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村政权的研究-陕北、晋西北为中心

村选后，村长改为村国民大会主席（老百姓习惯上仍称“村长”），同时取消闾长，改为代表，实行代表主任制。因此，这时村最高行政负责人是代表主任，代表主任有两个代表，他们代替了原有的邻长，管理全村其人选可根据根据地政府规定，由村民召集自然村村民会议自行撤换但村代表主任和代表直接受行政村村公所领导并对村公所负责。至于村行政机关，各地都普遍建立村民代表会以及村公所，并设立生产、教育、组织、调解等委员会，负责管理全村的一切政务，发挥村政权的基础作用。由上可见，中共通过村选，重塑了村政权。而新产生的村政权也在发动各种群众运动和解决农民日常生活问题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取得了人们的信赖和认同。

但另一方面，村选虽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了乡村民主化进程，但选后新政权实际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干部惰政。村干部的成分绝大多数为中农，其次为贫农。从政治上来说，这些干部多属于“进步派”，没有地痞流氓当村干部，办事大多公道。这些人对于上级交给的任务，大都能积极完成。不过，由于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文化程度和政治经验的不足，使得干部们在面对村中纷繁复杂的矛盾和纠纷时，常常推诿上级，无法果断处理。“常因为怕惹事、得罪人而表现出某种欺弱与胆小，甚至有时发生一些耍私情闹意气等不公现象，还有大部分人少做‘公家的事’，而为自己去生产等”。

二是党政工作重叠。一般情况下，村支部会下辖支书、政府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锄奸委员、妇女委员、军事委员等部门，支委会是其主要议事决策机关。由于村长及各村务负责人多为党员，因此支委会由于这些人的参加导致会议讨论的问题大都与政府工作有关。村长和支书的工作难以分清，明显具有党政“一把抓”的特点。这种“一把抓”模式看似便利高效，实则责任不清、分工不明、工作不条理、管理较混乱。有时政府委员会讨论过一些议题后，支委会就不开了。(www.xing528.com)

三是村干部贪污腐败。新干部虽然大多以中农、贫农为主，不会对村民进行剥削，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不会利用职权谋一己之私。尤其是村干部中很多人受封建意识影响，在工作中出现了滥用职权进行贪污的现象。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干部所为，但在村民中很容易造成恶劣影响。

四是基层工作的弱化与教条。就村政权的日常工作论，村政权没有或很少有自己的工作，即使有工作也不是根据自身需要，基本都是边区政府层层布置下来的。每当任务分派到村，村公所的任务也是将上级命令下的工作进行“摊派”，所以村日常工作就是由代表主任召集各代表和村干部来开会并决定分派办法，然后由各代表分别通知所属各户去执行。也就是说，村政权的工作活动表现在解决如何摊派而召开的村“干部会”和“群众会”上。具体而言，是首先由边区政府布置工作，然而随着工作布置的传达，各种不同名目的“工作团”被派到各行政村及自然村。自然村在接受这些工作布置时，通常先在行政村开代表会或“扩干会”，自然村代表主任和代表必须参加。有时村的一些其他负责人（如自卫队队长等）也要参加。在行政村代表会或“扩干会”上，先是区或工作团派来的人传达上级指示，各村代表听完传达后回到各自然村落实。代表接受任务回到本村后，首先召开村“干部会”，参会的有代表主任、代表、自卫队分队长和小队长、农救干事、妇女队长等以及上级派来的代表。代表主任与会任务是去“吼”各个干部，因为其他事情包括布置工作、主持会议均由上级的人负责。这些上级派来的人，既不了解情况又不熟悉工作，结果只是将上面的计划教条地背诵一次。结果会议上“‘上面下来’的同志成了‘传教’者，村干部成了‘教堂’里‘听经’的人，村代表主任成了‘教堂’里跑腿的，而工作计划则成了‘圣经’”。其他参会者很少讨论，工作传达后便休会。因此，从以上村政权的实际工作看，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干部工作与群众要求脱节以及群众对干部工作的被动响应和厌烦，成为当时基层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现象。工作本身不仅没有针对性，而且缺乏连续性。而“干部会”开完后便开群众大会，也就是村干部将上面的指示宣传到全村家庭代表的会议。通常“群众会”每户只要有一人出席就行，群众仍不愿到会。每次开会，都要“吼”多次，花两三个钟头才能“拉”到一些人来开会。但这些出席会议的村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开会，也不知道干部在讲什么东西。“如果你问他们那些‘上面下来’的人在讲什么时，他可以这样简单的回答你‘解释不下！’”。

除上述村选产生的村干部外，村政权事实上还包括中共在乡村广泛散布的各种行政组织。但这些组织也和前述村干部的工作一样，大多名不副实，起不了多少作用。例如，代表村最高权力机关的“村国民大会”只在选村长时召开，村代表会议、扩干会和村务会议也很少；作为村里唯一的军事组织，武委会工作稀少、组织松散，老百姓称其为“三不管”组织；在村工作当中，最多的竟然是开会和调查登记以及征收公粮和村摊款！发展乡村经济、进行乡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的实质性工作很少。例如，晋绥边区宁武县一个月内，征公粮、村摊款和招待工作占整个工作时间的43%，开会、调查登记占45%，解决农民的各种问题只占4.6%。另一方面，中共和边区政府在工作中采用的行政命令方式，也严重阻碍了改革推行的效度。1941年边区推行强制教育，要求每家农户必须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可农民实在太穷，迫于生计还要让小孩干活，所以这项政策根本无法推广，后来政府无奈只能取消。这种命令主义的后果，导致根据地个别区县在敌人扫荡占领后，群众拒绝与中共接触，干部回去以后往往被抓捕。一位党的干部曾焦虑踌躇地说：“怪事，差不多每个村我们都打顽固，每个村都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也改造了村政权……为什么汉奸横行起来，群众对我们如此冷漠不管？”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强迫命令弄起来的工作不扎实”，中共的强迫命令只管眼前，敌我形势一变，群众就与党分道扬镳。由此可见，中共要让农民献身于他们并不关心的巩固政权和阶级革命的目标，对保守的农民而言，的确勉为其难。中共要动员那些本身革命性不强、对其抱有“走着瞧”态度的农民去参加革命，无疑存在巨大困难。农民宁愿保持一种与中共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保持距离也许是处理与中共关系的一种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