农村土地结构发生变化，地权更加分散，中农逐渐成为农村土地的主要控制者。而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变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根据地经济形态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下即以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兴县二区10村的土地占有为例予以说明。

1936年兴县14个村的土地占有（土地单位：垧）

1942年兴县二区10村人口分布及土地占有（土地单位：垧）

由以上两表可见，1942年10村共有户口666户，而1936年10村有户口668户，抗战爆发后比抗战爆发前减少2户；9个村（中庄村缺）共有人口2718人，1942年人口2935人，比1936年减少217人。具体而言：地主方面，无论是人数还是比例都明显下降。10村中仅4村有地主21户，占总户数的3.2%，人口96人，占总人口3.5%，户均4人。富农方面，由1942年表可以看出1942年各村比重都高于抗战爆发前，比例均有所增加或上升。各村1942年中农的人口和比例多高于1936年。兴县9村共有中农户口191户，占9村总户数29.4%，人口有1013人，是总人口比重的37.3%。与1936年相比，5个村的中农户在户口和人口的比重上都高于1936年，另有3村略低抗战爆发前。至于贫农，在人口比例和户口方面亦大致与中农相近。此外考察抗战时期兴县几个村庄户口和人口的分布后，我们还不难看出抗战时期晋西北乡村地权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上面1942年表可以看出，此时10村共占有土地15594.36垧，比抗战爆发前1936年减少1240.39垧，户均土地23.4垧，比1936年减少1.8垧。其中地主土地明显减少，无论是户均还是人均都呈明显下降趋势。与之相较，中农土地则明显增长，各村中农地权比重都占绝对优势且部分地主、富农及贫农都在向中农转化。贫农土地占有量也大幅上升，土地占有比重仅次于中农。因此，总体上看，受战争与革命冲击，根据地乡村从阶级变化和地权流动的角度看，呈现出明显“中农化”倾向。这说明抗战时期土地由集中趋向分散，且土地生产单位增多而农户生产规模在逐渐缩小。值得注意的是，受此影响，在革命与战争背景下，抗战时期根据地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www.xing528.com)

（1）地主阶级。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提出的革命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的政策，减少了地主的主要收入来源地租和高利贷收入。与此同时，负担政策又增加了他们的支出，加之战争带来的破坏，不仅给地主造成经济和劳力上的损失，还带给他们额外的精神负担。不少地主为避免减租，逃避负担，也为避免战争中可能的损失，不得不出卖或出典土地，因而经济地位大不如前，每况愈下。如黑峪口村在抗战爆发前原有地主19户，除迁走4户外，15户中有11户保持原地主地位，4户改变了成分。在改变成分的4户地主中，2户变为富农，均是由于减息或负担重和吸大烟而大量卖地；另外2户原来也都是小地主兼高利贷商人，因受政府减息影响而降为中农和小商人。在赵家川口，村里的2户地主虽仍然保持了地主身份，但手中土地也大为减少。抗战爆发前1户地主经营自己土地的16.45%，到1942年只经营10.39%；另1户地主抗战爆发前经营自己38.04%的土地，到1942年缩小到只经营23.58%。

（2）富农阶级。同地主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相同，富农也整体陷于没落。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是战争破坏及其所造成的心理恐慌。在战争中富农房屋、积蓄、粮食被敌人烧毁劫掠，黑峪口村富农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直接导致村里2户富农下降为中农；赵家川口村亦有1户富农受战争与革命影响，生产情绪低落，农业生产逐渐下滑。第二，抗战负担加重。抗战爆发后，根据地施行的税收政策使富农负担迅速增加，直接减少了他们的收入。例如，柳叶村1户富农肩负着全村各种负担的一半，四大动员和春耕借粮借款又额外增加了支出，使其无力扩大再生产。第三是劳动力减少。与地主经济地位下降主要由于减租减息政策不同，富农因土地多在外村且数量较少，因而减租减息对其影响不大，没有成为他们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但战争造成的农民参军、疾病死亡等劳动力的减少，使其不得不缩小经营范围。如黑峪口村5户富农中有3户发生变化，其中3户中就有2户是因劳动力死亡造成的，还有1户因政府征兵导致人口离散。

（3）中农阶级。受政府减租减息政策影响，中农普遍从中获利，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一般来说向上发展的多，向下衰落的少。这是因为中农中绝大多数租种别人土地，都因借高利贷而欠地主或富农债。同时，由于政府实行“富者多缴，贫者少缴”的负担政策，中农经济负担亦随之减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政府提出的减租减息和负担政策，迅速改变了中农的经济境遇。不仅地租、负担减少，利息一般也停付，所以中农的经济状况得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如黑峪口20户中农中有9户改变成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4）贫农阶级。抗战爆发前，贫农需要将收获物的绝大多数，以地租和利息的形式，缴纳给地主。重租高利贷的枷锁，束缚着他们不能翻身。减租减息政策贯彻执行以后，地租交得少了，过去必须交给地主的部分，现在可以留给自己。其中，一些条件较好的贫农开始买地，并由此在经济上实现翻身。即使是那些没有办法买地的贫农，他们在经济上也获得相当的发展。如黑峪口村抗战爆发前有43户贫农，抗战爆发后除移走和破灭的10户外，保持原地位23户，10户改变了成分，其中5户上升为中农，1户系发横财和减租得益而买地上升。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新的中农阶级。

总之，虽然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农村经济结构同抗战爆发前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农业仍是这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与抗战爆发前显著不同的是，受日军入侵与中共革命动员影响，根据地内部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即由传统型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逐步融入了中共革命体系。根据前述晋西北兴县10多个村庄的档案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中日战争给该地造成很大人员伤亡及经济财产损失，但某种意义上中共所施行的经济政策对根据地农村产生的冲击更大：一是中共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削弱了地主、富农的经济实力，有力地调整了各阶级力量对比，地主、富农地位明显衰落，逐渐向中贫农转化，贫农、商人也朝着中农方向转变；二是土地资源在各个阶层中也开始重新分化和整合，地权日益分散。具体言之，地主实力下降，富农的户均人口和土地占有量也较抗战爆发前减少，而中农则不仅是户数还是土地占有比重都显著增长，在村庄中占支配地位，贫农虽仍然以租种或伙种土地为主，土地占有总量较少，数量却在迅速增长，户数和比重在乡村都仅次于中农，处于一种上升趋势。总而言之，此时根据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地权分配愈益分散，个体农业生产户增多，“中农经济”的趋向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