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晋西北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共“一元化”的实行，根据地农村也出现了一种既民主又集中的“一揽子”会形式。所谓“一揽子”，即开会时，所有与会人员大家议、大家决、共同分工执行，这实际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民主形式，不承认参议会和“三三制”那样的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对此种民主形式予以充分肯定。1944年1月，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总结中，认为它既民主又集中，没有教条主义，是群众的创造，并使其合法化。显然，这种不分党派和阶级、各人民团体共同参与决策，与西方议会式民主政体明显有别的人民协商形式，受到了中共的青睐。但实际上，这种民主模式与苏区时期“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非常形似。相较参议会，“一揽子”会议行合一，不受其他机关制约，更具大民主的特色。因此，这种“一揽子”的议事形式很快就反映在根据地政治制度层面并迅速“合法化”，其主要表现就是这一时期各根据地纷纷出现与“一揽会”组成人员基本相同的“人民代表会议”，并迅速取代“参议会”。

事实上，“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新代议制形式的出现，并非突然，而是早有酝酿。早在抗战初，中共元老谢觉哉就提出“将来还是要搞苏维埃的”，但随后出于团结抗战，中共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在1938年11月决定采用国民政府议决之参议会的名称。而到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重新提出开始，特别是1942年中共“一元化”政策出台后，关于建立“人民代表会”在中共党内频频出现。1943年初中共西北局即有人提议，将参议会的名称改为“人民代表会议”。1944年12月，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第二届参议会常驻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党直接指出将参议会名称改为“人民代表大会”。该案于12月1日送交毛泽东审阅，毛表示赞同，此后又经中共中央专门讨论，最终决定采纳。毛泽东在同月15日陕甘宁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此后半年，抗战胜利，“人民代表会议”逐渐取代“参议会”，成为各根据地新的民意代表机关的正式名称。如1945年10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中正式宣布：“为使乡（市）政权真正的实行议行合一制，议员直接由人民选举，直接向人民负责，现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决定改乡参议会为乡人民代表会议制。”由此“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新的制度形式正式浮出水面。此后随着“人民代表”名称替代“议员”，原先在边区建立的议行分开的分权模式过渡为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彻底废除了边区政权中的监督机制，成为根据地宪政民主新的实现样式，奠定了建国后全国政权的制度框架，而这正是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www.xing528.com)

对于这种制度的未来前景，中共认为不仅要在根据地实行，以后还要在全国推广。这一点早在边区召开参议会和提出“三三制”时，中共即已确定。1940年刘少奇就对此专门阐述说：“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与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是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全国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不仅如此，中共还有意借根据地实行民主的成绩来动员全国，以达到逐鹿中原、另立法统的目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三制”刚执行时，1941年董必武的一段话中看出端倪，“除陕北、晋西北外，在晋察冀、晋冀鲁豫、鄂豫皖、苏北、海南岛各地，凡是党组织的游击区域，党所领导的此类民主政治都有显著发展。各地民主政权的形式和名称虽不尽一致，但实质却完全相同。相比较全国其他范围，特别是国统区，民主政治的因素还薄弱的很”，所以一定要把“三三制去扩充各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必将构成全国民主政治的主要部分，成为全国民主政治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董必武所言，并非个人主张，而是相当一部分党内高层的共识。因为1944年12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官方社论，就再度公开宣誓，希望抗战胜利后沦陷区、国统区和新解放区能完全复制边区所实行的制度。三日后，中共上述“除旧布新”“江山鼎革”的想法在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参议会上所做的大会报告中更显露无遗。林伯渠在报告里断言，国民党当局负责的法西斯主义和失败主义路线“已经无可掩饰的破产了”，而中共推行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则是全国唯一通向胜利和光明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可靠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