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深度探讨书中美丑

孔子筆削《春秋》，以“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爲其大原則。胡安國《春秋傳》稱：“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其事或筆而書之，或削而不存，止有取舍，不能增益改作。唯《魯史記》之辭文，可以簡，可以約，可以修飾，可以調整，所謂“其文則史”。世所謂孔子修《春秋》，錢穆以爲“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誠見道之言。

語云：意在筆先，胸有成竹，未下筆先有意。孔子筆削魯史，以作成《春秋》，其中之歷史編纂學亦不例外。《不修春秋》史事之或取或舍，或有或無，或多或少，權衡斟酌之際，其義已隱然穿梭其中，作爲裁斷之指南。同時或稍後，《春秋》之約簡修飾，涉及辭文之損益、繁簡、詳略、虚實，筆削之際，《春秋》載記之前，大多已脈注綺交於著述旨趣——義。清方苞（1668—1749）論義法，所謂“義以爲經，而法緯之”一語可以概括《春秋》之纂作歷程。其事、其文，爲“如何書”之法；其義，則爲“何以書”之旨趣。就辭文之損益修飾而言，堪稱史事排比，史義體現之中介環節：憑文可以見事，即辭更可以觀義，故辭文之修飾，於《春秋》詮釋學十分重要。錢鍾書《管錐編》稱“昔人所謂《春秋》書法，正即修詞學之朔”；又云“《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確爲真知灼見。

有關《春秋》之修辭學，《公羊》學闡述較多，董仲舒以下，蔚爲一派特色。董氏《春秋繁露·祭義》引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如《春秋》十二公，除隱公元年書“王正月”外，其餘十一位魯君共書九十二次。《春秋》文字崇尚簡約，一書前後何以重出複沓如此？蓋藉重複文句，以標榜大一統之微義，正其用心所在文句重出，有助强調，此修辭美學之常理。《春秋》之辭，簡嚴而婉微；《春秋》之文，殺史見極所以重出複沓如此者，此猶《詩經》之重章叠唱，有利於傳播，有助於强化印象董仲舒孤明先發，持修辭觀點，發明《春秋》之義理，歷代《春秋》學者於此，多有闡揚。胡安國《春秋傳》一編之中，尤三致其義。如書盟會，看似複沓詞費，不憚其煩，與《春秋》之簡嚴約飭殊科，實則書重辭複，乃反常合道，藉重複達到强調，蓋其中自有大美惡存焉，如：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虚、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稱：“《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春秋》備書以責之，責魯也，亦責宋也”《春》

就比事屬辭觀之，桓公於二年之中，君臣兩盟四會，惟宋之故。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説》秋》對於魯與宋之斥責，表現在兩年中二盟：盟於折、盟於穀丘；四會：會於夫鍾、會於闞、會於虚、會於龜。書之重、辭之複，不惜詞費如此，不合《春秋》簡嚴殺史之書寫原則，孔子皆存而不削，見《春秋》惡屢盟卒叛，數會卒離，不以會盟爲可恃者。又如會盟同地而再書，其中亦自有美惡存焉：

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昭公十三年，《春秋》書“秋，公會劉子……于平丘”，又書“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同年會盟，而再書平丘。依《春秋》書例，書重辭複，其中必有美惡存焉。宋劉敞《春秋意林》美之，以爲“殆與葵丘明天子之禁無以異，此則《春秋》所貴也”然《春秋》再書“平丘”，《胡氏傳》於書重辭複，却以爲惡：“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楚霸視中夏二十年後，晉昭公號召諸夏，會盟於平丘，人知其不能有爲，故譏之。宋末元初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説》以爲再書平丘：“書同盟，譏主人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是詞繁不殺，或以爲惡之説。由此觀之，爲貴爲惡，由於微辭，所以難曉，朱子之感慨不爲無理。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16000餘字。平均一年得66字，一個月纔5.5字而已。《春秋》辭文之簡嚴不贅，殺史見極，可以想見。然《春秋》文字，却有不憚其煩，不嫌詞費者，以《春秋》約文示義之書法觀之中必有大美惡焉，頗耐觀玩。如：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隱公四年，《春秋》書“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列序四國之名，以誅責四國黨公子翬而同伐無罪之鄭。若止書“翬帥師，會伐鄭”，立義已明；猶嫌言之不足，故再列舉四國。要之，再舉四國之書法，正所以誅討亂臣，此孔子之運神寫意。《胡氏傳》稱“《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此之謂“史外傳心”。唯莊公十四年，《春秋》書“單伯會伐宋”，事雖同却不復再舉三國之名，可以作對照。魯命上卿單伯帥師會齊桓伐宋，以示從霸之意，故其詞平而無貶。異於隱公四年，四國會師黨逆賊公子翬，《春秋》甚疾四國爲虎作倀，故言之不足，而再舉四國。《春秋繁露》所謂“《春秋》無通辭”，“《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亦由此可見。

