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是革命的首要和根本问题。然而，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执政基础却是旧政权的保甲、闾邻制。中共在乡村既没有组织机构，也来不及发动群众，进行自上而下的村民选举。因此中共在进入乡村后虽建立了政权，却并不符合革命需要。上级下达任务时，仍依靠自上而下直接命令的方式对村级干部下任务，因此新政权的基层工作在初期与阎锡山时期并无变化，没有获得群众认可。另一方面，中共建政后征粮、村摊款等多项措施的实施也加重了村干部工作负担，众多的“支差”任务不仅让村干部身心疲惫，农民也不满政府的过分苛索，降低了村干部在乡土社会中的威信。例如，李家塔村是晋西北临县二区的一个行政村，“村公所每天的工作是算粮账，给军队拨粮食，折算抄账，要抗战勤务，接洽军队，解决群众中的纠纷，分配做鞋，划春耕工作表，打发纺织妇女受训，结算慰劳品，给军队借东西。闾长的工作是给军队找粮找柴找屋子，催村粮催村款，要公粮要田赋，催差催开会，派鞋送给工作人员，给军队做饭，跑村公所换粮票和条子”。由于村里公务繁多，很多村干部耽误了务农。该村一个闾长在半个月时间里只种六天地，送了九回粪，但动员工作却做了七天。村干部们公开承认自己仅是个“支差”的，当上村干部便“拈上灾”，他们认为自己“克吃不住了（吃不消）”。与此同时，新政权还面临地主、富农反抗及其向根据地政权渗透的现实问题。这是因为，在普通农民眼里，中共虽进入乡村，但在完粮纳税方面与过去并无太大区别，都是外来的“他者”。在干部选任方面，新政权虽竭力酌选阶级出身好、社会威信高、办事能力强的农民任村干部，但不少村干部因工作繁重影响农业生产而离职，基层政权由此出现真空，地主、富农趁机混入，相当一部分村政权在日伪进攻下出现反水或垮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村政权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从中共的革命历史和现实需要看，村政权的改造也高度契合中共创建新的乡村政治秩序的政治意图。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革命的重心就在农村，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及至抗日战争爆发，日伪军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并派驻重兵。中共意识到，要在偏僻落后的乡村建立并巩固政权，离不开农民的支持。然而迫于生计，长期生活在饥饿、贫穷中的农民是没有精力理睬中共的革命政策和挽救国家危亡的，因此必须创造一种与最大多数农民利益相符合的政治秩序。换言之，只有改善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处境，让民众把新政权视为“自己人”时，根据地民众才会从心里认同革命，产生支持中共及其政权的政治信仰。在这个过程中，要想短时间内重建根据地基层政治，实现农村脱胎换骨的变化，特别是改变乡村社会为传统精英掌握的现状，就只能通过政治上的改革打破他们的既有权威。在这一过程中，向农民输入民族、阶级观念，从农民中发现进步分子，再采用选举形式把这些中共革命的支持者转化为新的乡村权力主角，就是这一时期中共改变乡村基层政治的主要手段。(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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