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的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从前述村选及新政权的实际工作看，选举和乡村政治秩序的重塑似乎没能根除传统农村之痼疾，不是解决乡村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客观而言，作为中共改造农村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干部民选也确实给暮气沉沉的传统乡村带来一丝新的气象。特别是对革命党而言，社会精英的整体更替，使根据地政府的性质从革命党的军事占领巧妙地改变为人民授权，奠定了后来根据地更高层级民选代议制的基础。但从村选本身看，这种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人为拉动”色彩明显。它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形成新的党领导下的民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中，为了使民主、选举等现代政治观念在传统乡村迅速扎根，中共将动员视为构建根据地民主的重要手段。而在宣传政府的民主政策、组织选举的过程中，中共也特别注意把现代的民主意识同农民实际生活和抗日斗争相结合，突出自愿和自觉原则，把政府说教转化为民众需要，以此来催生农民对民主的渴望——这种现代意识的产生，强化乡村社会成员的主体和参与意识。而中共也通过选举，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普遍赞扬和热烈拥护。晋西北神池县农民赵嘉凤说：“选举规则很周到，目前民主和以前选举真有天地之分。”一马姓农民对选举称赞道：“这才叫真民主呀！你看以前的选举的议员，还不是人家叫选谁就选谁？”静乐县某张姓代表在参加选举后说：“我活了快一辈子啦，从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使我心里痛快极啦，这和我们受敌人压迫相比，真是天堂与地狱。”由此可见，中共通过选举，享有代表社会民意的代表性、获取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执政的正当性，共产党人在民主与宪政间画上了等号。通过选举，正如毛泽东所说，宪政成为民主的政治。

然而，在这里笔者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被带入”的民主在革命制度空间里明显存在一种逻辑上的悖论。这是因为，官员民选的根源是人民主权，由民选政治派生出的代议制政治必然要求对政党权力进行限制，政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活动，而革命要求强化领导权力；代议制民主讲求权利、制度和规范，而革命则强调组织、服从和效率。显而易见，边区的民主与中共的革命行为存在明显矛盾。然而，中共却在这方面并没有陷入统治合法性的困境。原因何在？在革命与民主这一悖论面前，中共是如何实现二者有机融合的？

笔者认为，中共对根据地农村的有效治理和边区建设的现实成绩，满足了边区民众的利益诉求是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中共在边区执政，不仅通过民主选举具有合法性，还通过民生建设具有代表力。

经过中共对边区政权“和风细雨”的改造，一大批实际工作中的“英雄模范”“积极分子”取代原有旧政权不负责任、违抗懈怠的“落后分子”，成为乡村新的权力主角。而这些人“像农民一样穿着棉布长裤，像农民一样说话，像农民一样生活”，其农民出身的草根性，使新干部普遍与普通农民产生了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在这些干部的帮助下，乡村秩序得到重塑，农村生产得到发展，社会一般民众的群体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由此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民众的意识形态，继而提高了党的代表力、执政力。“许多参观过边区的人，不论是考察团，还是代表，以及来自各种军队的代表，都承认我们这里的工作安排的很好，有些方面他们视为榜样。在这个意义上，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那些过去说我们是土匪，只会搞破坏等等的人来说，这特别重要。现在他们在实践中和在生活中确信，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其中，最典型者如1942年从延安访问归来的党外人士刘菊初，刘氏一反此前对边区的怀疑态度，对中共治下延安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赞不绝口，在归来感言中谓：

陕甘宁边区，旧为人口稀少，地土荒凉之域，自新政府成立，缔造经营近三年来，人民有自各地迁居而来者不少。农村之活动，市面之繁荣，有一日千里之势。向之衣服褴褛者，至是而有焕然者矣。向之囊中羞涩者，至是而裕如者矣。延安周方二三十里以内新打之窑洞，栉比而立，高自山头，低至沟间，夜间出外一望，灯火万家，照彻远近，高而著者接大星，低而微者比萤火，迷离夺目，恍如置身元宵灯市场中。延安市间机关林立，生意四百余家，饭摊小贩，当在其外，房舍当在日事建筑之中，真有一年成居，二年成聚，三年成都之观。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其蓬蓬勃勃之气象到处可见。(www.xing528.com)

其实根据地能取得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共实行的宽松、开放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而中共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在边区的共同发展，特别是鼓励小农经济和民族工商业发展，一方面固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逻辑使然，另一方面也与俄国的经验有关。1905年列宁在《两个策略》中严厉批判了俄国革命者试图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幻想。认为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革命是“绝对有利的”，无产阶级在革命前“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于是基于俄国经验，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对相较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因此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就包括了鼓励民族工商业、农业小生产发展的部分。此时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指引下，不仅发展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也要让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经济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社会民生明显改善，与国统区相较亦不遑多让。1943年米在边区每斗250元，国统区每斗500元，比国统区便宜一半；肉每斤100元，国统区每斤合边钞120元；鸡蛋边区每个卖3.5元，国统区每个合边钞12元。“延安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每月得2760元，老婆加一倍，孩子加起来有6000多元，比重庆一个特任官的生活还要好些。”与之相较，国统区却物价腾张、官员腐败，一位国民党高层坦言“国民党百分之百的贪官污吏，孙夫人（宋庆龄）也说国民党无望了”，蒋介石也自责说“党员都睡觉去了，人民是一呼百应，揭竿而起”。1944年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在对比边区与国统区后得出结论，“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访问过中共的人士似乎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此时通过以白修德为代表的西方记者的传播，使奔赴革命根据地成为无数热血青年的梦想，为中共赢得了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农民对民主和选举的模糊认识也是促使根据地革命与宪政融合的重要因素。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民主对封闭落后的边区民众而言，事实上还是个“稀罕物”。对于如何实行民主，民众“还是小学生”。除此之外一般民众还存在“选举啦，选举啦，人家指定咱选勒”的错误认识。至于西方宪政民主中所谓“无条件的权力没有合法性”“无代表不纳税”等概念和意识，更无从谈起。对此，有论者指出，这种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参与，实际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a physical fact），而是一种“观念状态”（a state of opinion），即人们自愿服从的一种社会观念。其本身意味着一种基于开放和社会公意的社会秩序，联系抗战革命的现实语境，即毛泽东所说的“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因此理性地分析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关键并不在于实现民主的形式如何、目标是否实现，而在于实现目标过程中是否彰显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以及政治组织的方式是否有利于改善民众生活。从这点看，根据地的干部民选，一方面通过选举，打通了民众主动参与管理国家的民主路径，为边区政府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又通过改善民生使农民觉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使农民自然而然形成跟着共产党走的意识。中共通过政治和物质这两方面的影响，打通了政府与社会的精神通道，建立起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相互联系的精神意识网络，将分散分离的乡土与政府联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通过政治参与、发展经济，以及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几乎满足了农民对现代社会的所有想象。此时政治民主和民生幸福的社会意识深入人心，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打扫得颇为洁净的黄土街衢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若留神去观察每个人的表情，他们的眉宇之间都洋溢着一种愉快的神情”，这种活泼、愉快的气氛不仅弥漫在延安城里，整个边区都“很难看见一个苦脸相的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民主出现问题，群众给予的也是理解。总体来看，中共革命和民主的正面形象是保值的，并不会因为选举和干部工作中的问题而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