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实与而文不与，特别强调义

周朝東遷，王綱解紐，周天子地位陵夷，等同諸侯。其後，“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春秋》出於大一統考量，不得不“尊王”而賤伯。然面對“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之殘酷現實，又不得不屈就伯主與諸侯之專討、專封、專殺之合理性、合法性，於是《公羊傳》有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之説尊王與重霸之弔詭矛盾，可見一斑。

孔子筆削魯史，以作成《春秋》，有“因舊史而不革”者，是所謂筆；有“革而不因”者，是所謂削。一般而言，常事、合禮不書；異常、失禮乃書。然有不必書，而仲尼書之者，是所謂存而弗削之特筆；蓋出於孔子獨到之見識與裁斷，最可見《春秋》作成之意義。特筆之揭示，有三大面向：有“非其實而特書以見義者”；有因“人事之變，恒辭不足以盡義”，故特筆以是正者；有“事變而義隱”，特筆因“文異然後疑生，疑生然後義見”者元趙汸《春秋屬辭》稱：“特筆者，所以正名分，決嫌疑也。諸説雖出諸後儒，然可以相互發明。

常事不書，合禮不書，唯失常、違禮乃書。然人事之變異，名實之乖違，若仍拘守上述筆削之法，將如刻舟求劍，不知變通。於是《春秋》既要遷就現實，又要批判“非其實”之載記，乃揭示特書之體例。换言之，本爲常事，可以不書；然其事其文名實相違，爲避免以辭害義，故出以“特筆”是正之。既以端正視聽，又可決疑釋惑。如死亡之名，五爵各有定稱：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書卒一也，而予奪褒貶不同，如：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依《春秋》書例，外諸侯卒，國史皆承赴告，孔子因仍舊史，存書而弗削不改，所謂因文見義。胡安國《春秋傳》稱“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此之謂實與而文不與（詳後）。特書可以發疑，發疑乃能是正，不致以文害義。叔肸，爲魯宣公同父異母弟，非卿大夫，死而《春秋》書“公弟叔肸卒”者，胡安國《春秋傳》謂：“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以爲叔肸曾非議弑君，不去而又不食宣公之禄，其隆情高義，“可以明親親，可以厲不軌”。叔肸爵雖非大夫，爲表彰賢良，亦得特書爲卒。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稱“《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春秋》書“公弟叔肸卒”，褒貶予奪大不相同，唯特書足以釋疑。

春秋時代，諸侯不王，伯者迭興；中國無伯，夷狄猾夏；大夫專兵，諸侯離散。孔子思撥亂反正，乃筆削《春秋》，而端正名實，遂成《春秋》之要義。《公羊氏》傳《春秋》，有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六看似弔詭之書法，頗能體現孔子《春秋》筆削之苦心孤詣與别識心裁。胡安國《春秋傳》詮釋《春秋》，於此頗見闡説，如：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衞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宗法社會之王位繼承，有其一定之體制。或受命，或未受命，尊卑已有不同；同爲受命，或受命於天子，或受命於本國國君，尊卑亦有差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春官·典命》掌“諸臣之五等之命”可爲佐證。故程頤《春秋傳》稱：“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公子晉之立爲衛君，石碏因衆人所欲而立之，既未受命於天子，又未受命於先君，不合宗法社會王位繼承之規範。故《春秋》於此，特書“衛人立晉”，以明實與而文不與。胡安國《春秋傳》稱：《春秋》特書“衛人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公子晉，削去公子之號，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衛人立晉，此爲政治之現實情況；《春秋》不以爲然，故特書之，斥其“不宜立”，此趙汸《春秋屬辭》所謂“去名以責實”又如：

……《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

魯爲孔子之宗祖國，故《春秋》書事，凡“接我”者，皆屬内辭。既爲内辭，則本不必書者，因“接我”而遂存而書之。如襄公二十一年，《春秋》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庶其爲小國之大夫，微不足道，本不必書其姓氏，然因來奔而“接我”不以義，故筆而書之。猶莊公二十七年，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因接我不以禮，故《春秋》書曰“莒慶來逆叔姬”邾庶其來奔，接我以利欲，故特書其姓氏，以爲謹戒，此所謂不書而書，特筆示義。(www.xing528.com)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論史記，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云云，約其辭文，即屬辭之功。《春秋》謹嚴，間或因一字而見褒貶予奪。在君不君、臣不臣之特殊時空中，守經與達權各有是非然否。當時基於現實權宜處理者，孔子《春秋》或以爲不可，是所謂“實與而文不與”。如《春秋》書“以”，頗不苟且：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吴子伐楚。蔡弱於吴，魯弱於楚，宋與蔡、衞、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又如僖公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春秋》書曰“齊人以歸”，受與不受，事涉兩難，實與而文不與，故出於“以”而示義，胡安國《春秋傳》曰：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絶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依《春秋》書法，魯夫人薨，例不書地；於夫人姜氏却書“薨于夷”，則夫人姜氏不得其死之義，見於言外；猶書魯桓公死曰“公薨於齊”然。此即元趙汸《春秋屬辭》論特筆，所謂“人事之變，恒辭不足以見義”，故待聖人特筆是正之，以之正名分，決嫌疑夫人姜氏亂行，弑夫君，淫齊襄，齊桓公既爲盟主，義得行誅，故桓公行霸，召而縊殺之於夷。齊桓既誅姜氏，乃歸其喪於魯。魯人欲拒受而不可，欲受葬又亂典型，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書“以”者，見其無可奈何，不知所措，《胡氏傳》所謂“以者，不以者也”。

君見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此《春秋》之書例；如魯隱公、宋殤公見弑，而逆賊未討，《春秋》不書葬以刺之之類。然《春秋》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却特書“葬”者，顯有例外，如蔡景公見弑於世子般，賊未討而書葬。《胡氏傳》運用系統思維，比其事而屬其辭，推斷孔子所以如此書者，其義在罪諸侯而貶大夫，如：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

襄公三十年，《春秋》書“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則蔡世子般子弑其父，奪父政而有之，爲弑君之逆賊。《胡氏傳》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世子般弑父弑君，天下人人得而誅之。今世子般弑其君，名藏諸侯之策，諸侯却仍往會其葬，而未見誅之討之，是不以世子般爲逆賊也。故《春秋》於蔡景公薨，不宜書而特書“葬”，《胡氏傳》以爲“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何以知其然？“葬蔡景公”文下，《春秋》接書“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可窺孔子史外傳心之一般。《胡氏傳》排比對比上下前後之史事，連結全書相關之辭文，於是而知《春秋》之微辭隱義矣。宋劉敞《春秋傳》釋“會于澶淵，宋災故”稱：“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譏。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録纂疏》亦持比事屬辭説經，衡以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以評騭諸侯之會葬與會於澶淵相形之下，世子弑其君，諸侯當以誅討爲重、爲急、爲大、爲先，而以救宋災爲輕、爲緩、爲小、爲後。會葬鄭景公，是不以世子般爲弑君之賊而誅討之；十二國會於澶，爲救宋災，是以輕爲重、以緩爲急、變小爲大，可後爲先。《春秋》特書“葬蔡景公”，罪諸侯、貶大夫，譏諷之義見於言外。

彼爲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或因利欲，或緣禮義，或爲名分，或隨權變，在春秋特殊之時空下，歷史發展已確實如此，史乘據事直書，不得不“實與”其事。唯孔子作《春秋》，自許撥亂經世，欲定是非猶豫，故往往藉屬辭比事之書法而體現其“文不與”。此之謂特筆、特書，最見微辭隱義之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