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陕北、晋西北根据地的社会生态改造研究结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西北地区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即从过去少有人问津的边缘封闭地区摇身一变成为引人注目的“革命实验场”。但这种变化并非源自内生，而系外力介入的结果。变化的直接动因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共革命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中共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革命队伍、革命思想，更引起了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剧烈而炫目的变化。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陕北、晋西北地区的变化虽主要由于中共渗入而起，但中共并不是促成变化的唯一因素，陕北和晋西北独特的自然环境也对这一地区发生历史断裂性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农民生活是受自然环境支配的，而要研究农民农村地区变迁，就必须注意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

从自然生态看，本书所研究的陕北和晋西北位于黄土高原。其中，前者地处陕西北部，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宁夏相邻，东隔黄河与晋西北相望，北与内蒙古相接，南与关中相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理范围包括延安、绥德、米脂、延长、安塞、葭县、横山、清涧、吴堡、靖边、定边、神木、府谷等20余县，面积9.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总的来说，这里属于沟壑纵横、梁峁密布的黄土高原地貌，平均海拔1000米，森林稀少、草原灌丛也不多，是典型的大陆性和高原性气候。季节冷暖变化剧烈，全年雨量较少，且下降时间集中，风沙大，霜期长。人口方面，每平方公里15.2人，低于当时陕西全省平均每平方公里60.5人和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39.54人。境内河流虽有黄河、洛河、延河、无定河、大理河等，但由于植被破坏，每遇天旱，河多干涸，仅黄河可通舟船。陕北由于北接沙漠和滥采滥伐，毁林情况亦十分严重，一旦刮风，则飞沙漫天，覆盖良田，风、旱、雹、冻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因此，这里地多人少、河多水少、沙多林少的特点十分突出。在地域文化上，陕北既是国内东部与西部多元文化的交会，也浸润着北方游牧文明和南方农业文明。由于长期的异族和外地移民迁入，各种思想、文化不断交流，这里成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中原与塞外相互融合的大舞台。这个特点对陕北民众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影响，进而促使陕北人民形成坦荡、开阔且豪爽果敢、朴实厚道的地域性格。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多元文明的交融碰撞并没有给陕北带来繁荣，反倒是受自然生态限制，长期是中国最贫穷的内陆地区之一。1936年到此造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足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又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象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有了这种地理上的天然屏障，陕北虽然在近代相当长一段时间避免了外界骚扰，特别是外国列强侵犯，没有出现我们在中国东南和沿海地区看到的因西方冲击而造成的巨大社会变迁，但也由于同外界的隔绝而愈发贫穷落后。从地区发展农业的水利条件看，陕北用于蓄水和防洪的水利资源匮乏，加之原本干旱缺水、降水季节不均，正常农作物生长所必需水源严重不足，经常发生的旱涝灾害也无法保护农作物，因此陕北农民的生活长期停留在较原始的状态，农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农作物亩产量极低。清嘉庆时葭县“农夫牛一头约耕二三百亩，地固硗瘠，所收亩三斗辄称丰岁”。道光年间肤施县“土俗以三亩为垧，每垧所收，丰年不过五斗”。至民国后农作物产量更低得可怜。1919年陕北米脂籍国会议员兼总统府顾问高增爵呈报北京政府请求减免陕北23县地丁附加税呈文中讲到“他省每亩收八斗一石之间，北边三亩为一垧，或曰一垧仅收三斗”，意即一亩地只收一斗。种植工具方面，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也是传统、简陋的铁制或木质工具，无论是工具的数量还是质量相对帝制时期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而即便如此，这些最原始、最落后的生产工具的数量也无法满足农民日常生产需要。因此，传统的畜力耕作在闭塞落后的陕北地区大量沿用，种植新品种的传入几乎没有，化肥更很少使用。总的来看，陕北严苛的自然条件、支绌的生产工具，以及原始的耕畜饲养结构，只能使农民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不仅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促进农业经济的规模经营，改善农民生活，更无法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从而限制和阻碍了陕北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发展。

在社会层面，如果说上述恶劣的自然环境为陕北的不安提供了酝酿革命的温床，那么，恶劣的地方政治生态则是促使这种演变的导火索。事实上，早在中共进入陕北发动革命前，陕北就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陕北军阀井岳秀与地主、土豪相勾结，组织地方民团，对民众进行经济剥削、政治迫害和武装镇压。广大农民承担的苛捐杂税有几十种，他们在极端贫困的生活里挣扎，渴望求得翻身解放。与此同时，陕北地方政府垂涎鸦片种植的丰厚利润，强迫农民用最好的土地种植鸦片，并大肆暴敛烟款，仅“神木一县就派了几万元，光南区就派来多个催收烟款的人员。这些收款人员对待群众极其残暴苛刻。群众交不起烟款就遭吊打，逼着群众变卖家产交款。一些地主豪绅乘机贱买群众家产大发其财”，普通民众则挣扎在生死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黄土赋予民众宽厚忍耐的地域性格，但残酷的现实却迫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当时的一首《参军歌》即是这一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歌词是这样的：“红彤彤的太阳照村头，前沟里开过来红军的队伍。地主收款委员逼得咱无路走，下决心要把红军投。红军做事真个的好，地主豪绅齐打倒。文约账债用火烧，苛捐杂税一笔消。”在这一背景下，陕北民怨沸腾，革命如一个蓄势待发的火药桶，一触即发。事实上，早在中共进入陕北前，这里就建立了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其他地区的革命形势也趋于成熟。到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革命迅速燃遍整个地区。陕北由此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告别边缘，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www.xing528.com)

