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工作的问题对村政权工作产生阴影

中共植根乡土，实行“党治”而非“绅治”，是根据地在基层政治方面与晚清及民国历代政府的根本区别。“党在农村革命的发展和维持，基本维系在他们身上……如果一个地方没有革命者，乡村的革命运动也便无从谈起。”因此，根据地政权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希望其能成为乡村工作的重要推动力，故而农村党支部的发展备受中共关注。但在战争、革命的条件下，中共出于革命需要，往往急于打开农村工作，过于看重党员发展的数量，忽视了对党员质量的追求。因此有些农民入党根本不需要手续，不经过支部讨论，只要支部委员、支书和干部个人批准就可以入党，甚至有时只要农民表态支持抗日和支持党的军队就可以成为党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党员对党的认识非常肤浅，有些人入了党不知道自己是党员，也有人入党后还不知道什么是党！所以在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农民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出现几担粮和几元钱就能收买党员、干部，甚至出现党的地方支部被敌人控制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晋西北兴县任家湾村为例，中共任家湾村党组织建立较晚，直到抗战爆发后才有了个别党员，党小组的建立更是1939年的事。当时任家湾共有任步德、任学丁、任绍明三个党员，他们组成一个小组，由任步德任组长。1940年任步德又发展任乃现、任韩之、王丑女三人入党。1941年7月，任家湾村改归黑峪口行政村后，本村的党小组也划归黑峪口支部，由任步德直接领导。后来该村又先后发展任支明、王依罗为党员。所以到1942年，任家湾村共有七个党员（原有八个，后来因任绍明在1942年对党不忠诚，被开除出党），其中两个女党员。在村里的七个党员中，任乃现“26岁，有二亩水地，成分贫农，不识字，1939年入党。1940年到1942年先后担任过工会秘书、分队长、闾长……”，因个人性情好，没有得罪过人，在老百姓中有一定影响，“其优点：对党忠实、不捣鬼、生产情绪高；缺点：不好说话、没有能力、不识字”。任学丁“为人忠厚、不愿多管事……做起事情来慢腾腾的。有时在工作中，他既怕耽误了自家的事，又恐怕得罪了村里人，常瞻前顾后……是一个老好人”。相比较任学丁，王丑女则活泼、大方，但她对自己的残疾丈夫极不关心，“每日不得已的给他做些‘猪干狗食’”；另外她个人生活不检点，所以村里的人都“斜视”她。至于村自卫队的妇女队长王依罗性格泼辣，遇事敢说话、不怕得罪人，是个活跃分子，但她在群众中的威信却不高，“群众选她出来工作……是因为她‘爱多管闲事’、‘游手好闲’的缘故”。另外王依罗还有“男女关系不正经”、不肯受苦、爱赌博、经常与人争吵等问题，所以“群众在某些事情上听任她，是由于对她的害怕”，群众对她所号召的事情，常常是当面应承，背后却抵制。除此以外，其余三人（任布德除外）的工作能力较差。由此不难想象，受制于自身能力、社会威望及文化程度，村支部工作很难推动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工作的展开。与此同时，小组在发展党员中也明显存在失误。王依罗未经党组织的开会、讨论，就被批准入党。组织生活的不正常和支部对小组领导的自流、放任，这些都构成了乡村中共支部工作的主要缺点。党的组织虽然在乡村已经建立起来，党的组织生活却不正常，很少活动。即使有，也只是在上级组织的号召下奉命照章行事，除此以外，便再没有什么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任家湾的党组织活动几乎都是上级通过召集村干部会、群众会布置的，党小组会从不召开。在1941年和1942年任家湾村的春耕、村选、区选、征兵工作中，都没有党组织的身影，最多只是个别党员发挥一些作用。这样就造成了中共党组织的削弱。村里讨论一些重大问题时，党员也同普通民众一样，“喊几声赞成，或举一举手”，没有体现出中共党员的先进性。(www.xing528.com)

因此，上述任家湾村党支部工作的问题，不仅为党在任家湾村的发展投下阴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村政权工作。这是因为，中共建立村政权后，基层社会的党政人员交流渐成一种新的趋势。在这种体制下，任家湾村的党员往往就是村政权里的干部。然而从任家湾村党组织的工作看，这种党政之间的融合，并未在乡村锻造出一个强有力、能领导村庄成功变革的革命团体。在面对乡村内部问题时，任家湾村的党组织多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处理。事实上，这个村的党组织更像是一个由少数乡村精英组成的在农村扮演弱势角色的松散团体。因此党在任家湾村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有党员背景的村干部的所作所为。支部工作也是基本上依靠干部召集村干部会、群众会来开展的。而党员文化素质低，绝大多数为文盲的状况，也严重影响了党的工作。例如，在对党员进行教育的活动中，许多边区村党支部的宣传干事和教育小组组长本身就是文盲。依靠文盲来做宣传教育，工作自然得不到保障。对于这种状况，张闻天曾在晋西区党委干部会上，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党员工作方法以及任务和策略的教育，要认真研究30岁以上党员学文化的问题。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如果说这些农村党员对党和边区政府交给的任务尚能勉强完成的话，那么让他们参加政府和学习文化等一些和生产没有关系的工作，就太勉为其难了。因为在讨论如何发展生产、进行建设的问题上，党员与农民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在村民讨论村政问题时，党员也同普通农民一样，“喊几声赞成，或举一举手”；女党员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束缚，认为“女人不顶事”，而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孩子上，对党的生活和工作则毫无兴趣；个别党员由于怕政府的任务“妨碍生产”“误工”，甚至要求退党。事实说明，要从农民中选拔一些好的党员来管理村，并非易事。农民根深蒂固的狭隘保守、缺乏自信，以及怕得罪人和文化程度与政治经验的不足等等，都束缚着党在农村中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