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后中共对陕北、晋西北根据地的社会生态改造研究

民主是近代以来自西方兴起并席卷世界，旨在推翻专制政权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指导革命行动的理论武器。但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社会对民主的认识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产生分化，逐渐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一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管理国家事务的资产阶级民主；另一种是无产阶级民主，主张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但在阶级革命未取得胜利以前，为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对敌人实行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自国共分裂即明确提出“苏维埃”口号，主张按俄国模式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再次重申“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苏维埃对于工农群众是这样的广大的民主，但对于地主阶级、对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家、富农，必须坚决的加以暴力的镇压”。

然而，这种彻底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激进暴力革命，明显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在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封锁下，苏区既面临外在的压迫，也存在内生瓶颈的制约，面积不断压缩，人力、物质、经济、政治资源日显匮乏，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加之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革命陷入困境。最终1934年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巨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如何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是中共必须直面的问题。

要想走出革命困境，中共意识到，必须调整自己的行动纲领、斗争策略和行动方向。而此时，中日民族矛盾激化为中共转圜自身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1935年12月中共刚抵达陕北，便宣布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党的政策也“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此时中共极重视统一战线，警告全党“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斗争”，宣布中共“愿意把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一切白军军长（不分官级）士兵，一切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事业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两天后，毛泽东再次重申策略调整的必要，“像过去那样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像过去那样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当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到1936年9月，连蒋介石——这个被原来被中共视为政治死敌的对手，也被划入合作的范围。根据地政权也不再仅归属工农，而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此时中共对政权的认识已大大突破了原有的阶级基础，从“工农”到“人民”，扩大了群众基础。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不仅是中共策略的改变，也是战略性质的改变。不仅“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连“苏维埃共和国”也失去存在的必要。(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共对革命战略的改变调整，除考虑自身革命需要外，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31年以后，轴心势力扩大，东西勾结，苏联日益处于不利情势之中。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改变以往策略，争取介乎法西斯与共产党空隙中的社会民主人士，来孤立法西斯，增加自己的力量。基于这个新动向，共产国际训令世界共产党人成立“人民阵线”。即联合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民主党派结成一个人民阵线，起来一致抵抗纳粹和法西斯政权。在苏联以外的共产党人，宣称为“民主”而奋斗，并且为“爱国”而努力。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人民阵线政府是法国政府，不久是西班牙政府。在中国，也不例外，共产国际要求“在反帝人民战线总的策略要求之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扩大苏维埃运动，和正在发展的民族革命运动，连结起来。”在这一大转变下，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以前唯革命化的口号，转而团结他们一向斥为政治上易于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37年年底，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抵达延安，又带来新训令，内容包括：“1.应以事实证明，使南京政府信任吾人对于抗日联合战线的诚意；2.应直接间接向英美说明，以减少仇视及干涉，更进而争取其同情；3.应在苏区尽量扩大红军；4.可向南京政府保证于抗日场合，得考虑苏维埃政府名义存在问题，但不得损及红军的独立存在；5.因中国民众未能接受共党领导，故今后应于绥甘宁青新疆五区内建立人民阵线，以与国民党妥协，在对外政治上之一切活动，均应在‘民主’、‘团结’之口号下运用之。”

与此同时，国内社会的宪政民主讨论亦蔚为大观，民主问题成为国内各党派团体解决国内矛盾的良药。社会媒体、知识分子、名流绅士纷纷撰文立说，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建立民主政治。一时之间，促请国民政府实行民主的呼吁竟成风潮。此时是否遵奉民主、是否愿意实行民主政治已成为一个政党在国内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依据，中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提出愿意就苏维埃的政府形式以及红军的改编问题与国民政府进行讨论。同月25日，经共产国际认可，中共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组织“民主国会”和“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此后基于上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需要，中共先后数次公开宣誓民主。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将实施普遍、彻底的民主制度。5月，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将实施新的民主制度，建立抗日与民主的示范区。9月，中共又进而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号，转而以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自称，由此“苏维埃”正式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此后，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颁布《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实行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保障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通信自由。如此一来，中共通过树立自己民主进步的形象，为革命注入活力，保证了自己在根据地执政的合宪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