《禮記·經解》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安國《春秋傳》解讀《春秋》，多通覽全書，比觀前後，排比其事，連屬其辭，因法而推求其義，往往見諸言外。如魯宣公汲汲奔齊喪，而不會天王之葬事，《胡氏傳》説之曰：(www.xing528.com)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宣公）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宣公二年，《春秋》書“冬，十月乙亥，天王奔”；三年，《春秋》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通《春秋》上下前後而觀之，於是發現魯宣公有不臣之意：“天王之喪不奔，却行郊禮。”此比事以觀，其義自見。宣公九年，《春秋》上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下接書“夏，仲孫蔑如京師”；當歲首而宣公朝於齊，夏乃使大夫聘於京師，君臣上下尊卑之等錯位如此。《胡氏傳》運用屬辭比事解讀之，以爲“比事可考，不待貶絶而惡自見也”。卑周而尊齊，義見言外。宣公十年，上書“春，公如齊，公至自齊”；接書“齊侯元卒”，下書“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則桓公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可知。宣公在位十年矣，於周纔一往聘，乃遣一大夫往；於齊，則二朝，又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卑周而尊齊，桓公之罔顧君臣倫理，肆無忌憚，由《春秋》辭文之繁而不殺，可見史外所傳聖人之情、之義。

都邑者，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修築都邑，必於農隙，以無害稼穡。晉杜預（222—284）《春秋釋例·土功例》云：“凡城都築邑，國之大事。是以《春秋》詳其得失，救患分災，恤病備難。有爲而然，則不拘時制。《胡氏傳》比較“邢遷於夷儀”、諸侯“城邢”、“城楚丘”諸土功，而見詞繁而不殺之書法，云：

……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于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

僖公元年夏六月，《經》書“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桓公率諸侯築城而救患，列序齊師、宋師、曹師之名，美其同惡相恤以救患，故書重詞複，繁而不殺。“邢遷于夷儀”與諸侯“城邢”，本是一事，何爲複言？《公羊傳》稱：“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此以複重凸顯褒美之義。僖公二年，春王正月，《春秋》書“城楚丘”，實齊桓公率諸侯築城而封衛，所以不書桓公者，《胡氏傳》稱“不與諸侯專封也”，貶斥桓公不當僭越天子大權而封人之國《左傳》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則安集可知詞繁、詞簡，筆削各有書法，有如此者。

一般而言，《春秋》屬辭多約簡其文，歸於謹嚴。然其間亦有書重詞複、繁而不殺者。反常而合道，此中必爲孔子之特筆，如華元之出奔與歸宋，《春秋》皆不省約其文辭，《胡氏傳》云：

（華）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禄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説是也。

宋共公卒葬之後，宋國六卿相互傾軋，引發王位繼承之爭。蕩澤（名山）爲司馬，弱公室，殺太子。華元爲右師，既不能正、不能治，乃出奔晉。未幾，而華元歸，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乃安定。《胡氏傳》釋經，大抵據《左傳》敘事。《春秋》書上述宋事曰：“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書重詞複，繁而不殺如此，《胡氏傳》以爲《春秋》稱美華元不賴寵，能治亂；又援引蘇轍《春秋集解》之説作爲佐助。由此觀之，《春秋》之約文屬辭，實無異文章之修辭；方苞説義法，所謂“義以爲經，而法緯之”。

上下舛逆，尊卑錯位，君不君、臣不臣，此《春秋》所以作。孔子欲體現經世之志，其層面多方，因書重詞複，繁而不殺，以見褒貶美惡，爲其中一端。《春秋胡氏傳》又云：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爲後世之深戒也。

昭公十三年，《春秋》書“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中，“劉子、單子以”五字，一言之未足，又再言之，據《春秋》殺史見極、約文示義之書法觀之，其中自有褒貶美惡，否則《春秋》經文之修辭，當不致詞繁不殺如此。《胡氏傳》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書法因“實與而文不與”産生。王猛不能自定其位，受制於劉蚠、單旗，劉、單力能廢立王猛，故曰“以”。由此看來，劉子、單子蓋挾持天子，以號令天下諸侯。以臣制君，不可爲訓，故一書而未足，又再書之，而上下舛逆，太阿倒持，陪臣僭越之義，見諸辭文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