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據實直書，義見

《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春秋》直書“入向”“入極”，明示莒人、無駭私意帥師造臨異邦國都，殆與侵略無異。《春秋》直書“入”，其言外之意，爲逆而不順，爲諸侯不臣，爲天王不君，堪稱“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之誅”。是所謂據實直書，而其義自見。又如：

内大惡，其詞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絶其祀，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陣曰戰，詐戰曰敗。

外辭之是非褒貶，固多據事直書，即内辭之小惡，亦往往直書不隱。事有重輕，故《春秋》或直書、或諱言。於内，事輕惡小者直書，事重惡大者諱言。如隱公十年，取郜、取防，《春秋》直書而不隱；然成公六年，取鄟；襄公十三年，取邿；昭公四年，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絶其祀”。其事重、其惡大如此，《春秋》曲筆諱言“滅”，而書“取”；似盜非義之微辭，見於言外。取者，非其有而得之，事異詞同，諱而不書滅，所以爲魯諱。又如：

魯自開國以來，習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僭越非禮，由來已久。《春秋》因魯“初獻六羽”，據事直書之，此之謂因事屬辭；於是前此用八佾之僭，其義多見於言外。此之謂互發其藴，互顯其義。《胡氏傳》稱“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也”，所謂行事然後見其用。因事發義，多不徒託空言。

《孟子·盡心上》：“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胡氏傳》以爲：嚴義利之辨，《春秋》之法故强取城邑、强致寶器，必直書於策，以爲鑒戒。胡安國《春秋傳》稱“取者，得非其有之謂”，筆而書之，而其貶抑之義自見，如：

宋人恃强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宋人强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

《左傳》稱“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其後孔父嘉因民之不堪命，而弑殤公《春秋》大義，主防微而杜漸，運用系統思維，原始要終以敘戰，以見“不善之積著”，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宋殤公恃强取長葛，《春秋》乃“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自見。《春秋》於桓公二年，先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然後接書“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桓公乘亂取鼎，可以知之。桓公乃弑君之賊，不能致討；今又遂亂取鼎，納於大廟，故《春秋》直載其事，譏其非禮，以爲後世之鑒戒。

屬辭比事爲《春秋》之教，爲作《春秋》、讀《春秋》、治《春秋》之金鎖匙，胡安國《春秋傳》於詮釋《春秋》時，多所提示。排比其事，連屬其辭，《春秋》之微辭隱義得以考見，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如：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榖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榖之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黄，不能救。凡此類屬辭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晉人秦人）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排比、對比上下之史事，連屬前後古今相關之辭文，以寄寓經世致用之義，此孔子作《春秋》時因事而屬辭之歷程。吾人讀《春秋》、治《春秋》，依循其本，回歸原典，以經解經，自可以即辭以觀義。如胡安國《春秋傳》解讀“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榖”事，即排比陽榖之會之先後，連屬“大雨雪”“大雩”之辭文，以見儆戒於天如此，而推衍僖公不能禮佐齊桓，又知齊桓怠忽霸業，是所謂“直書于策，而義自見”。僖公三十年，《春秋》先書“夏，狄侵齊”，後書“秋，晉人秦人圍鄭”，固直書其事矣，而胡安國《春秋傳》運以“上書”“下書”之屬辭比事解讀之，而晉文公之但圍同姓、不伐救齊，不攘斥夷狄，譏諷自在言外。(www.xing528.com)

尊王攘夷，内諸夏而外夷狄，爲《春秋》之大義。胡安國身處南北宋之際，“激於時事，語多感慨”，對夷狄亂華之遏抑，於用夏變夷之期待，一篇之中三致其意焉。其所褒貶予奪，多寓乎“直書其事”，如：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僖公二十一年，《春秋》先書春，諸侯“盟于鹿上”；再書秋，諸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執宋公”者，爲楚子，今不書楚子執之，却列序“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之名，且“列序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此之謂列序見義。盂之會，《春秋》所以“直書其事而不隱”者，義在“分惡於諸侯”，深貶諸侯不勇於義，莫敢攘夷狄。且鹿上之盟，《春秋》書“宋人”，亦貶斥宋襄公昧於尊王攘夷之義。又如：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吴，皆外詞也。内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義自見者也。

《春秋》書法，有詳有略，而褒貶予奪繫之。内諸夏而外夷狄，此《春秋》之大義，而詳略褒貶因之。宣公十年，《春秋》書“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爲討伐夏徵舒弑君逆賊，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春秋》志在討賊，楚莊能之，故《春秋》未加貶抑。中國方有弑君之亂，而魯、晉却汲汲於“會齊伐莒、求成於狄”，相較之下，魯之伐莒、晉之會狄，爲汩亂華夷内外之防，誠夷狄之不若，故《春秋》直書其事，所謂“不待貶絶，而義自見”。

孔子敘魯事，凡魯君可恥可惡者，例爲之隱晦其恥，避書其過，所謂諱國惡。然亦有自反而縮，行己有義者，亦直書其事，未加隱晦。《胡氏傳》舉平丘之盟、沙隨之會爲例，如：

臣子之於君父，隱晦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晦。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平丘之會，十二國會盟，昭公獨不得與盟，可恥孰甚？然《春秋》直書其事而不隱。《胡氏傳》以爲晉主此盟，犯五不韙，“得不與焉，幸也！”成公十六年，《春秋》書“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晉不見魯成公，似爲魯侯奇恥大辱，當隱避其事不書方是。然《春秋》却直書其事曰“不見公”，未嘗隱諱，何也？沙隨之會，魯公後至，晉誤聽譖言，怒公而不見。魯直道而行，曲在晉侯。直書其事，言外自寓微旨，所以垂訓後世。

“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此胡安國《春秋傳》對孔子作《春秋》之理解。故舉凡可以寓託王法、撥亂反正之事例，孔子爲勸懲垂教，經世資鑒，則筆而書之。《胡氏傳》於此，頗有發揮，如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論語·季氏》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云：“陪臣竊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春秋》所以作，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陪臣竊國命，此所謂“天下無道”。魯昭公“薨於乾侯”，蒙塵在外，終則客死他鄉，可謂國恥。《春秋》未循爲尊者諱之書例，却詳書於策。定公元年春，《春秋》不書即位，却遲至夏六月戊辰，方書“公即位”。此中之遲速進退，孰令致之？端視季孫意如之宰制而已，是孔子所尤指斥之“陪臣執國命”。魯政既受制於季孫，一切聽其好惡可否，故昭公喪至在葬期後六月。《春秋》於定公即位於“夏六月戊辰”，筆而書之於《經》，《胡氏傳·序》所謂“行事然後見其用”，據實直書，而貶斥陪臣，早定宗嗣之義，見於言外，足爲後世鑒戒。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