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时期对根据地社会生态改造研究的重要性

上述参议会和“三三制”的变化，显然与中共“一元化”的推行息息相关，而这一转变也迅速在边区社会层面产生影响。事实上，就在1942年中共中央通过“九一决定”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发表一篇题为《党的领导必须一元化》的社论。该文刊登出来后，各根据地报纸纷纷转载。从标题上看，该文虽旨在保持党内领导的统一和团结，但字里行间却明显另有深意，似乎专为党外而作，文章强调的也并非“党内统一和团结”，而是意在向“党外”重申中共对边区政治具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篇长文中，作者开篇即指出“抗战以来各根据地的军政民”是处于“党的领导下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团结”和“统一”，敌后游击战争才得以开展，民众运动才得以发动，根据地才得以建立和坚持，对全国抗战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这种团结和统一”，上述“这些伟大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作者还指出，中共的领导不仅不会因“三三制”实行减弱，而且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至于中共领导责任“加重”的原因，社论给出的解释有两点：一是通过中共的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能避免臃肿不灵，便于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二是由于外部军事威胁和内部经济困难，建设根据地的各种步骤、政策也“必须领导统一，才能统一意志，整齐步调”，“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收‘事半功倍’之效”。在此之后，作者笔锋突然一转，开宗明义地亮出了主旨“加强党的领导”，即边区政治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的文章主旨。对于这一点，该文如下阐释说：

在各根据地，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性的大党了。它不仅要领导党本身的建设工作（党务工作），并且必须领导军队，领导政府，领导各个民众团体。……所以所谓党的工作，已经不只是指党委或党的机关中的工作了（这是党的工作的一种，可称之为党务工作），而是举凡一切在根据地内的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只要是党派遣党员去执行的，都是党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党的领导不统一，让各个系统去“各自为政”，则根据地是无法建设与坚持的。所以，根据地内党的领导责任，尽头也要求实现一元化。这就是各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必须实行一元化的道理。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共通过文章所希望传达出的两个讯息：首先，中共认为自己必须领导边区政务，“举凡一切在根据地内的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纳入中共的工作范围。不仅“地方自身工作”，“政军民”等各行各业事无巨细，都需要中共“考虑”和“照顾”。而党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各级单位和各个部门，无论党内、党外均须“无条件执行”。这正是文章开头强调的实现“统一和一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从社论发表的时间看，我们也不难推断，该文的发表实际还有另一个政治用意，即采用一种公开但较隐蔽的方式向边区各级干部打招呼，来公开地提醒和告诫党内各级干部，不要被各地参议会所营造出的民主氛围冲昏头脑，丧失党的立场和信仰，丢掉中共对边区的领导责任。而至于何为中共的“责任”，文末作者引用一份中共文件解释称，“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假若战争失败，根据地就无法生存，因此“党、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国人民，都应有爱护军队、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显然从上述文字看，中共已自视为边区当仁不让、无可争议的抗战领导力量。除此之外，这篇社论在文末提出之号召边区民众“爱护军队”“巩固军队”一语实际也有“一石二鸟”之意，一方面既凸显了中共的实际军事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军队难以与中共划清界限，是中共的另一张面孔，因此所谓“支持军队”实际也就等于“拥护中共领导”，这样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外乎还是实现此前在文章开头所提出的“统一和一元化”。(www.xing528.com)

这篇强调中共对边区加强政治控制的文章，一经见诸报端，很快便引来党外人士的注意。1943年5月，一个叫赖其正的读者向《解放日报》提问说：“最近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了，这不是会妨碍三三制的实行呢？共产党的领导一元化和‘一党专政’有什么不同？”有意思的是，《解放日报》在回信中并未直接回答问题，而是称“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是为着使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统一，使党政军民系统中的党员干部能够更严格的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消灭共产党内部各个组织间及各个党员干部的行动上的不一致”，除此之外别无他意。而至于为何“实行党的一元化”和“实行三三制”是一致的？二者为何并行不悖、没有矛盾？《解放日报》回答颇令人费解，称“一元化既然是为了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它当然也是为了保证‘三三制’政策的贯彻”。此外，对于“一元化”为何能保证“三三制”政策的贯彻、如何确保不妨碍“三三制”实行、怎样保证“三三制”落实等问题，《解放日报》则完全没有解释，只是反复重申“党的一元化”并不是“一党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对问题的回避及闪烁其词、语意含混的解释，非但不能化解社会对“党的一元化”的疑虑，反倒由于当局给不出一个清晰和合理的解释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党外人士不能不对“三三制”的前景和中共“一元化”的动机感到焦虑。由此一来，二者间的心理嫌隙非但未有消除，反而由于“党的一元化”的提出进一步扩大，双方关系陷入冷淡。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在与谢觉哉的交谈中，就反映党外人士“在此四年，没有友谊，以前喜讲话，现在少讲，要想过才讲，有些话藏在心里。上下级关系同样”，机关里的党员干部看不起外来的党外知识分子，“事务方面不民主，也不集中”。六天后，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开明士绅李鼎铭与谢觉哉的谈话中亦表达了类似忧虑，“同事彼此谈的少，且谈的不自然，非党员固有所顾忌，就是党员间殆亦不免”。三天后，党外人士贺连城、霍子乐在与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谢觉哉的会谈中，也不约而同地认为“区委及支书包办政府工作”，“妨碍”党外干部工作，“党员与非党员间欠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