而晋西北，自然环境与陕北颇为相似，二者同处西北黄土高原。晋西北的地理范围包括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汾阳县、中阳县、石楼县以北，以及平绥铁路以南的山西西北部地区，总计35个县，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50万人。在地形上，晋西北以吕梁山为界，以东是由河水冲击而成的大同、崞县、太原三大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盈，以西则是山地型的黄土高原，黄土广布，在长期流水侵蚀的作用下，形成了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貌。这里地形的基本特点是灌灌的高山和险峻的深沟，几乎随处可见一片片连绵起伏的山脉和层层矗立的峰峦，主要的山脉有吕梁山、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等，海拔多在1500米以上。其中，吕梁山是第一大山脉，北起岢岚、岚县一带，向南一直延伸到晋西南。管涔山是第二大山脉，其北起宁武一带，向东经雁门关、繁峙与五台山相接。由于山脉众多，交通不便，所以只能凿山开路，一条条并不宽敞的公路，由下向上，缓缓延伸到山峰之中，既十分壮观，又非常险峻。在这万山丛中又流淌着汾河、桑干河等河流，河山交错，凶险无比。历史上由于晋西北特殊的山川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特别是这里山脉纵横，居高临下，更成为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另一方面，晋西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东临华北平原，西隔黄河与陕北神府县相望，是华北通向西北地区的门户，因此对中共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战略价值。在中共眼中，这里不仅是保卫陕北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物资补给的来源，还是中共在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堡垒和重要根据地。加之晋西北与陕北两地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相近，都有面积广袤、地形复杂、人口稀少的特点，因此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将晋西北与陕北一同划入中共西北局管辖范围，纳入1942年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防御范围，由贺龙、关向应负责，并派“延安农村调查团”对两地进行农村实地调查。在经济生产方面，由于晋西北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降水量少，所以旱灾频发，基本上是“十年九旱”。囿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水源的匮乏，该地区农作物基本上是一年一熟，且产量较低。尽管历史上晋西北的一些地区如岚县、兴县、临县、离石等曾是地区有名的“米粮川”，有所谓“一年丰收三年饱”的美誉，但民国以来，该地区战乱频仍，经济严重萎缩，加之冰雹、大风、霜冻等自然灾害袭扰，因此晋西北人民的财富增殖能力受到严重限制，恶化了境内居民的生存条件。

不过，笔者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晋西北与陕北在地理、民情、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与陕北不同的是，这里在中共进入前并没有出现高涨的革命形势。这是因为晋西北长期地处政治统治的边缘，受外界社会变动的影响较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其一向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形态，居民与外界往来甚少”，基本保持浓厚的封建经济原貌，农民接触可以选择的社会观念和政治信息几乎不存在。作为中国典型的封闭乡村社会，在晋西北以革命性社会重构为目标的农民自发运动稀少，村庄孤立分散，农民对革命淡漠，没有接触过新思想，除了向政府缴粮、纳税和应差外，农民几乎不与政府发生关系。因此，在这样一个缺乏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缺乏革命动力的农村地区，要想发动革命，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平静的状态一直到抗战爆发，日军进攻山西才彻底打破。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队先后组织数次抵抗，但最终无力挽回颓势。1937年11月8日太原的失守标志着山西境内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大军团作战基本结束。受民族危亡的刺激，晋西北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开始自发组织抵抗。与此同时，中共也确立进军山西，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军事方针。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在山西应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方针》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在山西建立敌后游击抗战的重要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军迅速深入敌后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晋西北距陕北仅一河之隔，中共中央对作为陕北前沿阵地的晋西北极为重视。1937年9月16日至19日，毛泽东即连续三次电示八路军总部，要求120师向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及吕梁山北部活动，并向绥远、大同等地开展游击，以钳制日军，配合友军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37年9月中共120师东渡黄河，很快占领晋西北偏关、兴县、保德等地，加之地区“牺盟会”“战动总会”等群众组织的掩护配合，晋西北根据地县区政权建设迅速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共的直接介入，晋西北地区很快出现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而是很快随着山西正面战场的基本结束，阎锡山与中共矛盾激化，在1939年年底晋西事变后宣告完结。面对阎锡山1939年年底的军事进攻，中共迅速反击，终于在赶走晋军后正式在兴县建立了新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