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晋边区社会生态变化，党的一元化及参议会转变的探究

与此同时，就在中共与党外关系出现问题的同时，中共党权却随参议会的实施得到社会公意的支持，更具合法性，获得空前扩张。自1942年9月中共提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后，边区社会迅速笼罩在“党的一元化”的氛围中。据1944年曾参加中外记者团参观延安的国统区记者赵超构观察，“边区目前‘领导’在共产党的干部手里，这是确定无疑的”，特别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在边区建立了其他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比拟的绝对权威。

事实上边区的上述变化，并非赵超构的个人判断。早在两年前，1942年中共元老吴玉章就断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同志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即中国不能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更谈不上胜利。”照此逻辑，毛泽东此时已不仅是全党领袖，还是边区乃至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共同敬仰和追随的领袖。事实上吴氏的上述表示绝非虚言，根据地上下此时正盛行着对毛泽东的称颂和赞美。如陕北延长地区的农民说，“毛主席真是咱中国人民的宏福”“毛主席真是百姓的恩人，我看毛主席对老百姓比父母对儿女还亲，一样没私心”。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治，尤其是“三三制”，相比“九一决定”前的官方宣传，1942年后边区对这一民主象征的报道已远不如前，不仅不再是舆论宣传的焦点，连平常报道都已罕见。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正如1944年《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指出的，主要是因为“纠正了旧型正规化的偏向，确立了领导一元化的体制”。如此一来，不少党外人士感到灰心丧气，改变了对“三三制”的看法，认为“三三制只是共产党暂时的策略”，怀疑中共执行“三三制”的诚意，“以为他们干的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戏”。而这一变化，似乎早被一些参议会议员洞见，有人宣称“我们早都知道晋西北的抗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并劝告另一些党外人士说“只要人民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晋西北以后的团结才能变得更好”。

与此同时，伴随着边区政治的“一元化”，特别是作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主要平台的参议会的转变，社会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是边区思想的统一。1944年赵超构曾用同一个问题，问过二三十人，问询对象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回答竟出乎意料的完全一致。不仅如此，民众的思想也“定型”了，如“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这不算奇；可怪的是，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精准”。由于人们思想的标准化，对于生活的理解、需要、趣味，甚至感情也趋于统一。“假如英美派在延安提出什么英美派、大陆派的学院理论，无疑会饱受耻笑。他们称呼这些理论曰‘洋教条主义’。一个干部倘犯了洋教条主义，是免不了要受批评和清算的。”延安作家所谈的“只是毛泽东先生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谈的一番话。有一位作家说：‘我们觉得，动不动就搬出外国名字来吓人，是可耻的’”，甚至恋爱观也出乎寻常的一致。边区的这种千篇一律的“刻板”思想，使这位来自国统区的年轻记者不禁发出了“究竟是不是党和政府有意造成”的疑问。对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赵超构思考后给出答案，即中共组织对民众思想意识观念的“绝大影响力”，“所谓‘对事实的认识一致，对党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过一元化的（党的）小组讨论来实现的”，以及边区与外界的隔阂，思想文化的交流陷于中断。这样都造成社会失去个性，即便有，“也是百分之十的个性加上百分之九十的党性”。由此这位国统区记者在回答前一个问题后，不禁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重庆（国民党）那里剥夺个性，延安不也一样吗？”(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赵氏的结论并非个人观点，而是边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同看法，以至于任弼时公开指出边区内部已俨然形成一种观点，即认为“边区的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的政治，离开人民自己做主的境地还很远，似乎现在的政府，并不是人民自己产生的，而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一种‘治者’”。其中李鼎铭的看法较为典型，李氏曾对此时边区出现的变化公开表现出自己的不满。为安抚李鼎铭，中共专门指派林伯渠与其沟通谈话，解决了问题，但对这种现象，中共却没有因此主动修补同开明绅士的关系，反而视为正常，是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适当反映，形式上虽没有做到“三三制”，但实质却是合理的。这是因为，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国家是阶级对立的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往往是最有权力的支配阶级抑制或榨取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如果说，古代国家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压迫农民及奴役农民的国家，近代民主共和国是资本榨取工资劳动的工具，那么，俄国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中共之所以形式上仍实行选举、民主，主要考虑的是实力居于弱势，因此需要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合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随着自身力量不断壮大，情况若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就应尽量缩短从“非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向“非资本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转变进程，因此必须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假设列宁当年屈从于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教条，不能适应新的革命环境，则俄国革命势必陷入徘徊，苏维埃势必陷于瓦解，无产阶级革命势必遭到失败。中国革命亦情同此理。假如中共不加强边区内部的“一元化”，不掌握政治领导权，长此以往，就不仅不能推动革命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亦难免重蹈大革命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