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时期的内外话语及其影响

然而，这种西方议会式政体在边区的“复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如下问题，即既然议会民主并非中共理想中的民主形式，而且与无产阶级阶级民主存在内在逻辑上的严重分歧，那么，中共又为何在实践层面做如此安排？笔者认为，这或许与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中共自身的革命策略和宪政话语有关。中共想要在根据地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这一点不假，但中共也知道，根据地和国统区、沦陷区，甚至党内和党外并不是相互隔绝的，彼此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中共作为一个公开活动的政治组织，如果要实行一党的专制，不仅要考虑到根据地内部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国统区社会对其言说内容和革命行为的认同，因此中共在论述某一问题或执行某种政策时常常视不同对象，采用外部和内部两种话语来表达和阐释。

所谓外部话语，即中共在外部公开发表的各种讲话及其所展开的各项政治运作。内容包括：（1）在根据地内，中共建立各党派、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巩固革命政权、粉碎敌人进攻；（2）在国统区，中共不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标，服从“三民主义”，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实行民权主义，取悦国民政府；（3）为寻求中共利益与外界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中共提出要同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权进行民主“竞赛”，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借此扩大社会基础，赢取中间势力支持。至于内部话语，则与前者大异其趣，指中共向党内解释和实行民主时，坚守阶级革命思维，坚持阶级民主的民主意识和苏维埃民主制。1937年11月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在一份党内文件中明确指出：“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苏维埃民主制改为普选的民主制是一种必要的让步，而且是正确的。但是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保持共产党对特区政权的领导”。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还特别向下级解释说，虽然“我们领导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反抗日反民主的反动分子、反共分子、投降分子，当然是除外的”，但如果把这个政权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便是不利于我们去麻痹地主资产阶级的，而这种麻痹是绝对必要的”。(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中共一方面提出统一战线、各党派联合执政，另一方面又没有放弃阶级民主的政治意识和苏维埃式的政治制度，维护党的政治利益是中共内部话语的主要目的。而这种外部话语和内部话语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实际是中共深谙俄国革命和国民革命失败后自我反思和重新理解的结果，实力对比是中共提出“统一战线”和转变自身策略的主要出发点。基于国民党在两党力量对比中的优势，中共不得不承认其领导地位，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既合作又斗争是战时阶级关系的常态。因此，在必须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谁掌握政治领导权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一般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即国民党来领导的，中共之所以提出一个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本身着眼的就是强调中共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不仅要建立各党派、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还要不失时机地争取由民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因此，中共十分强调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层面，中共一面高扬民主宪政旗帜，开展参议员选举和推动“三三制”，另一面在内部会议召开时又注意提醒全党必须正确认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警告各地党委不要曲解这个观点，忽视群众利益和放松群众斗争。即便扩大党外政治参与，也要注意政策效度与政治原则的统一：即一方面指示下级各边区政府调查各社会名流士绅、知识分子、社会团体，积极“吸收他们之中较进步的分子，为我军服务（给以适当的名誉的物质上的奖励，不可吝惜），经常召开士绅座谈会”，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些“被选举到政府的非党行政人员”，不仅要有民意基础，是各阶级拥戴的代表，更必须“在政治上是赞成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特别要警觉“反共特务、破坏分子”的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