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路》載：孔子答子路問“爲政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莊子·天下》稱：“《春秋》以道名分”
此真孔子作《春秋》之要旨。所謂名，即世所謂名分；有其名，即有其實，所謂名者實之賓，故合稱名實。論者考察《春秋》正名，有名詞、文法、論理、人倫、政教四大指向，而以人倫政教爲最重要
胡安國《春秋傳·序》稱孔子作《春秋》“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
所謂人倫政教之指涉，《春秋》宋學性理學之論題，已不疑而具。
元趙汸《春秋屬辭·辯名實之際》述之曰：“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趙汸論及“去名以全實”、“去名以責實”
大多涉及人倫政教之書法。胡安國《春秋傳》解釋《春秋》，則凸顯“去實以全名”，由此觀之，削而不書，予奪褒誅之意特重，如：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踐土之會，周襄王下勞晉文公，《春秋》削而不書；但書曰：“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于踐土。”所以如此書者，欲以見君父之道。温之會，晉伯實召王，《春秋》但書曰“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亦削而不書，而書“天王狩于河陽”，所以見臣子之道。要之，《春秋》之義在端正名實；名實所在，可以筆削史事，而損益辭文。婉而成章，出於特筆，而以啟疑示義。城濮之戰，晉勝楚敗，周襄王命晉文公爲侯伯，出入三覲，遂爲中原之伯主，此春秋政治生態“無王而伯者興”之現實。周襄王貴爲天子，號稱諸侯共主，然有名無實，特精神領袖而已。名與實之乖違如此，孔子爲維繫政治倫常，故去其實以全名，於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河陽之會，晉侯以臣召君，不可爲訓，故《春秋》亦諱敘换述，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政教倫理之堅持，固孔子作《春秋》之重要使命。
去實而全名者，亦“實與文不與”之倫。如僖公十五年，秦晉韓之戰，秦伯伐晉，《經》不書伐；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春秋》削而不書，有何微言大義？胡安國《春秋傳》云：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
晉惠公“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以伐人，《春秋》之義，專在罪晉，故不書伐。秦晉戰於韓，獲晉侯以歸，而《春秋》不書歸者，免秦穆公戰晉之罪也。韓原之戰，晉敗秦勝，《經》不言師敗績者，君重師輕，書重可以略輕。筆削重輕之際，自然以人倫政教爲取義之歸準。秦伯實攻伐晉惠公，然師出有名，晉韓簡所謂“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故《春秋》原其情，實伐而不書伐。晉惠怙惡不悛，罪有應得，師敗而秦穆實獲以歸，故《春秋》但書獲，不書歸。名者，實之賓，重輕之際，書法之所慎。
《春秋》書事，有看似闕文，實乃孔子削而不書，以見微辭隱義者，其例不少。孔子作《春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而辭文之損益，有損之又損，而至於闕文留白者，最耐觀玩。胡安國《春秋傳》於此，頗見抉微，如：
孔子作《春秋》，斷以大義；或以削而不書見義。如魯隱公之立，“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故《春秋》不書即位。桓公十五年《春秋》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經》於求賵、求車，皆書曰求，不書王賵。成風，以妾母爲夫人，文公五年，《經》書：“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王不稱“天”者再，《胡氏傳》以爲“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
吴楚之君卒，如《春秋》宣十八年書“楚子旅卒”，襄公十二年書“吴子乘卒”，十三年書“楚子審卒”，襄公二十八年書“楚子昭卒”，昭公元年書“楚子麋卒”，昭公十五年書“吴子夷末卒”，昭公二十六年書“楚子居卒”，定公十四年書“吴子光卒”，哀公六年書“楚子軫卒”。若此之類，一概書卒而不書葬
元趙汸《春秋屬辭·辯名實之際》曾列舉“天下無王，則桓公《春秋》闕不書王”，指桓公三年至十七年，凡十四年，乃斷大義，非闕文可知（詳後）。趙汸又稱“中國無伯，則晉靈公之盟會不序”，指文公七年，《春秋》書“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七年，書曰“夏，諸侯會于扈”，皆不列序諸侯之名。見中國無伯，楚之所由興，此名實之際所當辯者。《胡氏傳》所舉不書即位、不書王賵、王不書天、吴楚君卒不書葬，皆攸關政教倫常，夷夏之防。要之，所以不書者，“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www.xing528.com)
魯桓公在位十八年，《春秋》凡十四年皆不書王，或以爲闕文，實則乃孔子“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胡安國《春秋傳》申説極詳，其言曰：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三年……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自桓公三年而後，《春秋》正月不書王者十有三，乃孔子筆削舊史，損益辭文，而以削文示義。桓公弑隱公而立，弑君之逆賊，在官者殺無赦，人人得而誅之。而至於十四年間，無所忌憚如此，故《春秋》闕文不書。譏桓公目無天王，天王亦失政刑而君不君。
《春秋》書例，雖無事，履端於始，必舉正月，此《穀梁》家之言。《春秋》十二公，除定公元年不書“正月”外，其餘十一公歲首必書“正月”。换言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是孔子作《春秋》時，削而不書，特筆發疑。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稱：“《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説以大明之。
定公元年而不書“正月”，較諸《春秋》十一公，爲突兀，爲異常，啟人疑惑，其中微辭隱義適足以引人抉之發之。胡安國《春秋傳》言：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魯昭公失道，流亡在外八年，終而客死他鄉，書曰“公薨于乾侯”，爲天下笑。季氏與昭公有仇，故舍昭公之子而立昭公之弟。於是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共推定公即君位，是所謂陪臣執國命。孔子作《春秋》，爲反應此種政治實況，故一反平常書寫策略，以削文不書，示微言大義所在。於定公元年但書“春王”，下闕“正月”。與《春秋》其他十一公相較，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迥不相同，遂成孔子之特筆。《胡氏傳》解釋“定何以無正月”之筆削，略云“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云云，説解平正通達，較諸《公羊傳》《穀梁傳》圓融可觀。《公羊傳》稱“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闕如不書，削文見義，特其中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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