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的研究及影响

作为抗战时期边区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乡村运动是中共努力变革乡村政治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如果说，中共在农村的深入，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那么，中共和边区政府纵向在农村的延伸，则改变了以往国家政权仅停留在乡和区一级的局面，传统乡村社会“山高皇帝远”、与政治隔绝的状态彻底被打破了。但是这种改变，是以乡村原有组织的萎缩和衰落为代价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共在进入农村时先要与进步分子联系，然后通过各种地方势力和组织来接近农民，同时也因为在边区政府成立初期，中共需要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稳定乡村秩序、发动农民运动方面的支持。在农村，以救国会为代表的村组织实际起着一种第二政权的作用。而这种来自地方的配合，尤其是来自村组织的强力支持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没有地方的配合，中共就可能得不到人民的信赖，也不可能获得支持。但另一方面，随着根据地政权的日渐巩固，原来以救国会为代表在乡村中起第二政权作用的村组织逐渐衰落，原有干部也大都加入边区政府，其领导下的村组织政权工作也日益丧失独立性。这些村里的群众组织由原有的“第二政权”而逐渐边缘化，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不独立性，以至于“群众团体成了政府的附属品，干部成了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失去独立性，失掉了本身的特殊任务”。边区群众组织开始打上越来越鲜明的政府的印记，按照党的意志和需要发展。这些群众组织的命运也开始和党融为一体，成为党对农村渗透和社会资源控制的一个重要助手。

在这一过程中，村群众组织不仅与政府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在根据地的社会改革中也处于中心地位。一般来说，根据地农村都有粮秣小组、代耕队、通讯员、自卫队、游击小组、妇女队、担架队、运输队、招待处等组织的设置。其中，粮秣小组负责管理村公粮收支、登记等事宜，并接受代表主任指导。小组由一名组长、两名组员组成。工作除帮助政府征收公粮外没有其他内容，甚至日常公粮收支等事宜实际也由代表主任具体负责。代耕队受代表主任指导，主要为村抗属代耕土地。一个乡有一个总队长，行政村为一个分队，自然村有一个小队。分队里设正副队长，小队里有小队长。本村18岁以上、55岁以下男子均须编入代耕队，有牛的人家除出人外还须出牛为抗属代耕土地。通讯员，在代表主任指导下，主要负责传达消息或进行联络等，工作由两人共同负责。自卫队处于受代表主任和行政村武委会的双重领导下。每乡设一个连长，各行政村有自卫队排，各自然村下设班或分队，并各自设小队长，除小队长外还有分队长与分队副队长各一人。自卫队任务为站岗、放哨、担当运输和缉捕汉奸。除自卫队外，村的武装组织还有游击小组。游击小组在代表主任管理下受行政村武委会领导，属于村政权自己的武装。组长通常由自卫队分队长兼任，任务为日军扫荡时搜集情报、保护村中财物、缉捕破坏分子。妇女队为主要负责洗衣、缝衣、做鞋等工作的妇女组织，各村设正副队长，队长下有妇女小组。担架队的职责是抬伤病员，具体担架工作由村长直接负责，按户轮流分派。通常意义上村里主要劳动力均要编入担架队，并设正副队长，队长下分班，班有班长，出发时需每班出一人。在乡村除担架队外，一切有关运输事宜都归运输队负责。运输用牲畜，故年老、年少或半劳动力均可以担任。而招待处，则由村里各户轮流担任，负责招待来往党、政、军、民工作人员。机构设处长一名，下有招待员，每个招待员管20余家居民，轮流指派招待事宜，带路、送信等也由招待处负责。(www.xing528.com)

由上可见，这些村组织虽表面上是群众自发性组织，但实际与村政权关系密切，甚至可视为村政府的附属或分支。在实际情况下，这些组织在工作中又都存在人浮于事、组织运转不正常的问题。以晋绥边区兴县任家湾村为例，村里的粮秣小组、自卫队和游击小组“仅有形式，没有实际”。粮秣小组的工作实际由村长一人包办；自卫队只是在上级检查的时候才站岗放哨，1941年仅出勤八次，1942年则一次也没有，再加上出入村口不拿路条，以至于老百姓也认为没用，每年除练几次操以外，便无事可做。而仅由三人组成的游击小组，组织太小又缺乏训练，也不可能完成搜集军事情报、保护村中财物、缉捕破坏分子的任务。与之相比，代耕队虽有健全的组织，但在1941年和1942两年中全村只有一户享受过这种优待，以村里46个劳动力计算，队员每人仅代耕0.19垧。即便如此，队员仍多推诿，需要上级再三督促才能完成。通讯员工作也乏善可陈，满足不了战争需要，从日军历次扫荡所造成的损失来看，并没有发挥出既定预警作用。作为任家湾村最大的组织，“全村的人虽然名义上都是农救会员，实际上却又都不是”。农救会干事的工作就是收会费，其工作也正如那位干事所说的“不顶什事”。而出会费的村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给谁出，甚至许多人连什么叫农救会都不知道。工会、妇联、青救会这三个团体，有的有形式，有的连形式也模糊不清。这些组织本身“就是只有一个名号”，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妇女队曾在反扫荡斗争胜利后做过一些劳军募捐工作，但也是在村代表主任催促下完成的，甚至连给军队缝鞋也是村代表主任宣传动员、分配的，妇女团体从未过问。此外，村里还有工救小组，设有一个组长和八个组员，但也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徒有虚名，多数会员都不是工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众组织空洞的工作内容和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不禁使人产生村组织是否流于形式的疑问，当地农民也认为这些村组织“不顶事”。而其他村里的群众组织，情况也大体如此。譬如，工会小组在减租减息后会员就早已不是工人或雇农，绝大多数的工会主任都是富裕中农；青救会下的少先队、儿童团也名不副实，工作都是由村主任、村长负责。因此，总的来说，中共运用行政强力和各种资源虽试图整合乡村社会，但基层乡村民意和动向却并不一定与中共的设想吻合。因为连“村里的老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公家人’的命令与‘支差’一样。而‘支差’是有一定期限的。所以在‘公家人’任务完成之后，老乡们的‘差’也就‘支’完了。因之这些‘公家人’还未离村之前，这些‘手创’的组织还存在。他一离开，这种‘手创’的组织就因老乡们的‘支差’而宣告‘垮台’”。事实证明，这种“你情非我愿”的关系以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后来就成为促使根据地政权加强乡村治理，加大整合乡村资源力度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